蒋介石当年带走多少黄金?李登辉说有960万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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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接上篇 蒋介石与蒋经国等人飞到成都后,久久不见父亲归队,都以为他已经被俘虏或遭遇什么不测。直到5天后,父亲与他押运银元的车队,一起抵达成都。蒋介石知道杨森的举动后大怒,他在日记里称这位一生有12位妻妾的四川军阀“跋扈鲁莽”,到了台湾后再也不用杨森。 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父亲曾经的一位下属赵抡元回忆,因为这些黄金大多是500两一块的大金砖,所以他们紧急送到造币厂,连夜赶工将大金砖切成一两一块的规格,作为胡宗南部队急待的军饷。

接上篇

蒋介石蒋经国等人飞到成都后,久久不见父亲归队,都以为他已经被俘虏或遭遇什么不测。直到5天后,父亲与他押运银元的车队,一起抵达成都。蒋介石知道杨森的举动后大怒,他在日记里称这位一生有12位妻妾的四川军阀“跋扈鲁莽”,到了台湾后再也不用杨森。


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父亲曾经的一位下属赵抡元回忆,因为这些黄金大多是500两一块的大金砖,所以他们紧急送到造币厂,连夜赶工将大金砖切成一两一块的规格,作为胡宗南部队急待的军饷。


12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成都等候刘文辉、邓锡侯来开会,等了一下午不见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刘、邓两人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这一天也是父亲在大陆的最后一天,登机时,因为人太多,只得将行李抛弃,他留在成都的5万两黄金,以后也没人提起过,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里。


1949年12月10日14点,蒋介石乘专机从成都飞到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足大陆。这一天,卢汉在云南通电拥共。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几乎完全被逐出大陆,但当时海南岛及舟山群岛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财务署还向海南岛等地运送金银,大概是期望这部队还能坚持一阵子。到了12月14日,父亲在日记上写“空军认为(运款)赴滇都不可能”,国民党在大陆的军费支出,就此永远画上句号。


我的父亲


时隔60余年再来看黄金运台的那些秘密档案时,一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蒋介石为什么对父亲如此信任?


父亲是浙江宁波镇海人,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是地藏王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我的祖父吴吉三,受维新思想影响,在家乡兴办教育。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祖父曾将祖产的一艘丰泰帆船出让,所得6000金作为学校经费。


在家乡镇海完成初级教育后,16岁时父亲进入宁波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3年后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1925年,父亲从沪江大学商科毕业。


1926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上海,在别人介绍下,父亲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次年6月又加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但北伐军到了保定以后,指挥部取消。在蔡元培资助下,父亲到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就学。


1931年夏天,获硕士学位的父亲回国,不久,经留法同学汪日章推荐,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做机要科长,开始了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生涯。他的踏实肯干很快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管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此后,父亲职位几经变化,他在国民党的空军也工作了整整10年,由此也与宋美龄熟悉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我想,蒋氏夫妇能同时信任我父亲,除了父亲勤勉谨慎的个性外,也与他是基督徒又是蒋介石的宁波老乡有关。此外,父亲的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所以虽然古板木讷,但对于蒋氏夫妇来说,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是一位“能吏”。


我是1939年在成都出生的,从我有记忆起,家里生活就很拮据。由于营养不良,当时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被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父亲当时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5岁时,我们搬到重庆,全家6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父亲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母亲一手打理的。虽然父亲当时主管全国军粮分配,但我们家里,每餐也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几乎没有什么下饭的菜。因为卫生条件不好,我生了疥疮,全身溃烂,都是母亲与姐姐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现在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了。


1943年7月,父亲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到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的赏识,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剧变。


1945年,父亲被湖北省主席王东原请去当财政厅长,在他3年的任期内,我们家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我还记得在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几个小孩子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每年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


1949年5月16日,到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的父亲,送一份文件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公馆。周至柔是父亲的多年老友,他随口问我父亲:“你的家眷呢?”父亲告诉他还在上海。周至柔说:“赶快走,川沙今早已经'陷落'了!”川沙在上海东南面海边,表示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海、空路以外,陆路已完全断绝了。


父亲在中午时分赶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不到两小时就收拾好简单行李,坐吉普车去江湾军用机场。我记得那天天有点阴,一路上都是此起彼伏的炮声。我们所搭载的是C-47型飞机,飞机过道靠机门边上,都是小木箱,里面装的是炮弹,除了我们这一家人,就是一批炮弹。以父亲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别人去提醒,有点不可思议。而我的3位哥哥,就此留在了大陆。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虽然职位再也没有往上升过,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事情。曾经的同僚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他在日记里从无半句怨言。


粗略地算起来,父亲当年经手的“军费”黄金市价在2亿美元以上,但这个“肥差”却丝毫没有让我们家受益。1957年,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我的分数距离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只差1分,那时也可以选择去刚成立的一家私立医学院就读,但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5000元台币、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学费,最终我只好到台大读了并不喜欢的牙科。


1964年,65岁的父亲一次性领了新台币10万元--时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养老福利绝缘。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学,父亲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1500美元做旅费和生活费。来美不到一年,母亲写信说已经来讨债了,父亲很感慨地对母亲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讨债!”幸而当时我在大学有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省吃俭用,还了此款。


1949年以后,奶奶、姑姑还有我的3个哥哥,都留在大陆,但父亲从来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情感,他的日记还是以记录每天的工作为主,几乎没有涉及他个人情感的内容。


1973年左右,我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外面散步,父亲突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父亲告诉我,前些时候他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恩来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恩来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3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而父亲也把在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我的3个哥哥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他带来了我大哥的亲笔信。大哥在信中说他在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


父亲告诉我,他已向蒋经国先生报告过此事,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信,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


1991年,离开大陆40多年的父亲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看一看。祖父在家乡办的延陵小学还在,父亲还去捐了钱,与他的两个妹妹也见了面,这一次旅程非常圆满。从上海飞到香港的当晚,父亲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好,让我放心。没想到,从香港飞回台北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感觉不好,发现手一直在抖。在医院吃完晚餐、去做CT的过程中,人就过去了。这距离他从老家回来还不到24小时。我想父亲也是心愿已满、无疾而终吧。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的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任董事长的收入,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也就8万多美元,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财产,也是母亲赖以维持余生的钱,后来省吃俭用10年,到百岁高龄。这点积蓄,而其他无任何房产,这也许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黄金之谜


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蒋介石最初秘密运作此事,是怕李宗仁知道后向他要这笔黄金;到了台湾以后,大家都知道蒋先生不愿意提此事,久而久之,黄金运台,便成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关于从上海运出的黄金总量,历来是个模糊不清的数字。1954年4月,有位记者在台北访问曾任央行总裁的俞鸿钧,中央银行运台湾黄金究竟价值多少,俞鸿钧沉吟片刻后回答:“很难以清点决定。”台湾当时的“立法院”、“监察院”和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展开调查,最终也不了了之。黄金运台事,不但在国民党这边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法,在中共方面,我想因为建国之后,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它在两岸之间都成了一笔糊涂账,我之前也和很多研究民国史的专家探讨过此事,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字。更有甚者,1948年9月至10月间,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元、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因而,央行黄金总账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


当年国民党政府究竟带了多少金银美钞到台湾?关于这个问题,外界普遍引用台湾“监察院”在1949年发布的一个数字:“……中央银行在2月底有390万两黄金,此外尚有7000万美元外汇,及足够铸造7000万美元的银子。”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当年运往台湾的黄金一共有400多万两,其中140万两又“回到”大陆各地--50万两左右用于内战军费开销;60万两左右用于国民党在大陆的行政开销。留在台湾的黄金,大约35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台湾地区800万军民每人平均分到1英两黄金或50美元。这些黄金一部分用到了支撑“新台币”发行的币信上,另外一部分作为“新台币”的准备金,稳定了当时的台湾金融,也使台湾渡过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飘摇的难关。所以连蒋经国也说:“政府在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就不堪设想了。”


在几批运台黄金中,父亲经手转移、密藏在厦门的这笔军费黄金,更是“机密中的最高机密”,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都查不出相关记录。最近,台北“国史馆”给我提供了一批最新资料,其中一份是俞鸿钧1955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了藏在厦门的这笔黄金的准确数字:155万两。内战结束时,财务署还剩下103万两--这表明,在这笔秘密军费中,有50多万两被用于内战。


俞鸿钧的报告还显示,财务署最终将这剩下的103万两黄金交还给台湾银行,兑换成新台币,给部队发作军饷。


应该说,这笔黄金的来源并不光彩,因为其中大部分是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从老百姓手里收回来的。发行金圆券的本意是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但结果却是大量黄金被收归国有,老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却一路狂贬。我做了一个粗略计算:政府当初兑换这150多万两黄金,花费了10亿金圆券,而到了1949年7月,这10亿金圆券竟然连1美元都换不来。老百姓被掠夺成这个样子,这个政府又如何能不倒台呢?

我曾经看到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此外,“中华民国”还要维持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要交联合国会费,这都需要外汇,这笔开支和那些黄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将是我研究的下一个课题。


李登辉在2004年曾信口开河地说过这样一番话,颇引海内外人士的注意:“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960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注:指“太平轮”)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口就沉了……”


1949年1月27日,从上海开往台湾的“太平轮”在夜间航行时,与另一艘轮船“建元号”相撞之后沉没于舟山群岛附近,近千人丧生,其中包括华裔神探李昌钰的父亲。后来有一些文章说,一些黄金也跟随“太平轮”沉没于海底。但在我看来,“太平轮”上不可能有黄金。我想,运黄金之事非常重大,以常识推断,也不可能用有1000多位乘客坐的这么拥挤的船运黄金。但是,“太平轮”上却有央行的1200多箱文件被海水吞没。6位押运员仅幸存一个。且不说李登辉所说的960万两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事实上,“太平轮”根本就没有运载过黄金。


另外,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中央银行的重要档案是在1948年6月以前装箱上船;6月以后的则直接运送广州。所以我认为,“太平轮”上也并没有重要的档案和账目明细。不过,这艘船上应该还有些白银。“太平轮”就沉在白节山小岛附近,也许未来还可以去打捞,来证明我的推测。


关于黄金的事情,最有意思的一件是,2009年12月初,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刚刚发现了蒋介石的5封私人信件。最后一封写于1949年5月23日,即上海解放的前4天,蒋介石亲笔写信给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良(时任上海代理市长)、陈大庆(时任上海防卫司令)、石觉(时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局令)这4个人。信中说,留2万两黄金和100万块银元给“共匪”。可最后,汤恩伯只留了6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元。只是不知道汤恩伯是借此表示他对蒋介石的“忠诚”,还是他在里面“中饱私囊”。


迄今,这些从上海运到台湾的黄金大致还剩下100万两左右,目前保存在台湾的“文园国库”。最重要的是,这些黄金本来属于全中国人民,必须得给两岸人民一个交代。怎样把这件民怨很大的事情圆满解决?这是个重要议题。100万两黄金,本金价值10亿美元,算1分利,每年利息也有7000万元人民币。我的建议是,这部分黄金的利息,可以用来成立促进海峡两岸教育的“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用于教育,而且不动用本金,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我的黄金研究还将继续下去,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动这个基金的早日成立,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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