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朱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吃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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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爷爷朱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吃饱过 口述/刘建 文/周海滨 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然而,通过孙儿们深情的回忆,我们感受到,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三年自然灾害,爷爷种菜补定量不足 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妈妈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为了让妈妈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对妈妈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 爷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孙,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叫他

爷爷朱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吃饱过


口述/刘建 文/周海滨


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然而,通过孙儿们深情的回忆,我们感受到,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三年自然灾害,爷爷种菜补定量不足


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妈妈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为了让妈妈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对妈妈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


爷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孙,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叫他‘爷爷’。虽然现在有些文章中给改成‘外公’了,但我们一直按习惯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我叫朱老总“姥爷”,爷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我小时侯很讨爷爷喜欢,他走到哪儿总愿意带着我。疼归疼,爱归爱,爷爷丝毫没有放松对我的要求。我渐渐长大后,爷爷循循善诱地告诫我:“你可不要成为滑头滑脑的‘小泥鳅’!”


爷爷对晚辈是非常关心的,很少对晚辈发脾气。他都是用很温和的话来告诫我们。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差一些,有一次期末考试得了五十九分。不及格,要重考。爷爷就对我说:“看来你没用心在学习上。”我说:“我就差一分。”爷爷说:“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你不认真,就会办什么事都不认真。学习是为了走向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知识和人才的。你在学知识上不用心,不按照毛主席又红又专的要求去办,这可不行。”但他没有对我发脾气。


我和弟弟刘康在爷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几乎与两位老人形影不离。我们上学之前,爷爷已经退居二线。他用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除台湾、西藏、宁夏,他几乎走遍所有的省区和直辖市,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当爷爷和康克清奶奶外出视察访问时,人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个小男孩伴随其间,这个小男孩不是我,就是我的弟弟刘康。


爷爷在四川老家是位知恩图报的厚道兄长。当年他能读到书,并且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从不多的收入中挤出供他读书的费用。解放后,爷爷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由秘书负责保管),但因为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学费、生活费、交通费,还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费……一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爷爷和康克清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爷爷自1955年授元帅军衔以来,却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的工资。直到爷爷去世,他拿的工资仍是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有400多元,这已是中国行政工作人员最高的薪水标准了。这笔不能算少的钱光爷爷自己用,是足够的,可是因为家里人多爷爷从来没有宽裕过。


在爷爷家,人最多的时候要开三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爷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从此没有了荤腥。爷爷年纪大了,厨师想方设法单独给他老人家做一道油水多一点的营养菜。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每月粮食定量26斤,爷爷也自报了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绝大多数男性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定在28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有粮票才能买粮食,所以家中就立了一个规矩,凡休息日回家吃饭,每人都要交粮票,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国家取消票证制度才结束。


爷爷把自己的定量缩减到26斤,在副食品匮乏而且全部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个定量标准就是爷爷一个人吃都不算宽裕,更何况家里还有二十来口人,又都是年轻人。但爷爷却胸有成竹。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在战争年代,只要环境允许,他便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这已成为他长期的习惯。艰苦的生活,锻炼了爷爷识别野菜的本领,长征中他还教会了很多指战员如何识别野菜,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保留了革命的种子。


困难时期,爷爷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孙辈们,在中南海住所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茄子、白菜、辣椒这些都种过。爷爷还很会用地,中间种些什么,边上种些什么。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帮助爷爷管理菜地,还带领我们采摘野菜,如荠菜、苦菜、榆钱叶等和粮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吃。


爷爷是种菜高手。在历次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北京,他都亲自开荒种菜,他还亲自纺线织布。每周休息日时采摘鲜菜后,爷爷奶奶总会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会餐”。


我当兵了,爷爷说“不要变成‘兵油子’”


早在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法战争时,爷爷就是靖国军少将旅长,38年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当年,爷爷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时,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问他:“朱德元帅,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爷爷的回答简短而干脆:“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我在爷爷的影响下,1970年应征入伍当了一名新兵。


1971年底,部队领导考虑到爷爷年岁大了,派我回北京出公差,顺便看看爷爷,并代表部队表达对他老人家的问候。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临走时,部队首长——爷爷战争年代的老部下让我给爷爷带了点礼物:两瓶汾酒,两瓶老陈醋,还有一些小米。我没有多想就带回了北京,送到爷爷家。一见爷爷,我立刻行了一个军礼,爷爷惊喜地说:“我们的娃娃兵回来了!”当看到我带回的东西后,爷爷、奶奶就不高兴了,问清了情况并严肃地批评了我,告诫我他们从不收礼。但最终为了不伤害部队领导的好意,爷爷奶奶没有让我退回部队领导带来的礼物。在我回部队时,爷爷一定让我把钱捎回去,并要求我把购物发票邮回来交给他们,以防我从中作弊。


爷爷当了一辈子军人,最关心部队的情况。战士们在想什么?吃的怎么样?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有没有沾战士的便宜……我把在部队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爷爷嘱咐我说,要成为一名好战士,不要变成“兵油子”。爷爷说的“兵油子”是指那些国民党老兵,打起仗来,枪口提高一寸,领起赏来,胳膊伸的最长。爷爷常告诫我,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转化工作。他还说,当兵一定要从普通战士当起,和战士一起,和基层干部一起,又经过机关,再走上领导岗位,你看问题就更全面了。提干后,我每次回家探亲,爷爷总是倾听我这个小排长的汇报。他说:“部队打仗是靠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是靠官兵一致。”爷爷亲历了旧军队的腐败没落和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这是他在漫长革命生涯中得出的真谛。


存放德国巨款为国买书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dde65f0100jqn8.html?tj=1) - [朱德外孙刘建]口述:爷爷最大的遗憾_苹果醒目_新浪博客

1922年,爷爷到德国留学之前,已经是战功赫赫的护国名将。护法战争失败后,军阀混战。在茫茫黑夜中,爷爷感到迷惘。“五四”运动的爆发,使爷爷看到中国光明的前途,他断然放弃了高官厚禄,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到上海,在闸北找到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爷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没有答应爷爷的入党要求。他的冷淡态度使爷爷感到非常痛心,但是爷爷要求入党的决心没变,他坚定的表示:我一定要成为共产党员。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 …我深信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我会成为共产党员的!爷爷决定到马科斯的故乡去学习寻找革命的真理。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爷爷学习社会科学和哲学,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共同的革命意志使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经由周恩来爷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抛弃过去的一切,爷爷重新走上一条艰苦卓绝的,但是充满光明的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89岁高龄的爷爷又一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了勉励自己,激励后人,他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他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普通人,脚踏实地工作。


爷爷逝世之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物,他把节余的工资都交了党费。爷爷生前多次特别谈到接班人的问题,要我们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多接触群众,要接班不要接官。


爷爷有一笔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国。那是史沫特莱写爷爷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稿费。史沫特莱1950年逝世前,曾经留下遗嘱,要将稿费转交给爷爷。国外有关机构按照死者的遗嘱办理了稿费转交事宜,将这笔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爷爷知道这件事情后,怀着对史沫特莱深深的敬意,亲自将她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且在墓碑上题了字。以后他对稿费没有再去过问提及。1958年2月,爷爷接到中国驻德国使馆的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


爷爷接到大使馆的请示,提笔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


大使馆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书籍全部分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


中南海里闻名的兰花“先生”


爷爷一生都非常喜欢兰花留下了不少吟诵兰花的诗句。因为种养兰花而成为中南海闻名的兰花“先生”。当他在南方视察时,只要有机会爬山就会去寻兰花。


很多照片都记录了他整理兰花的情景。他经常到中南海的花圃里,一蹲就是半天。四川的夏蕙、广东的墨兰、银边大贡、贵州的野生种类和无锡的各种春兰,大约有千余种兰花在温暖的花房里争奇斗艳。爷爷沉浸在万花丛中,这或许是他最为舒心的时刻。


爷爷喜好兰花可有历史了,他20岁左右从军云南时,非常喜爱一种开着白色花朵的野兰花。每到春夏交际,这种野兰花漫山遍野,清风吹过来,阵阵芳香袭人,特别招人喜爱。因为经常作战,流动大,不能种花,他就用瓶子养着采来的野花。再后来,他提升当官了,就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在山里采集野兰花,移植到他各种简易可携带的“花盆“中。时间一长,他认识了许多兰花,能准确地辨别它们的品种。


1928年,爷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他又一次在井冈山上看见了久违的野兰花,并且记住了井冈山生长兰花的主要地点。相隔30年,爷爷到井冈山地区视察工作,仍然记得当年井冈山的野兰花。他利用空闲时间,爬上山找到野兰花生长地,将花移植到瓦盆里,带下山,带进了中南海的花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的中山公园开始养育兰花。爷爷知道这事后,一天坐车突然来到中山公园的花圃,一边参观兰花,一边和栽培兰花的园丁们聊天,将自己多年养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以后遇到有什么新品种,或是有什么花展,公园总是第一个告诉爷爷,爷爷有什么新品种的兰花也经常带去给中山公园管养。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爷爷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山公园看望他的兰花。一进花圃,看见熟悉的兰花,好像看见久别的老朋友,眼眶都湿了。


爷爷长期患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所以要少食多餐。冬天我们经常和厨师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上滕干。爷爷饿了的时候就拿点干馒头片吃。


爷爷喜欢吃四川泡菜和回锅肉,但是后来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的很严格,每顿基本上都是保健菜,过瘾的菜都不让他吃,爷爷这个简单的要求就也被“剥夺”了。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来看爷爷,到饭点了,奶奶留他吃饭,问他喜欢吃什么,廖公一听,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肉”。其实,廖公和爷爷一样,都被医生管着,在家里又被夫人监督着,和猪肉无缘。爷爷这时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这个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满足他吧!”奶奶叫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怕爷爷也加入这个开戒的行列,便指着我对大家说,“正好,我们家也有一个吃肉的。”这以后,“吃肉的”成了对我的代指,“吃肉的回来了”,每次我回家,保准会得到这个热烈的欢迎词。吃饭的时候,爷爷边吃自己的边看着回锅肉,自己一点也不能吃。奶奶就得老打岔,引开爷爷的注意力。我在饭桌上看到爷爷实在想吃,就偷偷夹一块放到爷爷的嘴里面。


爷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奶奶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




附注:本文作者系口述历史专栏作家,著有《家国光影——12位开国元勋后人的往事与现实》。

刘建:朱敏长子,少将,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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