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思想给我们的启迪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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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里有过一阵对康有为“虚君共和”复辟论调和一般灵学派人物要搞“捣鬼”把戏的辩驳,鲁迅先生就说:“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了,……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是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球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鲁迅,《我之节烈观》,见《鲁迅全集》第1卷116页。)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无数先烈的热血,洒遍了锦绣山河”的民主革命时代,但我终于忍不住要套用鲁迅先生的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里有过一阵对康有为“虚君共和”复辟论调和一般灵学派人物要搞“捣鬼”把戏的辩驳,鲁迅先生就说:“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了,……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是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球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鲁迅,《我之节烈观》,见《鲁迅全集》第1卷116页。)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无数先烈的热血,洒遍了锦绣山河”的民主革命时代,但我终于忍不住要套用鲁迅先生的话也说一句:辛亥革命快100年了,“人民共和国”也建立60年了,我们这里居然还要花这许多的工夫来辩“民主是个好东西”。我想俞可平、韩云川先生们在写那几篇著名的文字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感到阵阵悲凉吧?100多年前,十七岁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蓉作《革命军》时,曾有感于国人蒙昧而激愤地写道,“中国人者,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邹蓉《<革命军>自叙》,见华夏出版社《革命军》第5页。)“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华夏出版社《革命军》第47页。)《红楼梦》里有个奴才,主子要他坐,他不坐,说是站惯了。毛泽东也曾问,中国人是不是做奴才做惯了?我在此特别声明,我说这些,决没有侮辱全国13亿同胞的意思,只是一年来看了许多否定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阻挠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生活的文字,我就想,我们有的人是不是真的骨子里做惯了奴才?!或者是做惯了奴隶的主人!?


为了打破这些奴隶思想,我们现在有必要回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共和传统。因为,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才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特别在伪临朝如袁世凯者倒毙后,大大小小的袁世凯即便批着各类形形色色的外衣,也终于不敢再帝制自为。孙中山先生早有明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孙中山先生在瞻望中国“走向共和”的潮流时曾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的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81页。)在经过了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回流”之后,为了打破这个历史回流“余波”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保证历史进步的“主流”方向,我们确有必要回到孙中山先生这位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缔造共和国统的伟人的视野下,来普及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民常识教育。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胡锦涛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兹于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里取几样布于后,于增进国人民主政治和公民常识,或有意义。




一、何谓政治


记得年少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政治”。教科书往往要这样解释政治:列宁说,政治的实质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镇压的工具。又看到革命先辈回忆毛泽东口头回答别人的提问什么是政治时,毛泽东说,政治嘛,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越来越多,把对方的人搞得越来越少。等等诸如此类。不知为什么,一个少年读到这些,总觉反胃。后来稍长就想,这种“阶级斗争”和“封建权术”的政治、国家观念,相去世界三百年多来的民主潮流、相去近代人民主权论者卢梭的《民约论》精神太远,如果按这种搞法,只怕中国永远建不起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更不用说如今还要构建和谐社会了。


成年以后,读到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给人的感觉,和列宁、毛泽东的作品真是两重天,读来如饮甘泉。且看孙中山先生怎么说政治。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69页。)


为了方便全国普通人民行使民主政治,他把政治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即民权,包括选举官吏权、罢免官吏权、创制法律权,复决法律权,谓之“四大政权”。治权即政府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谓之“五大治权”。政权属于人民,“这是人民管理政府的力量”,“要完全交到人民手中,要使得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去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159页。)治权属于政府,“这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同上注)这样人民有充分的“权”,政府有很大的“能”,孙中山先生要通过“权”“能”区分,也就是政权与治权的区分。既保证政府通过“五大治权”,有很大的“能”力和很高的效率,如今天所说的去“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使人民能通过“四大政权”,切实有“权”,去方便地节制政府,不使政府为恶。


孙中山先生唯恐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政权与治权也就是权能区分的原理,特别列举了四个比喻来做说明。


1、以阿斗和诸葛亮为例子。他说,“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像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给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138页。)他说,在民主政治下,我们全国人民就都是皇帝,个个都是阿斗。“如果政府是好的,人民便把他当做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人民便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同上,第142页。)


2、以股东与经理为例。他说,“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公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142页。)


3、以车主和车夫为例。他说,“到了现在的新时代,权与能是不能不分开的,许多事情一定是要靠专门家的,是不能限制专门家的。像最新发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东西,是街上的汽车。……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就这个比喻,更可分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143,144页。)


4、以工程师与机器为例。他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像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像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同上,第152页)


用这些比喻,孙中山先生告诉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并不需要普通人民具有多么专业和高深的政治知识。关键是我们要搞好政治制度的设计,使一般人民能够很方便地运用。所以民主政治的能否实行,主要的责任在政治程序的设计者,而不在普通的一般人民。打个比方,比如现在专业人员设计好电脑程序后,一般人民包括小孩都能很方便地运用它。民主政治的道理也正如此。孙中山先生说,“要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同上,第159页)要使得机器的构造,“不但使有机器知识的人,可以来管理,就是没有机器知识的小孩子,也是可以来管理。譬如现在所用的电灯,……只要一转接电钮,便可以开闭,这样一转手之劳,是很便利很安全的,无论是那一种没有电学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女孩,或是乡下极无知识的愚民,都可以用手来转它。”(同上,第160页)政府的“五大治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它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同上,第166页)是要把政府机器“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同上注)“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同上注)“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大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么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静一动,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像有了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同上注)


孙中山先生说,“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个很安全的节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就可以用它。”(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161页)


针对有人说中国发展不够、人民民智低下,不能行民主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袁世凯之流,必以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人乎!”(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6卷第209—210页)他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虽然知识程度不高,但经过四千年文明的进化,实具备高度的生活的智慧,与未开化的土著人是不同的。


二、何谓宪法


1、宪法的真义


少时上学,一般教科书定义宪法就是指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样定义固然不错,但并没有揭示出宪法的真义。要说根本大法,则历代封建王朝也有统治人民的根本大法。但这不是宪法。宪法是民主时代才有的。什么是宪法?孙中山先生说:“所谓宪法者,简言之,就是把国家政权分几部分,各司其事。”(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5卷第486页)所以宪法的本质就是把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分权制衡、合作互动。他为此设计了五权宪法。


2、五权宪法是中国人自己的宪法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不是搞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这按照有些人的逻辑是很符合他们的胃口的,大概不至再遭反对吧?)更不是搞的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结合中国历史传统、适应世界民主潮流而制定的中国人自己的宪法。他说:“兄弟当亡命各国的时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的结果,见得各国的宪法,只有三权,还是很不完备。所以创造出这个五权宪法,补救以前的不完备。”(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5卷第499页)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法,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为基础。其缺点,最主要的有两项:第一是以行政机关兼操考试权。这样可能以行政干预考试,以考试便利行政,也可能接受请托,甚至滥用私人。第二是立法机关兼操监察权。这样最容易造成议会专制,使行政机关动则得咎。因此,孙中山先生创立五权宪法,以弥补三权宪法的不足。他说“因为没有考试的缘故,一般并不懂政治的人,他也想去做官,弄得乌烟瘴气,人民怨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5卷第496页)“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必须设立独立机关,专掌考试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的人,方得有效。这便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同上注)笔者觉得有了这考试权的独立,像美国和我们中国大陆现在,一般不懂治国平天下专业知识的什么球星、影星、歌星都可以跑出来选州长、当官员、做委员的弊端便可以消除,因为治理国家实际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什么人都会的。孙中山先生又说,要使监察权也独立,这样可以“分国会之权”,免除“议会专制”,“国会独裁”之弊。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之后,就成为五权宪法。


3、五权宪法融合了古今中外的精华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的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的三权分立,更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古今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是采用外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165页。)“考试权,原来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从前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把试场的门都关上,监试看卷的人,都要很认真,不能够通过关节,讲人情。大家想想是何等的郑重。”(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5卷第507页)“说到弹劾权,在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的谏议大夫和清朝的御史之类,就是遇到了君主有过,也可以冒死直谏。这种御史是耿直得很,风骨凛然。”(同上注)所以“中国以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是决不可少的。”(同上注)


五权究竟如何分权制衡、合作互动呢。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说:各县“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行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人员失职,则由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之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第6卷第205页)“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同上注)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都晓得的。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就是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一些皇帝的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为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莽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252页。)“我们现在讲民权主义,便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斗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孙中山,岳麓书社2000版《三民主义》第84页。)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对我们是深具启发和教育意义的,对我们今天的****,是可资借鉴的。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对我们今天在全国政治上,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炎黄春秋》今年第8期发表中央党校韩云川教授的文章《妨碍******的认识误区》指出,现在中国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有利于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统一。他指出,“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两岸的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文章并在最后进一步呼吁,为了国家统一和历史进步,“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


我认为,包括大陆和台、港、澳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如果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就必要以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政治思想为起点,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寻求国家的进步与统一。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全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民主革命家,共和国统的缔造者,受到全中国人民共同的由衷景仰。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与建国蓝图,和他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丰功伟绩一样,实为我们中华民族开辟了千万年的前途。我们要明白: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本无什么新民主主义、旧民主主义之分。民主是相对君主而言的,就是一种政府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全民政治。作为人民作主的政府制度,它以自由选举为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尊重个人的价值、自由平等以及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以法治为约束来保障和追求最大多数人所要求的目标和理想;作为全民政治,它要造成公民社会,因此无所谓“人民内部”与“人民外部”之区分,因此任何阶级专政都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历史已经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造成了少数人的独裁和寡头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它是属于全中华儿女的,我们要珍惜它、爱护它、继承它、发扬它。毛泽东建国初期也曾说,“他在政治思想上为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同上注)胡锦涛总书记更是指出,“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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