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毛封为“摩擦专家”的张荫梧小传(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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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说到河北民军,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张荫梧,一个是乔明礼。    张荫梧很多人很熟悉,乔明礼知道的人可能就不那么多了。造成这样的结果,都是源于两个我们熟知的事情——摩擦和起义。张荫梧大约是最早和八路军搞摩擦的国民党将领,而乔明礼则是第一个起义的保定军校生(和高树勋同在邯郸被围后起义)。    [B]说起来,这张荫梧是因为摩擦而出名,乔明礼则是因为起义而不出名。其实虽然介绍乔明礼的史料不多,但是你看看就会发现,二者同为河北民军,一个是总指挥,一个是副总指挥,评价却截然不同!张荫梧是“摩擦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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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河北民军,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张荫梧,一个是乔明礼。


张荫梧很多人很熟悉,乔明礼知道的人可能就不那么多了。造成这样的结果,都是源于两个我们熟知的事情——摩擦和起义。张荫梧大约是最早和八路军搞摩擦的国民党将领,而乔明礼则是第一个起义的保定军校生(和高树勋同在邯郸被围后起义)。


说起来,这张荫梧是因为摩擦而出名,乔明礼则是因为起义而不出名。其实虽然介绍乔明礼的史料不多,但是你看看就会发现,二者同为河北民军,一个是总指挥,一个是副总指挥,评价却截然不同!张荫梧是“摩擦专家”[《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590 页],乔明礼却是“抗日名将”[《文史精华》 2008年1期 《抗日将领乔明礼》]。


张荫梧因毛泽东一锤定音,使得今天难见其正面评价,但是民间特别是其家乡对其评价,却是很好。


张荫梧毕业于保定军校五期步兵科,说起来也算是资格比较老的一员了。他这个人按现在常说的标准,应该算是品格优秀的榜样。他自奉甚简,烟酒不沾,常穿布衣布鞋,与士兵同甘共苦,每日坚持体格锻炼,还要写大字一千,且“从无间断”[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六 503]。


张荫梧颇有才华与计谋,加之严以自律,文武兼修,因而一到晋军,立刻受到阎锡山的重视,地位很快超过同期其他同学(此时张荫梧的同期同学有傅作义、李服膺、王靖国等)。但是,不少严以自律的人大多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多孤芳自赏,或者恃才傲物。简单说,就是不会做人,处事中到处得罪人,所有看不惯的事情,他一概拒绝。张荫梧因此而受到的影响,可以从后来他在军界的失意和他其他同学在军界扶摇直上的对比中看出来。


张荫梧作战勇敢,身先士卒。1926年在与国民军南口战役中,张荫梧身负重伤,仍率部作战,直到最后撤回太原。1927年,升任14师师长兼第七军副军长。北伐中,张任第七军军长,在宣化西与奉军血战一周,伤亡惨重。最后用自制手榴弹以及滚雷等武器反攻奉军,反败为胜。于此同时,傅作义守涿州三个月,弹尽粮绝后投降奉军。对此,张荫梧大为不齿,认为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列传,504]。这成为二人不和的开始。


1928年二次北伐,张荫梧依然奋勇往前,一马当先,先后攻占保定,进入北京。1929年6月,张荫梧出任北京市市长兼公安局长。这时,张的老脾气又来了。严以律己的他自然看不惯官场的官僚气息,于是乃精简机构,更改“师爷、老爷”等旧称谓。作为一市之长,他不做汽车,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公安局原本配有两顿公餐,张荫梧也一并把它取消了。


与此同时,张荫梧还缉私缉毒,先后查抄了日本人在使馆区设置的毒品加工厂,破获了东陵大盗案,严惩高利贷等。当然,对于中共的活动,也是坚决打压的。作为北平市长,官场应酬之事当然不会少,张荫梧则一概拒绝。在北平市长任内,他没有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除了阎锡山、蒋介石来京,其他人来也概不迎接。


张荫梧对外国人态度冷淡,尤其对日本人,更无好感。由于他概不与日本人来往,以至于一位日本代办发牢骚:“来北平一年,连市长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列传,505]”


可以说,张荫梧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京城面貌大为改观。然而他也不得不得罪了一批人,此后政治军事生涯失意,于此不无关系。


中原大战,张荫梧被阎锡山任命为第二集团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后被任命为第二、四路联合总指挥。期间与傅作义矛盾重重,经阎锡山调节,乃暂得解决。中原大战失利后,阎锡山下野,张荫梧与晋军不少将领有隙,难有容身之地,于是被迫带几百随从回到老家博野县,办了著名的四存中学。


张荫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至少这个时候如此。


一二九运动,他是站在学生一边的。张荫梧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一点在他任北平市长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对于共产党,他不认为是所谓的“匪”,但也不认为他们那一套可以救国救民。面对中共的争取,他也断然拒绝。但是在他的四存中学,共产党的书刊是可以自由传看的。这至少说明,对中共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他基本上还是赞同的。


有人曾将“曲线救国”这一名词戴到张荫梧的头上,说这个词是张荫梧发明的。笔者至今不能确定这个原始的出处来自哪里。笔者看到有关张荫梧谈论及“曲线救国”的,一篇是郑一民的《张荫梧与河北民军》[《河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文史资料选辑》一一一辑],一篇是王林的《我所认识的张荫梧》[《王林文档》],且两者的说法出处截然不同。郑一民称张荫梧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压制学生运动,面对学生的请愿张荫梧说“现在救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赤手空拳白白送死,一种是积蓄力量。你们现在边学习边训练就是曲线救国[郑一民,《张荫梧与河北民军》]。” 而王林则称,“张荫梧发动博野事变失败后,又策动冀中第二支队柴恩波部反共。张荫梧估计柴恩波的队伍从新镇一带拉不到冀南去,就给柴发了电报,叫他先投降日本,并美其名日:“曲线救国”。这个可耻的名词,就是张荫梧在此发明的[王林,《我所认识的张荫梧》,《王林文档》]。”


郑一民显然想用张荫梧的这段话来证明“张荫梧的抗日决心并非那么真心和坚决”,但是他不会不知道,张荫梧是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而一直支持学生运动的。为此,中共还派中共党员到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虽然对中共的主张不以为意,但张对温建公始终对温以礼相待。此时的环境下所说的“曲线救国”,和后来我们常说所说的“曲线救国”,其意相差万里。


而王林所说的“曲线救国”,其原本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柴恩波事件的前因后果:


柴恩波先是国民党新镇县保安团长,河北沦陷后他没有随军后撤,而是拉起队伍在冀中抗日,后被吕正操任命为冀中游击第二团团长,在后来被改编为八路军三纵第二支队,1938年曾在霸县击溃日军110师团千余人。接着冀中开始了肃托运动,游击部队的大批干部被肃反枪毙,比较出名的有河北游击第一师师长高顺成,第二师师长段士增等。冀中顿时人人自危,空气一度紧张。


1939年2月20日,上级下达命令,调独立二支队去肃宁整编整训,柴恐怕遇到高、段等人的下场,没敢冒然前往,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极力争取柴恩波回归建制。当时国共合作尚好,柴恩波迫于形势,决定回归国民党继续抗日,就任国民党委任的冀察游击第一师师长,结果柴恩波的此举引起贺龙的强烈不满,派120师一部对独立二支队进行镇压,与此同时,日军也对二支队进攻,柴恩波在腹背受敌,等待国民党军增援无望的情形下,投降了日军。


那么当时调柴恩波去整训,是不是要肃反?


目前看来恐怕是的。据吕正操回忆称,柴恩波“是个利欲熏心的家伙”,“老想拉队伍,自立旗号”,“我们对他的表现早有察觉,想在反扫荡高潮过去之后认真解决一下。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被他知道了[吕正操回忆录]。”然而实际上,柴恩波什么也不知道,他仅仅是预感自己有可能被肃反,不敢去,而吕正操加给柴恩波的罪名,也基本上是“莫须有”。


柴恩波投日受张荫梧指示,目前最原始的出处,大概就是王林所说的“张荫梧日记”了。这本日记的来源,也颇为传奇。王林是这样描述他是如何得到这本日记的:


这本日记是他(张荫梧)在张骞寺村突围时丢失的,因为上边没有他的姓名,也没有引起谁的重视。一次我去冀中行署,见一个人从一个本子上撕纸卷烟。这个本子,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日记本,外边的硬皮已经被撕去干别的用,而留下的是写日记的篇页。我一看是张荫梧的笔迹,(一九三六年春组织上派我在张的四存中学做过地下工作,认识他的笔迹),就说:“我给你卷烟纸,把这个本子送给我吧!”日记就是这样得到的[王林,《我所认识的张荫梧》,《王林文档》]。


首先这段话否定了以前流传较多的一种说法——日记是缴获的。而确定日记的依据,就是看出来这是“张荫梧的笔迹”。对此,笔者不能否定其真实性,但是在没有第二个人证实的情况下,笔者只能对这本“孤证”表示怀疑,而且至今我没有看到张荫梧这本反动的日记的哪怕是一点内容被公布于众。


王林有张荫梧的日记,但是没有公布内容。没有日记的郑一民则给出了笔记的内容:


张荫梧给蒋介石的电报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军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做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云云[张荫梧与河北民军]。


不过在那样的情况下,笔者是有理由相信国民党方面有人默许柴恩波在当时的处境下投降日军的,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张荫梧,值得商榷,因为这件事和张荫梧原本就没有多少关系,换句话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源于八路军的“内讧”,而不是张荫梧从中作梗。另外,策动柴恩波脱离八路军的,是CC系的王宗祺[120师征战实录],宣布委任柴恩波为河北游击暂编第一师师长的也是河北省政府主席鹿仲麟,而不是张荫梧。


1931年到37年,张荫梧通过办学,宣传了他的抗日主张,也树立了他“主战派”的形象,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亲信。在此期间,阎锡山重提旧好,重新委任张荫梧为陆军中将,邀其赴太原筹办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张荫梧从四存中学选拔了近百名学生,推荐到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学习,并带去一部分文化和军事教员。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张荫梧被程潜任命为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处长兼第一战区司法监。张以军官教导团的200多人以及原本在河北的旧有势力,在保定育德中学成立了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乔明礼出场了。


乔明礼是张荫梧在保定五期的同学,早年毕业后先是在张宗昌的军队,被安排在在方振武手下。北伐后,1929年9月,方振武因与韩复榘、石友三等人谋划反蒋,在南京参加会议时被捕,关押在汤山陆军监狱。乔明礼团驻江南大通与驻安庆的余亚农(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肄业,陆军少将)旅长约定共同反蒋,乔明礼团袭击蒋军第三旅韩德勤(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陆军中将)部于芜湖市,占领一日。继因蒋军退迤南山区,与追击的蒋军胡祖玉(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陆军中将)第五师,韩德勤第三旅战斗于皖南之南陵、泾、绩溪等地。失败后,乔明礼回北京与余亚农、阮玄武(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陆军中将)、鲍刚等继续参加反蒋活动。


1933年,方振武参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鲍刚脱离方部,投向蒋介石,乔明礼不愿投蒋,遂称病回到北京。次年鲍刚邀请乔明礼回到其独立四十六旅任副旅长,乔遂答应。1936年经鲍刚推荐,入南京军官高等教育班受训,“七七事变”前回到河北原籍。


此时,可以说乔明礼正无所事事,张荫梧在保定军校的时候与乔明礼关系不错,此时张已任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长,而其成立的干部养成所也急需人才,乔明礼自然成为不二的人选。这个干部养成所,多有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组成,共编为四个干部队[《我所知道的河北民军》,《河北文史资料》,16辑],其中第四队为张荫梧四存中学学生组成。


1937年9月24日保定失守后,干部养成所退入山西陵川县。南撤途中,各县退出来的保安队被张荫梧改编为一个团。十月初,张荫梧的人马已经有五个干部队。此时,他开始派遣工作组到潜入到敌占区开始活动。这些工作组也不负众望,曾策反了伪军一个师,并且策反部下刺杀了伪军军长李福和[《河北民军的兴起和溃散》,河北文史,4,列传6]。


在山西陵川的这段时间,张荫梧和八路军的关系尚好。中共派朱瑞到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并和八路军划分了防区。中共甚至一度将原河北邢台四师校长孟福堂率领的“太行小分队”划拨给张荫梧领导培训。但是张荫梧虽然与中共合作,但显然不愿意中共在他的队伍里搞宣传。后来觉得这个小分队难于控制,就又还给了八路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到1938年初,张荫梧已经扩大到八个大队,其辖下的河北民训处也更名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张被任命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王长江(河北博野县城人,与张荫梧同乡,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生)、乔明礼任副指挥,辖下的八个大队(团)分别为:一团长王长江,二团长刘冲九,三团长张超,四团长孙光前,五团长韩祖光,六团长盂宪福,七团长吴嘉谟,八团长李兆膺,九团1938年9月建于冀中,团长为李侠飞[《张荫梧和河北民军》,《文史资料选辑》111辑,《河北文史资料》16辑],全部约一万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党员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也是在张荫梧的领导之下开展的。吴嘉谟曾带领一个团在冀西与杨秀峰部一起打游击,两部合作十分愉快,杨秀峰最后热烈欢送吴嘉谟。而吴嘉谟回到陵川,也向张荫梧做了详细的汇报。


这一切在1938年秋开始发生改变。


此时,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被任命为河北保安司令。9月,张荫梧奉命开始向河北敌后深入。然而此时河北大部已经被八路军建立了根据地,他们对张荫梧的归来,自然不报欢迎的态度。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感慨我们今天宣传的强大。毛泽东的一锤定音,使得张荫梧进退两难。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看看张荫梧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关于张荫梧北上的事情,据郑一民回忆称,当时在张荫梧部的中共党员张存实“曾多次向张荫梧建议:‘河北民军顾名思义,不应当留在山西,应回河北和八路军合作抗日,打游击,打日本。’张荫梧听了并不以为然,但他也感到部队粮饷困难,山西不是久留之地。每当酒足饭饱之后,张荫梧便在指挥所挂的军用地图前踱来踱去,冥思苦想着重返河北,霸占冀中平原”


看了这一段,笔者不仅拍案叫绝,首先笔者愣是没看懂这张荫梧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回河北。如果张荫梧北上,就是“霸占冀中平原”,不北上,那是消极抗战。你说这张荫梧也真够难的。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张荫梧的名声的确在外,其影响力在河北丝毫不逊于八路军。因而张部一进入河北,各种地方武装纷纷来投,张荫梧一时间实力骤增,这在当时已在河北站稳脚跟的吕正操看来,不能不有点泛酸。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作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钟麟认为,河北的各种政权由他来领导,县长自然也得由他来任命。因为现在“国共合作”了,“军令政令要统一”,八路军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站稳脚跟的八路军当然不愿意听从国民党方面的指挥,至于要撤换县长,那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乎,一个县有时会出现N个县长,国民党的,中共的,日伪的。纵观初期的华北敌后国共政治摩擦,几乎全是因这个原因而起。


再后来,几乎就是军事摩擦了。


相信很多人对于每次国共摩擦的前因后果很感兴趣,笔者查阅不少资料,就自己看到的情况做一描述,算是微观的窥探下华北敌后国共摩擦的点滴。


关于河北民军和八路军,比较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冀中事件(博野事件),一个是深县惨案。


先来说这个冀中事件。关于谁先挑衅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XXX大举进攻,我忍无可忍,不得以还击”。我没有逐个研究这些个摩擦,不敢妄下论断,但是就这个冀中事件,不妨来剖析下。


郑一民声称的起因是“张荫梧派王长江率三个团的兵力前去冀中,对付已和共产党合作的张存实”。吕正操也称张荫梧“这次来是想抢占地盘,幻想利用它过去的影响扩大势力”[《吕正操回忆录》,P189]。八路军实际上已“于12月16日把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四个团(一、六、七团、特务团)全部包围在杜村一带。拂晓,八路军被迫还击”。


对此,笔者不太能理解把对方包围之后被迫还击是怎么样一种情况,王育英帮我解开了这个疑问。王当时在王长江的一团,当时驻在博野杜村,任务是“向保定方向的日军警戒”。次日大雪,午夜后“忽闻枪声大作”,“惊诧日军何来之速”[《我所知道的河北民军》王育英,《河北文史资料》16辑]。交火后才知被八路军包围,至天明,该团少数突围,大部被缴械。


谁是谁非,此时尚不好说。然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史料记载,12月,吕正操致军委会电称日军“分路向冀中扫荡”,为支援吕部,军委会电令张荫梧连同原驻博野的博野民军(实为中共领导)“于十四日率部北上”,“以阻击保定南下之敌”。“不料于十六日上午一时,吕部于司令率三千余人,突向我驻博野北邑及杜村之第一团部队同时袭击,至十六日上午,第一团十三大队以及特务中队一部,均被缴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 中共活动真相 二P273]” 。


从史料可靠性来说,《史料初编》均取自当年原始档案。如今被大陆学者广泛引用,其可靠性非常之高。与王育英的回忆对比,发现其一致程度也非常之高,整个过程起因结果一目了然。


中共方面并未就此罢休。“战斗结束后,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抗日政府为了揭露张荫梧的真面目,先后印发了《看!张荫梧想干什么?!》、《民八事件内幕》等材料,并将其罪行刊登在《冀中导报》和《冀南日报》上,使广大抗日军民了解了事件真相,认识了张荫梧的反动本质,为最后消灭以张荫梧为首的反动势力打下了基础。[《张荫梧和河北民军》]”


关于深县惨案,大家也可以百度一下,相信在第一页大家就能找到答案。关于这件事,尽管吕正操信誓旦旦的说是张荫梧挑起的,但是如今已经有不少的学术论文对此进行了论述[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雄威:《“深县惨案”考述》],大家有兴趣可以详细看看。我们所知道的“深县惨案”的后果是,河北民军张荫梧部彻底被打垮,张荫梧彻彻底底成为了国共摩擦的牺牲品。


张荫梧在深县被击溃后,乔明礼也重伤被俘。但是乔明礼之前在冀西与杨秀峰关系尚好,与八路军冲突不大。乔明礼因而对于吕正操这一举动非常不满,被俘后对冀中军区领导赵金成说:“石家庄日寇出十万买我,死的五万。你把我打成这样,日寇不给你十万也得给你五万,你领赏去吧[《抗战中的乔明礼》, 《人物春秋》]。”乔明礼被释放后,鉴于杨秀峰和他关系不错,中共让杨秀峰做他的工作,劝他和八路军合作,杨秀峰管政治,乔明礼管军事。在乔明礼看来,这种合作无疑于被吃掉,当然没有答应。


乔明礼提出应允许他继续在河北抗战,杨秀峰答应了。但是提出几个条件,首先乔明礼的藁城县政府要取消,其次,要给乔明礼划分防区。第一条乔明礼答应了,此时他已经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对于第二条,他表示不能接受。因为敌后日军扫荡频繁,不可能不跨越防区。


1939年底,张荫梧因摩擦失败被撤职,乔明礼继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自此,河北民军从1938年初成立,到了39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从数万人之众,淹没在了国共纷争的洪流里了。此时仅剩乔明礼一部,在河北完全丧失了话语权。


本文内容于 7/8/2010 10:34:10 PM 被江山难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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