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宋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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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 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7月28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7月29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资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卢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 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7月30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


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8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宋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 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乘机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拢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 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 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二)


宋哲元驻在河间的期间,有一天,接到电话报告,说萧振瀛就要来到河间见宋。宋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就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张维藩(曾任宋的参谋长)对宋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现在他既然来了,还是表示欢迎的好。”秦德纯、过之翰等也在旁怂恿着宋迎出去接一接。宋不便过拂大家之意,就一同乘汽车到郊外去接萧。


萧同大家见面时还哭了鼻子。原来萧振瀛离开冀察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上是想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他同宋等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离开大家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怎么能够在国外呆得下去呢。”萧的话乍一听起来,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无异是说:“假如我要不离开,还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要想有办法,离开我萧振瀛是不行的。”萧振瀛此来的目的,宋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宋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他只聊闲天,不谈正事。当然萧也看得出来,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


宋哲元根据南京的电令,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之后,即在大城、青县以北布防,七十七军在左,五十九军在右。他以七十七军之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镇,三十 七师刘自珍部守青县以北的流河镇、唐官屯;五十九军的两个师接三十七师之右沿碱河南岸构筑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静海县方面,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布置粗定,宋哲元于8月21日偕秦德纯等由河间到津浦线之泊头车站换乘火车前往南京。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也就是说由他蒋介石负责。蒋之所以这样说法,一 方面是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宋笼络住作他的工具。他还对宋说,所有关于部队的作战指挥与饷项供应等问题,已指示各有关部门作出周密妥善的布置,保证前方将士不至感到任何困难。最后问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宋说,还有在冀察任内用去的一批款项(这是截用的关、盐、统税及铁路收入,数目很大,具体数字不详)尚未报销。蒋说,快开个单子给他看。随即将一大批无凭无据的款项开支,也由蒋批销了。宋在南京停留了几天,分别会见了参谋本部、军政部有关负责人,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就如释重负地离开南京,回到沧州总部。


宋这次去南京,既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比刚到保定的时候心情好得多了。他曾于9月6日偕同秦德纯、王式九、吴锡祺等高级幕僚到前方——青县视察,在那里召见了冯治安、李文田(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和驻在附近的师、旅长,听取了前方的布置情况。此时,除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前哨接触外,全线尚很平静。原因是敌人正以大部兵力向晋北推进,兵力不敷分配,对津浦线暂取守势。我军乘此时机,利用子牙河、运河的洪水,任其在阵地前泛滥,以阻碍敌人的进攻。此外,我军还在碱河闸口桥设置了坚固的桥头堡,并在马厂、青县构筑了第二、第三线阵地。当时认为采取这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敌人不付出较大的牺牲,是不容易进展的。其实这种办法,与其说是阻碍敌人的进攻,倒不如说是阻碍自己的进攻,也正是对敌人示弱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时当面敌人的兵力还很薄弱,我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式,反而给了敌人以从容准备的机会。


宋听取了前方将领的汇报后,又将此次进京见蒋的经过同大家谈了一遍,对部队改编的人事问题又商酌了一番。宋最担心的是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自己既不可能亲在前方,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振三、黄维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振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宋找他谈话时,他当面表示希望将张自忠找回来,以加强五十九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同意他的意见,李便将派人赴北平见张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并将去人带回张亲笔写的小纸条拿出给宋看。这个纸条上写道:“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宋看罢说:“很好,还是把他找回来的好。”宋当日回到沧州,旋又移驻连镇,积极整顿后方部队。


9月初,敌人发动进攻。不久,南京方面忽然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北上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以常情论,冯玉祥既是宋的老长官,又当全国高唱共赴国难的时候,无论为公为私,宋对冯的北来都应当表示欢迎,可是宋却在此时向南京去电托病请假,要赴泰山休养。


日寇于“八一三”在上海发动进攻后,冯玉祥曾一度被任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参加上海抗战的高级将领对冯并不买帐,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冯每日除了看看一般的通报而外,就是躲空袭警报。在此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冯当然是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如何。现在调他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刘多荃等部,在冯看来,除了刘多荃过去没有历史关系而外,宋、韩、庞都是自己的老部下,虽然过去同韩复榘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宋哲元、庞炳勋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到津浦线指挥起来总比在第三战区要顺手些,所以他对这个新任务是抱有希望的。在一些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人地两相宜的。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实质是:一方面,冯玉祥想借抗战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并乘机抓住一部分队伍;另一方面,蒋介石表面上对冯表示推重,暗地里却挖他的墙脚,使冯丢丑。韩复榘那里,由于蒋伯诚长期驻在济南做工作,决不会听冯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对此是心中有数的。至于宋哲元,却与韩的情形不同,如果不作一番工作,宋可能碍于情面,接受了冯的指挥,这就无异放虎归山,为虎附翼。所以在冯还没有北上之前。蒋介石就先派萧振瀛去宋那里进行破坏活动。萧对宋说:“老冯这次北来有一个计划,他打算叫鹿瑞伯(鹿钟麟)、石筱山(石敬亭)带队伍,那不是要拆你的台吗?”宋对萧的话,虽不见得深信不疑,但在宋的心理上却投下了一个阴影。接着萧又跑到冯治安那里进行挑拨离间,散播流言蜚语,这就给冯玉祥的北来种下了极为不利的因素。萧在冯治安那里,不仅唆使小冯反对老冯,而且还想把宋挤走,以实现他以小冯为傀儡、操纵第一集团军的阴谋。


果然,冯玉祥于9月15日到达济南时,首先受到了韩复榘的冷谈。韩没有等冯开口,就向冯汇报了山东防务紧张的情况,强调无法抽调部队北上的理由,使冯碰了一个钉子。16日清晨冯到达连镇,宋到专车上见冯。宋在汇报了敌我全般情况之后,向冯表示:因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已向中央请准病假,拟赴泰山休养一个时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冯治安军长代理。冯一听此话,更是大失所望,竟至一时说不出话来,沉吟了片刻才说:“你这一时期也过于劳累了,好好休养些时是可以的。不过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最好能早些回到前方来。”停了一下又说:“我到前方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大家在前方浴血抗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由我负责转请中央予以解决。”(可能冯已看出来宋怕他抓军队,所以才说出此来是专为他们解决困难的话。)匆匆一晤,冯即折返桑园车站,宋的专车也随即开往泰安去子。以后,冯治安也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冯玉祥见面,只是派吴锡祺、张俊声等担任联系工作。关于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萧振瀛从中破坏的详细经过,已有葛云龙写的《抗日战争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见闻》、张俊声写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冯玉祥北上抗日》和候心平、王慰农合写的《抗战初期萧振瀛对二十九 军的分化活动》等几篇资料可资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9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敌人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敌人就发动了真面目的进攻,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敌人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和流河镇的阵地,复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我军的野、山炮都没有破甲弹,对运河封锁不住,敌人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我军侧背,使我后方二、三线阵地也无法防守,以致正面马厂、青县等处阵地均被突破,左右两翼也受到影响,纷纷后退。


冯治安同五十九军的关系本来处得就不够好,这次败退,五十九军的将领都埋怨是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先垮下来的,应负失败的责任。五十九军的旅长在同冯治安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撤退是被左翼部队给挂下来了。”冯当即申斥说:“你们为什么不沉着应战,把侧翼部队给挂上去呢!”这位旅长把电话一撂走了,从此五十九军的部队再也不听冯的指挥,甚至避不接受冯的命令,争先恐后向后撤退。冯玉祥闻悉这一情况,急派鹿钟麟前往指挥,找到庞炳勋、李文田,命令他们拦腰截击敌人,才把三十七师掩护下来。


按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本来打算以庞、刘两军接替正面防务,把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换下,略事休整,再加入战斗。


但是各军都抱有保全实力的打算,谁也不愿意担任正面同敌人硬拼。这样一来,使战局变成了步步后退的局势,冯玉祥对此,也只有徒唤奈何,一筹莫展。


前面说过,冯玉祥来到津浦线指挥抗战后,冯治安总是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他见面,一直到冯治安退到桑园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才不得不同冯玉祥敷衍一番,就退往德州。此时冯已了解到,宋哲元、冯治安等对他的躲避,完全是萧振瀛从中作祟,曾经派葛云龙率手枪队前往德州车站萧的专车上进行搜捕。由于冯治安事前把消息透漏给萧,使葛云龙扑了个空。冯玉祥在德州指示了各部撤退方向后,即转赴豫北新乡。


这时,山东的韩复榘竟然提出了保境安民、拒止客军入境的荒谬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时五十九军在铁路以东继续南撤,需要经过山东境内。七 十七军向大名南撤,因运河以西一片汪洋大水,也需要走山东境内的运河东岸。为了行军便利,吴锡祺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冯的总部经过故城县以南一 个叫作玉皇阁的村庄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


可是运河两岸全是大水,真个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吴锡祺说:“前边临清专员是赵仁泉,在南宛时当连长。陈副官长(陈毓耀是总部副官长)是赵的团长,请他先去联系一下不好么?”冯说:“你太天真了。这时还讲什么旧关系,只有枪杆子是好朋友。明天前进时,命令手枪团走在前头,谁要挡,咱们就不客气。怕什么!”在临清休整了几天,队伍便继续向大名转移。


宋哲元在泰山休养,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部队,但是由于冯玉祥在前方指挥作战,自己又不便过问,怕引起冯的误会。可是他每天都在盼望着冯治安有电报来,偏偏冯的电报很少,尤其是他刚到泰山的那几天,一个电报也没有。不久,又从济南方面传来消息,说李文田同韩复榘有拉拢,很有脱离第一集团军而投向山东的可能;接着又得到部队由前线垮下来和向大名转移的报告;尤其使他焦虑的是,萧振瀛包围冯治安的活动,也得了不少的报告,这对他来说更是一 个致命的祸害: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回去,怎样才能重新掌握住自己的部队,一时还找不出个答案。


(三)


10日中旬,七十七军的部队陆续到达大名附近,沿卫河南岸之小滩、龙王庙之线布防。五十九军退过黄河南岸,到达长清一带。李文田在撤退中仍和韩复榘有所勾搭,可是他的两个师长刘振三和黄维城都不同意投韩,并把李文田的投韩活动直接向宋哲元密报。宋即分别电复刘振三和黄维城,要他们好好招呼队伍,对李文田的破坏活动严加防范,并且告诉他们,现正设法使张自忠回到部队,不日即可实现,最后指示他们尽速设法向大名附近移动,以便集结力量,相机出击。这时,六十八军刘汝明部方由山西进入河北省境,正向邯郸附近移动,郑大章部骑兵则在永年一带,高树勋部分驻南宫、冀县,均相隔甚远,一时尚未能切取联系。


此时,平汉线孙连仲部撤入山西,刘峙的部队亦纷纷南撤,南京方面乃派参谋总长程潜驰赴邢台坐镇,对平汉线的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冯玉祥由津浦线转至平汉线的新乡后,曾到前方分别同程潜和刘汝明会面,在回到新乡时,本打算直接掌握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作为基本部队,继续作战。而蒋介石却于此时将第一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并发表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乃不得不怀着一腔闷气,满腹牢骚,于10月下旬回到南京。


宋哲元正在苦思焦虑,如坐针毡的时候,忽然得到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撤消、以及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的报告,他的“脖立即全愈,马上向蒋介石销假,请求回军,于10月下旬回到大名总司令部。


当宋离开部队去泰山休养的时候,冯治安本应随时向宋报告情况,可是参谋处拟了几个电稿,全未批交拍发。有一 次吴锡祺问冯向宋汇报情况的电报何以全未批发?冯说:“你们拟好了稿就发了吧,不必送给我看了。”这才明白,以前拟的电稿全被萧振瀛给撕掉了。这时,冯治安被萧包围,已弄得他昏头昏脑,认为萧在蒋介石那里能够说话,只要跟萧拉在一起,前途就是大有可为的。萧振瀛看到冯治安在他的摆布下,真是言听计从,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他的拒冯(玉祥)倒宋(哲元)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得到宋有不日回军的消息,他作贼心虚,没有敢同宋见面,就溜回南京了。


宋于10月下旬回到总部以后,很想表现一番,于是根据各方的情报,对华北整个战局作了分析。当时的情况是:敌人自10月上旬即以大部兵力由晋北南下,企图进犯太原,由于蒋介石派了几个军的兵力前往增援,敌我双方就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敌人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在石家庄一带的敌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敌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因此邢台敌军也有所减少,石家庄的兵力又很薄弱,而翼中广大平原尤为空虚,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蒋介石适在这时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以解商震之围。宋即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办法,通过第一战区长官部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要求向邢台出击,在支援商震部的同时,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这一电报发出之后,得蒋复电批准,同时还得到程潜的嘉许。


宋哲元为什么要出击呢?当时他的三个军位置很分散,他怕蒋介石乘机破坏第一集团军的建制,把五十九、六十八两个军分割使用,而如果组织一次出击,就可以尽快地把这两个军调集到一起。这可能是主动要求出击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作战部署是:


以一部防守大名,抽出大部兵力,分进合击,限期向邢台急进。具体布置如下:1#调一八一师石友三部即到大名东南接替七十七军的防务;以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何基澧部在大名外围布防;以李殿林的骑兵旅驻守成安。


2#命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经邯郸以东向邢台前进;命五 十九军李文田部黄维纲、刘振三等师次第南开;总司令宋哲元亲率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的三十七、一三二两师,经威县、广宗直趋邢台。


3#命河北暂编第一师高树勋部(由河北省保安团队编成)在翼县、南宫一带负警戒掩护的任务。


按当时敌我兵力和表面形势来看,对我方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各军在新败之余,继之以长途行军,官兵疲惫,士气消沉,尚未休整补充就奉令出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没有准备,执行起来确有不少困难。而且有些将领都滋长着保存实力、避免牺牲的思想。其次是,敌人的空军占有优势,它每日四出侦察,一经发现目标,即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扫射,不仅使我军行动无法隐密,而且在行进时也受到极大的阻碍与损失。宋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只是一味的盲目乐观,在11月1日开始行动的那天,他在途中曾对高级幕僚们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打他一下!”颇有必胜的信心。大家对他这种说法都觉得把握不大,但又不好泼冷水,只有随声附和而已。


当敌人侦知我方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驻守成安的骑兵无力抵御,县城被攻陷,敌复继向大名进迫。


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奉命防守大名,第三十七师吴振声旅亦临时归何指挥。其兵力部署与作战概略经过如下:(一)兵力部署:1#一七九师的柴建瑞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配置在城西一带;2#一七九师的汤传声旅,是新由保安部队编成的,战斗力较差,配置在城内;3#吴振声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派守大名西北数十里的魏县镇。


(二)作战概略经过:


当敌人进攻魏县镇时,何基澧亲往指挥。敌人配合飞机大炮和多辆坦克作战,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激战一天,吴旅不支,逐次后撤。何基澧急返大名,指示柴、汤两旅准备战斗。在敌人近逼大名时,发现城内潜伏的土匪、汉奸很多,到处进行扰乱,多处起火。敌机轰炸时,有人代为指示目标。


当命各部队协同地方警察,予以缉捕。敌人进攻柴旅阵地时,升起了几个气球,对我军阵地情况了如指掌,指示其飞机和炮兵猛轰。敌人坦克冲锋时,我军又无防坦克的武器,全凭步兵武器硬拼,以致伤亡很大。激战一天,城西阵地也被敌人突破,我军只好固守城垣。


城北有个高地,高地上有个外国教堂,我军原打算固守这个据点,因教堂的外国人声言中立,出具保证书,拒绝双方在那里作战,我军竟受其愚。迨敌人到达,竟首先占了这个制高点,我军北城阵地深受瞰制威胁。敌人的主力即由北面进攻,何基澧到北城指挥,激战一天。黄昏后,何拟召集几个旅长研究如何调整部署与敌作战,汤传声忽然不见了,柴建瑞也未找到,他们的队伍也都撤走了。只有吴振声还在南关,何赴南门视察,只见部队情况混乱,找不到指挥官。这时参谋长王檄鳌赶来报告:“敌人已经进了城,我们的队伍全走了。我碰到汤旅的一个团,命他听候调遣,一转眼也溜走了。现在城里只有一个师部,仗还怎么打呀?”此时城内枪声四起,何乃指示师部带着个警卫连,向南撤退。大名遂于11月10日失守。


到漳河北岸时,浮桥已被拆掉,何问留在那里的工兵,说是汤旅长叫拆的,只得找了个小船渡过南岸。师部人员有的揪着马尾,有的弄几块木料抢渡,淹死的不少,一七九师的副官长就是在那里淹死的。何于天明到达南乐,遂即以电报向宋哲元报告队伍不听指挥,大名失守的情况。派人四出寻找队伍,也均不知去向。此时何接到总部总参议张维藩(宋由大名出发时,命张在大名留守,在大名紧急时,张先期退出大名城)的一个电报责问说:为什么退出大名,总司令知道了一定不答应,这个责任谁负,等语。何基澧在万感交集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背,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此次大名失守,以及何基澧自戕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点。


一方面是当时各部队均怀有保存实力的思想,与敌交战时均不肯牺牲,且彼此不相救援。当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 部,右面的黄维纲部,均座视不理。另一方面,就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何的指挥。原来西北军这个封建集团,一 贯存在排斥军校学生带兵的习惯。当三十七师扩编成军时,冯治安打算引用几个军校出身的人员,以加强部队的指挥,没想到竟引起了行伍出身人员的极大反感。前次津浦线作战时,三十七师正面被敌突破,师长刘自珍(陆大出身)和旅长陈春荣(军校出身)都受到了攻击。再加上宋哲元与冯治安发生猜忌,行伍出身的人员便乘机造谣,说冯将利用军校学生自成派系。所以宋回来之后,即分别将刘自珍、陈春荣撤职查办。何基澧(是军校出身)升任一七九师师长时,柴建瑞和汤传声两个旅长全没把他看到眼里,此次在大名不但不听指挥,甚至把他撂在城内不管了。所以当何接到张维藩的电报时,他立即想起了这些情况,并听说张维藩和张振华等为了拉拢行伍人员,在宋面前也替他们说话,认为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于是他给鹿钟麟(鹿的执法队在南乐)和张维藩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职无才无德,失守名城,罪不容死”数语,决心自杀。不久宋哲元、冯治安回到濮阳,何的参谋长王檄鳌向冯治安汇报大名失守情况时,冯未置一言,王见到这种情况感到莫名其妙。不久冯治安称病离军,王才弄清个中原委。后来又看到柴建瑞竟升任一七九师师长,王和参谋处长连玉岗(均系军校同学)就一起脱离了第一集团军。


当宋哲元由大名北上行抵广宗时,以六十八军和五十九 军的部队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取得联系,以致推迟了进攻邢台的日期,正在电催各部前进的时候,忽接大名已被敌人攻陷的报告,以后路感到很大威胁,遂经由临清、冠县撤回濮阳,原定出击计划全部失败。


自从宋哲元由泰山回到总部之后,冯治安态度消极,情绪低落,原因是宋曾多方查询萧振瀛在冯那里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冯治安已有所察觉。而宋对高级将领们讲话时,还公开地说:“你们还听我的吗?你们是听萧的哟!”事后冯气愤地对人说:“我再干,就不是姓冯的子孙!”宋对冯还查问过河北省财政收支情况(冯当时兼任河北省主席)。宋常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过去对冯确实是深信不疑的。这次查询河北省的财政,显然是有意识地使冯难堪。冯不便同宋直接顶撞,只好把财政厅长贾玉璋找来作了交代。冯看到宋对他的情形,牢骚是很大的。当时因为正要出击、只好暂时忍耐下去。到了撤退到濮阳的时候,冯便借病向宋请假,前往开封疗养。直至次年宋调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离开军队前往郑州,冯才回到他的部队。这是后话。


(四)


至12月初,出击部队陆续撤向,大部集中在冀南、豫北。


宋为了指挥便利,乃将总部移驻新乡。这一时期各部的部署情况是:高树勋部由南宫一带调至大名以南小滩、龙王庙、元村集之线,接替石友三部防务;石友三部撤至道口、滑县,担任这一地区既设国防工事的守备;抽出七十七军进行整训;刘汝明部南调皖北后,复将石友三部改调汤阴,而以七十七军接替石部防务;五十九军略事整训后,亦陆续调至豫北。


约在12月下旬,总部驻郑办事处处长傅正舜电话报告张自忠到了郑州。张是由南京乘火车转陇海路经郑州去汉口的。


原来张自忠由北平化装逃到天津,又由天津乘船到了烟台,准备再由济南回到部队。当他到了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已接到南京的电令,命韩派人押解张自忠前往南京。宋哲元得到张抵济南的消息,立即派秦德纯前往济南,表示慰问,并且陪他一同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还替他说了不少的好话。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舆论,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附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这次南京政府各机关都向汉口迁移,张也搭乘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搬迁专车到了郑州。他所以没有立即随车赴汉而在郑州停下来,是抱有乘机回到部队的希望的。宋接到傅正舜的电话,立即派车把他接到了新乡,随即将五十九军内部人事情况面向程潜作了汇报(时程亦驻新乡),并且强调五十九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有利于抗战,希望能设法叫张尽快回到部队。程表示完全支持的意见。宋回到总部,马上给程上了一个签呈,程即据呈转电蒋介石,蒋复电准张自忠以部附代宋整训部队的名义回到五十九军。不久蒋介石便把五十九军全部调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


约在1938年1月下旬,日冠又开始由大名向南进攻,高树勋部采取了纵深配备,以南乐为据点,抵御敌人的南进,旋奉宋令转移至道口一带。此时,司令长官部已移至郑州,来电责宋何以不战而退,宋竟置不作复。参谋处向宋请示长官部来电如何处理,宋说:“这次进攻之敌兵力很大,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参谋处认为这样复法太不象话,只好另行编造了一些理由把事情掩饰过去。迨于滑县、道口之战,宋也没有命令他的部队认真抵抗,而是略一接触就下令西撤。秦德纯问宋“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呢?”


宋说:“全军为上。”秦又笑着说:“孙子兵法说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这恐怕对长官部不好交代吧?”宋说:“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


宋把总部移到新乡,想把第一集团军集中起来摆在豫北。


可是继刘汝明部南调之后,张自忠部又全部调走,这就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他便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宋本人既然抱定了这个打算,下边的将领们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是否宋对他们有过所谓“全军为上”的指示,则不得而知),所以当宋命各部向西转移的时候,部队跑的都很快。除了少数部队走在他后边以外,大部分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撤去,他这个总司令反而跟在后头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当宋和他的总部人员乘火车从获嘉县西退时,如果不是铁路与公路岔开,几乎被敌人的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宋率领总部人员到达沁阳时,敌人已追至沁水对岸、宋急命手枪队把一座木结构桥梁烧毁,敌人的装甲车才没能够冲过来。尤其侥幸的是,高树勋师刚刚退到沁阳休息,看到敌人追来。急命部队沿河布防,与敌隔河对峙,但河水不深,敌人的骑兵已由沁阳东面过河,绕向沁阳东南。宋在城西一个小村里,左右均劝他快走,他却要王式九在这里写几封信。王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敌人的枪弹已经从上空嘶嘶的飞过。宋在获嘉时,因决定退往山西,为避免累赘,总部人员,除留少数人随宋行动外,大部分送往孟津过河。这时宋又临时决定派张樾亭去武汉有所接洽(任务不明,信中只是说一切由张面陈),把信交给张樾亭,乘小汽车绕道赶往孟津渡口。这件事办完,宋还是不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饭后又到河岸巡视一周,隔岸的敌人已能看得很清楚。一直迟延到天黑,得悉总部人员都已安全渡过黄河,宋才说我们可以走了,当时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宋很镇定,可是他自己却说了实话:“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头,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


离开沁阳走不多远,据报公路已被敌人骑兵所破坏,汽车无法通行,便在大车路上往西闯。夜过柏香,见到那里老百姓很张惶,说敌人的骑兵刚刚向南追去。宋没有敢休息,就叫继续往西行进,颠颠簸簸地闯了一夜,黎明时到了济源。停了一天,经封门口进入中条山,在王屋停留了几天。2月下旬,敌人向西追来,在邵原镇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续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县不远的一个小材庄,听说北面的敌人已到闻喜,其装甲部队正向垣曲方向移运,未敢停留,即连夜越过公路,径向西走,到了茅津渡。不料那里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队封锁,传达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队折回东北山区,总部则回到黄河北岸的老鸦石。宋以军队给养十分困难,乃派吴锡祺过河接治给养的补给问题。吴以电话向郑州司令长官程潜报告部队行动情况,程命吴即到郑州一谈。吴到后,程说中央已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希望即日来郑。当时还怕宋不肯来,程又派高参方贤为代表,备了一列专车,命方、吴过河表示欢迎。其实在吴去郑州的时候,宋已接到刘郁芬、门致中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武汉方面对宋的空气不大好,劝宋离开部队休息一时,再作打算。


所以当方、吴向宋说明程的意思后,宋并不感到突然,随即过河到了郑州,时在3月中旬。宋到郑州后,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命冯治安以第十九军团长的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石友三的六十九军(石部改军后,高树勋之新六师归石指挥),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任务。不久,经宋哲元的建议,这两支队伍先后调往徐州方面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靠拢在一 起。


宋在郑州没住多久,因忠肝病,请假赴衡山休养。等当时陪同他住在山上的有邓哲熙、秦德纯、王式九、陈继淹等。


他同邓等闲谈的时候,总是发牢骚,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怕别人说华北的事是他搞糟的,怕日后追究责任。本来在他去南京见蒋的时候,蒋对他表示得很不错,为什么现在又产生了这种顾虑呢?原因是:韩复榘的被处死,引起了他的极大震动;以后,蒋把他的军队拆散,最后又拿掉他的军权,给了一个副长官的空头衔,使他意识到蒋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怕蒋有一天会找他的麻烦,说不定落得象韩复榘那样下常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负?”大家总是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谈起了此事,并且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王式九看到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一封信,便把信取出来给他看。他看罢信,马上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如获至宝一般地把信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


这是封什么内容的信呢?原来在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经给宋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完全由宋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蒋写此信的用意,无非是表示他对宋的信任和支持,好使宋成为他的忠实工具。当时宋对这封信很重视,所以王式九便把它带出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两年多之久,这封信却起了医治“心脖的一剂对症药的作用。一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家属把这封信编入他的传记。


本文曾请当时防守大名的师长何基澧提供资料,并访问过当时的暂一师师长高树勋、一七九师参谋长王檄鳍三十 七师副师长许长林和第一集团军总部参议张俊声等,并将此稿送请邓哲熙看过,经过他们的核对和补充,附此致谢。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侵华日兵叙卢沟桥事件的爆发第8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昭和12(1937)年7月7日下午,第8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


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


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努力构筑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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