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游击作战--(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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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都种在对日作战当中采取过游击战争的战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二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儿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卞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白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两相对照,抗战期间中共游击战之成功,国民党游击战之失败,显而易见。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战积极与否的问题。①除了中共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之外,中共在敌后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取得其拥护和支持,至为关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在农村。以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来抗击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日本的军事占领,农民的作用自然十分重要。一方面,中国军队的士兵基本上来自农村,农民对战争配合和参预的程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任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企图,都必须要有农民的支持才是真正可能的。


中国最早的抗日游击作战,开始于东北地区。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国共两党以及原东北地方势力,均一度发起组织过敌后游击战。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就全力推动各级党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最初在各地组织队伍的大都是充满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如辽宁磐石中学的学生党员孟杰民等,事变后从北平清华大学和毓文学院赶回的学生党员张甲洲和曹国安等。在他们拉起队伍之后,省委再选派军委领导人杨靖宇、赵尚志前去在军事上加以指导。而另外一些部队则完全是由省委直接派人去发动组织的,如汤原县的武装就是满洲省委派商船学院教授、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冯仲云等人组织起来的;吉林延吉地区的武装就是留日学生、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等亲自组织起来的。包括其他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武装,满洲省委也是通过大量派遣学生干部前去起作用的。如对绿林出身的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是由中共绥宁县委派李延禄去争取过来,并派中共党员孟径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的学生)、贺剑平等在其中建立秘密党支部加以控制的。1933年,这些武装由小到大,已分别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和反日联合军等。1936年2月20日,各部队宣告统一建制,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东北抗日联军已编成10个军,共约2万人。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进一步改编为3路军。第一路军约6000人,第二路军约1000人,第三路军约500人。


在1932年开始陆续组织起来的,还有东北义勇军,其最初之声势远大过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当年夏天曾达到30万人之众。但是,与主要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中共游击队不同的是,它多半是由前东北军的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以及收编来的胡匪、农民秘密会社等几个部分组成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领的部队,主要就是由黑龙江省防军的步兵第二旅等部,再加上一些胡匪组成的。丁超、李杜的部队,则是驻吉林步兵第二十八旅、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二旅和山林警备队等部队组成的。苏炳文的部队,则是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和步兵第二旅一部组成的。另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冯占海部、唐聚五部等,也都是旧军队所组成。而像宫长海浏卜秉乾、李忠义、张希武、马鸣春次」万奎、项青}、张海天、小白龙等人则多数是积年惯匪,他们也拉起队伍,参加了抗日。而原在关内豫东、曾一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日本占领东北前即转入东北,这时也有相当部分组织队伍加入了各部的义勇军。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就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但是,抗日义勇军在东北的游击战争只进行了一年左右时间就再难坚持下去了。马占山部很快就全军溃败,被迫与苏炳文部会合,退入苏联。其残部则退入热河,被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冯占海部先后在榆树、拉林等地作战后,与丁超、李杜所部会合后,参加了哈尔滨的保卫战。哈尔滨失陷后,屡遭敌人围攻,被迫撤至热河,被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六十二军。丁超、李杜部从哈尔滨撤退后,丁超变节投敌,余部在李杜率领下,几经作战大部分被消火,也被迫退入苏境。其余各部义勇军情况也大体相似。


1933年以前由于对东北的武装抵抗不甚重视,日军最初所派兵力有限。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日军只有第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经常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过3万人,日军所利用的伪军也不足3万人。且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日军也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了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这是义勇军开始时风涌而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但随着日军逐渐开始加强在东北的兵力,其战术、火力及兵员素质又强过义勇军,情况就迅速开始发生逆转。很明显,中共武装同样也要面对着同样的情况,这表明,义勇军的迅速失败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其自身的一些原因。


首先,义勇军大都是以旧军队为基础组成的,担任指挥的旧式军官对于通过在敌后坚持作战这种方式来抵抗,原本就没有中共游击队指挥官那样一种热情和决心。他们虽然一度也坚持抗战,内心里还是指望中央政府能够迅速解决问题,帮助恢复东北的地位。由十政府退退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一遇挫折自然也就容易动摇和退缩,甚至十逃跑或投降了。其次,由十没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因而这些军官也就不像中共游击队指挥官那样对以游击战与日军长期周旋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第二,他们在军事指挥上往往果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战法。一经敌军迂回抄袭,很容易手足无措。再加上收编的胡匪等乌合之众一遇危机即不听调遣,义勇军的战力之低亦可想象。更为引人注目的,还是这些部队与民众,特别是与农民的关系。因为各地行政系统被日军完全摧毁,故以正统自居的将领们往往滥发委任状,致使一些人藉机搜刮人民,大发国难财。东北军原本纪律就差,再加上收编大量胡匪,许多义勇军更是纪律荡然。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责县城时,不仅将商店抢光,而且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强拉青年妇女成婚。结果是东北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其迅速失败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中共在东北敌后又是如何保持与民众的关系并取农民的支持的呢?


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一个小册子记述了东北农民起来造日本人反的情形。他写道:“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1932年就先后爆发了3次大的抗日斗争。”①而当地民众的这种抗日行动,就是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直接指导磐石地区中共党员孟杰民、李红光等人发动组织起来的。在磐石地区农民发动抗日暴动的基础上,中共满洲省委特地派来省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前来帮助当地党员组织起了一支游击队。中共游击队在民众中树立威望来说最为有力的,是他们对日作战的坚决和纪律的严明。磐石的游击队很快发展成独立师,其中杨靖宇领导下的游击


行动的成功和中共武装区别十其他各式武装的严明纪律,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共磐石县委在1933年11月24日《南满磐石关十日满匪围攻东边道情形致省委报告》中就介绍了部队受到农民欢迎的情况,称:“我军所到之处,到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置酒送给队伍,请求我们到当地去活动。”伪满军政部的一份((i茜洲共匪研究》的材料也直截了当地承认:“人民革命军均纪律整严,似无抽鸦片梅洛英、赌博等恶习”,且“对十民众,注意很深,严戒着士兵胡作非为..…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十民众感情的融恰亲和,加强二者的结合。”伪通化省警务厅的文件也写道:“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的时候,一定开付饭钱,拿去的东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有带钱,日后一定送到。”伪军管区的文件上也这样说:“(人民革命军)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十贫农极其恳切叮泞,宿营之际,使老幼睡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的酬金。”正因为如此,当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召集南满一带17支反日武装首领会商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时,亲临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亲眼见到:“选举总指挥部的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的17张票,16张写着杨司令。”①


由十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支持和掩护,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虽然兵力有限,武器装备极差,却能够在敌后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与日伪军长期周旋和作战。也正因为注意到对付中共的游击队必须要切断其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这种联系,使之无法得到民众支持和掩护,日军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开始大搞无人区的政策。即用武力强迫农民群众集中到四周挖有深沟或筑有高墙,设有炮台,布满铁丝网的“集团部落”村里面去,再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一家通“共”,数家连坐,进而对有游击队出没的门I区或密林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发现游击队的营地,便调集重兵围剿。如此厉行多年,抗日联军虽十1940年以后开始得到苏方的援助,仍因与民众隔绝而未能坚持下来。1941年以后,抗联被迫逐渐脱离了本土,撤入了苏联境内。②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入中国华北、华中地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也现实地摆到了国共两党的面前。同东北沦陷的情况极为不同的是,1932年以后一度留在东北敌后坚持作战的大批东北军和地方警察部队,严格说来均非自愿,而是因为日本对东北二省的占领是先南后北,使之根本无处可退。在关内,日军的进攻是正面展开的,因此无论国民党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队,在抵抗失利后多半都采取了向内地后撤的作法。因此,关内的敌后游击战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基本上都是一种主动的措施。


战争开始时,中共编成的正规武装仅4万人左右,而国民党的正规军则有170万之多。两党历经10年内战,此时中共虽迫十形势被迫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但两党相互防范甚深,互不信任。从这种现实的状况,特别是从两党力量对比的角度出发,中共方面自然希望能够利用在敌后作战这样一种方式,取得独立自主和避免与国民党摩擦冲突这样一种便利。从这样一种心理出发,毛泽东等很早就开始强调:“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主张在战争爆发后应开展游击战,如“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①


七七事变后,这样的可能性迅速出现了。国民党几个师的守军不数天即丢掉平津,中共中央随即开始要求自己的谈判代表向国民政府方面争取:中共武装“(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


① 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a卷,军事利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贝)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①8月 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布的有关第一战区作战指导计划训令,即部分接受了中共的要求,为八路军明确规定了敌后游击战的作战任务。指示称:八路军应“以阳原,P}县、沫源为活动根据地,以策应下花园、宣化、万全方面之作战,截击敌人之侧背,并须以便衣队深入冀东、热河地区,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为主要任务。”②





不过,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八路军只有选派部分武装以便衣队形式深入敌后进行游击作战的需要,而毛泽东却相信八路军全部任务都应用十分散的游击作战。由十日本这时占领区尚小,再加上国内舆论强烈要求中共加入正面防御作战,毛泽东的这一提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广泛的质疑。这种情况只是随着日军迅速向内地推进,才逐渐发生了改变。③由十日军对大片地区的占领只能采取点线控制的办法,不仅山地,就是平原地区远离城市间交通线的农村,都无法实施其统治,因而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着相当的回旋余地和生存空间。人们对将中共武装全部投入游击战的怀疑因此渐渐消失,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中共正规部队陆续深入敌后,致力十游击战争。


八路军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游击战战例,是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受命侧击正在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师长林彪率两个团参加了战斗,但实际上这次作战只是一次伏击战。一一五师成功地伏击了从两个方向对开而至的日军汽车队和瑙重队,基本上歼火这两支部队,缴获并焚毁了大量军用物资。伏击战大功告成,部队便乘夜转移,迅速撤离了战场。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正规军的攻势作战,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战法。其突出表现为:(一)埋伏袭击,出其不意;(二)以多击寡,以强击弱;(二)灵 活机动,打了就走。


当然,和东北地区将部队隐藏十深门l和密林中的游击战模式不同,由十关内地域辽阔,日军兵力极其有限,几乎无法实施集团部落式的隔离行动。而中共又从以往国共内战时的经验出发,特别注重根据地的创立。它从战争开始即分派出大批部队,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农村去,利用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山地和平原边远地区的农村,在那里建立政权,组织生产,武装民众,以为生存之所。进而以此为根据地,将周边与日军实际控制区连接的地区变为游击区,形成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相当机动的态势。由十战争初期,日军将主要兵力用十正面进攻,再加上八路军或新四军致力十创立根据地,对日军后方心脏地区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此,在日军固守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情况下,八路军通过各种小规模的战斗消火和驱逐了大批的日伪军,在华北敌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就兵力的扩张来说,自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陆续出动前往华北敌后战场开始,除了在最初两个月里因作战较多,又尚未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部队有所减员外,以后将近一年时间都是处十惊人的发展当中。至1938年春,八路军一个旅的人数已经相当十国民党军一个师,平均达到万人左右。到这一年年底,整个八路军的总兵力已经由最初出动时的4万人,一举发展到将近22万人之多。


就根据地的创建而言,1938年2一月,八路军挫败日军对临汾、长治及晋西各渡口的侵犯之后,已稳稳地确立了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四大战略基地。除了山地根据地外,按照毛泽东 关十“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①八路军总部也越来越多地要求部队深入到敌后平原地区去发展。也就是说,八路军从此开始脱离国民政府为其规定的第二战区的作战范围,开始跳出山西绥远地区的限制,向河北和山东去发展。如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二四四旅之一部,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和铁路沿线展开,开辟了冀南、豫北和冀曾一边根据地;一二O师一部向河北及平绥路北敌后发展,建立了察南根据地;一部与晋察冀


军区汇合,挺进冀东,创建了平西冀东根据地;一部随后还进入了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到1938年秋天为止,八路军在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建立起大片的敌后根据地。在北线,沿管洋门I、五台、恒III、军都山,直至冀东雾灵山,建立起一线山区根据地;在南线,由吕梁山汰岳III、太行山,直至冀中、冀南平原、山东广大地区,建立起了与平原相结合的根据地,包括晋西北和大青山、北岳、冀中平西和冀东、晋西汰岳汰行和冀南、冀曾一边、曾一西北和湖西等大大小小十几块根据地。


以根据地为依托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是中共在关内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些根据地既无深沟高垒,甚至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其军事上的稳固性严格说来也不高。通常情况下根据地能够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固,除个别山地,如太行、太岳这样一些中心根据地,因为有天然的屏障使日军难以展开大规模的进剿之外,大都不是在军事上防御的成功,而是因为与日军占领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造成的。由十根据地内的八路军对根据地以外日军防守的地区不构成直接的或太严重的威胁,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好听之任之。随着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日军大规(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217模的正面进攻行动暂时告一段落,大批日军回师华北,为巩固占领区,实现“以战养战”CC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曾实行了以打击八路军为主的所谓“肃正作战”。但日军的这一攻势显然没有能够取得实际的效果。此后八路军的扩大仍旧相当迅速,到1940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将近50万人了。毛泽东因此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部队的总兵力再扩大30万人,即当年要达到80万人,而且“今后应有更进的开展,而其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①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力量许可,部队通常对根据地都不实行固守,而是以保存实力为原则,坚决实行十年内战时红军对付国民党进攻的“十六字”方针,即“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特别是那些与敌占区犬牙交错的根据地,要想固守自己的根据地。中共的游击战主要是由正规军来进行的,这些正规军,如得到国民政府正式番号的一一五、一二O和一二九师,通常都是由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但是,还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为适应建立根据地的需要,这些正规军中就已经分出部分部队组建了地方武装。根据地的政权通常都是由这些部队派生出来的,因而根据地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战时体制。其固有政府的设置,亦有军区的设置,军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与政府的权力机关相重合的。而军区的设置,又有大军区与小军区之分,大军区之下,通常又设有小军区和军区直属部队,再往下还设有军分区。军分区则指挥着各自的支队或团营等地方武装单位。而这些支队或团营建制的武装,并没有固定的编制,不过视其发展的情况而定其兵力的多少。


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根据地民兵组织为基础的。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被组织成儿童团,帮助村子站岗放哨,检查过路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1940年4月11日),未刊稿行人,以防奸细打探情报。18岁到55岁的男人(各地关十年龄的规定各不相同),则组织成民兵,如抗日自卫队或人民自卫队等。每县都设有武装科以领导这支力量,县以下则由同级政府直接领导。区以下则每区设有大队部,内有大队长、政治指导员及军政干事各一人;中心村则设中队部,村设分队部,均配备有分队长及政治指导员。①一面进行军事训练,组织游击小组,打击汉奸,一面担负上级派给的破路和为八路军运送弹药津良食和伤员等项任务。当时游击队的组织在相当地区还是采取自愿参加与群众选举相结合的办法。即首先通过政治动员,说明组织和加入游击队的必要性与意义,争取农民自愿报名,与此同时由政府和军区派出工作团召集村一级负责人开会,具体确定可以参加游击队的人员名单,由工作团一个一个地登门做说服工作。②由十这时多数农村里的民众几乎都被组织到各种救亡会、救国会或动员会中去了,根据地的口号又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武装起来,保家卫乡”,故老百姓多数情况下深受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政治氛围的熏染和影响,再加上不少地方政权对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做得较为到位,动员成年男子参加游击队并不很困难。③地方武装,特别是民兵和自卫队的作用对日军实现其占领计划,妨害最为明显。据冀中根据地报告,最初日军来到村子时,自卫队无应付能力,只有同民众一跑了之。后来渐渐开始敢十远距离开枪,甚至做简单的抵抗,使少量的日伪军不敢贸然进村,从而鼓舞了村民的勇气,更多的人出钱买枪并组织起游击小组来了。


。游击小组在农民救国会,即党支部的领导下,从打汉奸开始,发展到拿土枪土炮运用麻雀战术①对兵力较小的日伪军及其据点,进行分散的袭扰或抵抗,威慑日伪不敢轻易出来。当日军利用扩建的公路网和碉堡来对付时,游击小组除了用神经战,如通过打枪甚至放鞭炮来袭扰日伪军外,更常常发动民众参加破路。常常是日军白天抓人修路,晚上就被破坏掉,以至形成日军修路平沟而游击队破路挖沟的拉锯战。②


当然,对十日军以摧毁根据地为目的的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仅仅靠民众掩护是不够的。条件许可时,八路军即用反“扫荡”的战争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如从1939年5月到1940年4月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八路军在华北就曾进行过几个团联合行动的运动战方式的反“扫荡”作战。其中,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季的反“扫荡”,连续使用五六个团协同作战使日军付出很大代价,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即在此次作战中被击毙。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八路军则会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战法。即通过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躲过日军的进攻锋芒。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力量许可,部队通常对根据地都不实行固守,而是以保存实力为原则,坚决实行十年内战时红军对付国民党进攻的“十六字”方针,即“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特别是那些与敌占区犬牙交错的根据地,要想固守自己的根据地,几不可能的。①在这种情况下,预计到根据地难以保持,八路军必定会将部队转移或隐蔽起来,等到敌军撤走后,再回到原地重建一切。即使能及时转移,也必定采取隐蔽的办法,化整为零地躲避起来,让敌人摸不着头脑。这一策略显然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因日军深知自己的攻势只能是暂时的和阶段性的,部队无法长期驻守到边远的农村中来。而每每日军一撤,八路军就卷土重来,很快又开始活跃起来。故其在找不到中共军队决战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手段也只能是彻底摧毁中共军队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由十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初对游击战显然不够重视。在开始为各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中,除了特别提到八路军应派便衣队前往敌占区去袭击敌后方以外,很少在总体战略上考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迅速,也还是有一些打国民党旗号的武装留在了敌后。如河北省保安队即留在了冀南,前东北军万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所部则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区,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晋西的交界处。山西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将近30个师实际上都转入到山区活动,从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还专门划出了7个游击区。山东①如冀中根据地,本身即“处在敌寇四n包围中,它在津浦、平汉、北宁二条铁路与沧 石公路之间”,日军占领的“城与城之间”少的只有不足to公里,远的也不过30来 公里。“敌我相互包队布成围棋式的,犬牙交错的局势”。



有以孙桐昔为司令的第二军团留在曾一西南,有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留在曾一南,有山东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二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兀等组织的抗日武装留在了曾一西北,有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游击队留在了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地区,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留在了曾一中地区。


另外,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第八十九军、陈泰运率领的税警团,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指挥的苏皖游击队等,也都留在了江苏敌后。到1938年底,国民党留置敌后的兵力总共约有六七十万人,远远超过了中共这时在敌后的武装数量。①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应“采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如军委会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②随后,第五十二军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骑兵第四师奉命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等各部游击队前往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奉命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四十八军奉命以沐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第六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五战区更奉命以8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苏北兵团则奉命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第二战区也曾奉命指挥第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在沪杭、京杭和江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并被要求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 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第九战区也奉命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九宫门I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以策应武汉方面。①为加强对敌后党军政的控制,国民政府不仅先后委任沈鸿烈、鹿钟麟、廖磊、韩德勤等为已经陷落的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各省的主席,而且还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挥敌后的党政系统。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十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二分之一力量十敌后方”②的策略,为此并特地增设了冀察和苏曾一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先后调第五十一军、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等挺进门I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为适应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众多中共军事将领为教官,并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③由十国民党对游击战争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遣了大批部队深入敌后来开展游击战,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曾一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门I根据地、五台门I根据地、大别门I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到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之下,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十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的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瑙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①战役开始后,军委会更有命令给在敌后的第二战区,要求其立即发起攻势以为策应。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民党方面投入了第二、二、五、九等4个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和曾一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徉攻配合。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曾一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②在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门I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二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战死。可见其多数在敌后对日作战亦相当坚决。



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多半却未能坚持下来。至1943年以后,河北川I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③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打正规战!



蒋介石即明确认为:“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张其峋编:《蒋总统集》,台北1993年版,第996页。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十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国民党军从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从二面围攻中条门I。为守住中条山,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庞炳勋在太行门I、十学忠①在门I东的失败,原因也在十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较了中共的游击战之后,曾对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有过明白的批评,说:“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细,不够熟练和妥善。”②也正是由十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作战方式不适合十敌后作战的客观情势,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和反击,一些部队被迫退出敌后战场,少数部队投靠了八路军,另外则有相当多的将领选择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二十九军军长兼曾一西行政署主任孙良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均纷纷率部向日军投降。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十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队在农民中间通常不受欢迎,甚至与农民关系紧张。国民党的军队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与旧派等多方面势力集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其士兵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拉夫拉来的,有雇佣雇来的。军官们通过虚报士兵人数吃空晌以自肥的,更是司空见惯。这支军队中许多部队因自身纪律松驰、风气败坏,导致与农民关系不好,已成固疾



再加上回到敌后来的不少将领,因为要取得各种资源以维持部队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者用野蛮的办法去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不免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对此,国民党当权者实际上也相当清楚,军政部颁发的《游击战纲要》对“爱护民众”问题就曾专文强调,但它显然并未能对部队起到警示和约束的效果。这种情况是导致敌后国共两党摩擦冲突之际,农民大多倾向中共的重要关键。对此,当年一位农民的下述说法


颇能说明问题。这位山西的老乡是这样说的:“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比骑一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退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①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十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火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火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②、金宪章③、薛文教④、石友二气朱怀冰⑥、孙良诚等人时任豫北自卫军总司令兼第九十匕军军民。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①、秦启荣②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二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十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 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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