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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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I.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多了,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了。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事(1854-1855年)的细节,其结果,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前次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讯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供应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很少超过八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革命时期被超越过去,因此补充给养便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1812年进入俄罗斯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调动军队的复杂性由铁路解决之后(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例子),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征召适龄的兵员人数,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




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的两倍:一百二十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倍增至三百四十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的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第二次是摧毁了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von Moltke)带回到欧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迎头相撞。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三年、后备役四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进入边防军,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后备役军人,以及边防军,并负责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后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供应问题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使总参谋部的责任膨胀,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布到各支军队中去。发展铁路带来的军队规模的扩大,无论平时准备或战时的指挥与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难度。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官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加重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日耳曼帝国(1871年诞生)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1870年对普鲁士来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几仗获得小胜。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覆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种科学的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上的专门知识。




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到1914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


1870年,火器有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福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福线,既增长了射程又提高了准确性大约五倍之多。从16世纪以来,来福线原理曾用于运动枪支;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精确的武器但显太纤细,而对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比射程与准确性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有来福线的滑膛枪,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击火帽所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雷西“针枪”的效果始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福线的后膛枪——使用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使发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需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大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l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福线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码之间。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了。1866年,各种大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常普鲁士的将领们用优秀的法国来福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于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强力爆炸物——立德炸药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也是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是瞬间充分燃烧的,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福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一千码。枪管口径可以缩小了,使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了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同本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相比,都相形见绌了。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阵地如何守得住?




19世纪末的—些战术家们全都同意,攻击成功只能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出现的大炮的某些新发明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长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需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打个几千码;现在,已能间隔五英里,从隐蔽处所发射,无后座力,开炮后无需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并能轰坍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将成为中心,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了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了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为“马上的步兵”的价值,从前作为“龙”的价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旷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这还未提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常但是,轻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暗示,说他们未来的作用只限于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战场上起到威风凛凛的决定性的冲击作用,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过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部分弥补。为此,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东部欧洲未筑连续防线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西部欧洲,只需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所代替了。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在1877-1878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99—1901年的英国——波尔战争(南非),1904—1905年的日本——俄罗斯战争所强化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的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鉴于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战争不再成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何军队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必须准备有沉重的伤亡;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人力资源丰富的军队才能占据决定性的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德国总参谋部须策划好在两个战场上打仗的战争:既打法国,又打俄国。

一年一年过去,在俄罗斯帝国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后,情势越来越严重了。俾斯麦(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要争取一场色当模式的全面胜利,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狭隘的西欧地区;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 von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侧翼包围,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嘲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去对付规模庞大但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将这一想法留给了继承者,继承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后勤问题无法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必须要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作出反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



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三倍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率并不决定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同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别国一样,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有效运用与人们的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军事力量的指标。法国见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联合王国在对俄战争前,在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己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土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一说法同公众对威灵顿的说法大同小异,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伦敦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高级军官笼统说说意图,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战争需要大量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本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使有地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是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出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得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衷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使是决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所领导的。德国就远不是那么好改了。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本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来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们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需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产阶级极端分子带着文化方面的与政治方面的“起义时代发酵粉”,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处于爱找麻烦的位置。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更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征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一词,系指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们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继承下来,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赖特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由社会精英发动的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所替代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伯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军队并未被搅乱,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了。



王朝统治者靠尽可能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用军队游行、军队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使各阶层的民众也能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马克思写到“工人无祖国”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群众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J.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预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于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之后,宗教势力才能被遏制。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们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国家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想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堆在征兵处想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进入战斗;德国的预备役军人,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英国人在朗吉玛克的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1914年,就像1789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在1789年这个无限空间里,郁结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受到军事专业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充分无比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乔弗里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开始低落下来。但是也有例外,至少英国与德国两国,这种热诚只是被纳入了顽强不屈与耐心硬撑的格局。



这种热诚是广泛传播的,不仅军队,而且包括军人之所由产生的各个社会阶层;报纸刊物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是机械的曲解。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伯爵(Asquish,1852-1928),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的小说。们与维维安雷内·维维安(Vivian,1863一1925),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



们在战争初期掌握大权的,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戴维·劳合-乔治伯爵(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



们与克莱蒙梭乔治·克莱蒙梭(G. Clemenceau,1841—1929),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们不客气地挤到了一边,后者较能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作出反应。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 - 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继承他的亨登堡(Hindenberg)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军事独裁受到一个强力组织“祖国前线”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许最大的支持来自中下层阶级。



所有这些使得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



所有适龄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也没有决定性的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事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1914年启端的战争,具有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的威力,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作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获得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老目标——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领土足够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插回鞘内,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政治制度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



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荆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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