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夕,青年毛泽东受到近代民主爱国思想的熏陶,同情劳动人民疾苦,崇敬革命志士。辛亥革命高潮时期,他投笔从戎,立志报国,参加了湖南新军。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离开部队,继续到第一师范“修学储能”,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研究,求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途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和方法,观察和分析辛亥革命。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深刻地解剖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与历史教训。他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的思想,不断发展和创新。



1911年10月,当辛亥革命在两湖风起云涌时,不足18岁的毛泽东走出课堂,在长沙参加了湖南新军,当一名列兵。

青年毛泽东辍学从军,是受近代民主爱国思想的影响而做出的理性抉择。少年时代,他喜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同情劳苦民众的反抗斗争。他读过《盛世危言》等书籍,对郑观应等提倡学习近代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走富国强兵之路,表示赞同。他读到一本《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之后,对侵略者以强凌弱,表示愤慨;对中国积弱不振,忧心忡忡,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对《新民丛刊》情有独钟,深受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在这所学校,他拓宽了知识视野,启蒙了政治意识,他写的《言志》、《救国图存论》等作文,初露了自己纯洁而朴素的爱国思想。翌年春,毛泽东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在省城长沙,他第一次读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报纸《民立报》。该报高举反清革命旗帜,详细报道各地群众争取路权、矿权和抗租抗粮的斗争,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呼风唤雨。

毛泽东在《民立报》上第一次读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知道了孙中山是同盟会的伟大领袖。他从《民立报》等报刊上,获取了大量的政治信息和理论知识。他直接参加了湖南人民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到毛泽东就读的中学宣传讲演,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号召师生参加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讲演在师生中反响强烈。毛泽东兴奋不已,决定从军报国,走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

1911年10月下旬,毛泽东参加了湖南新军。辛亥时期的湖南新军,大多倾向反清革命。参加了新军的毛泽东,生气勃勃,奋发向上,一面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上前线同清军作战,为革命的成功尽力,一面阅览各种报纸,关注反清革命大局和世界形势。他除阅读《民立报》、《长沙日报》外,还订阅了当时鼓吹革命最力的武汉《大江报》等报纸。毛泽东说:“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毛泽东在新军,是一名勤学苦练的优秀士兵。

湖南新军起义成功,在长沙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哥老会首领、同盟会会员、新军起义的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毛泽东对这个新政权的成立,持拥护和支持态度。他说:焦、陈“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

毛泽东在新军中十分活跃。他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他经常为文化低的士兵读报、写信,和士兵们讨论一些时事政治问题。由于他知识丰富,又乐于帮助别人,故士兵们都喜欢他。毛泽东十分关心新军的政治组织状况。他说:“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湖南新军的士兵虽然绝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有反清的要求,然而成分是复杂的,政治文化素质不高,他不满意这样一支军队。

武昌起义成功,只是局部胜利。湖南新军正积极准备开赴湖北前线,同清军作战。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凭借北洋六镇军事实力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支持,陈兵长江,威逼革命党。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为大总统。1912年2月,清帝溥仪退位,袁取代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袁妥协,南北“统一”,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国内和平之声浪甚嚣尘上。毛泽东也“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结束了在新军中的半年军旅生活,仍回学校念书。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论述的时间最早,内容最多、最全面、最深刻的,要数毛泽东。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思想和人格,全面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意义,深刻地总结了它的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把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教育干部和群众。

首先,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和“伟大领袖”。“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革命政府;它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热情地赞颂了辛亥革命先烈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奋斗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号召人们再接再厉继承辛亥英烈的遗志,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

其次,深刻地解剖了导致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各种因素。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客观方面,“是敌人力量太强”。这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主观原因“是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军事方面,同盟会组织和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或因“没有有组织工农群众”的配合;或因起义计划不周,组织不善;或因起义力量分散和自发性,均不同程度遭到失败。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对新军做过一些联络和争取工作,但没有能掌握住新军。新军“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入伍的士兵,军事训练少、组织纪律差,“实系乌合之众”。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新军,“拥兵自卫”。黄兴名为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许多军队指挥不动”。在政治上的根本弱点,是没有同人民大众联合。1919年8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民众是赞成、拥护辛亥革命的,“但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这段话从本质上指明了起义新军的致命弱点,也从政治上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剖析。他说: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虽还不多,然而他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农民占近代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他强调:“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论述,内容全面,言简意赅;对历史事件的观察,抓住本质;对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他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在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因而给人教育深刻,富于借鉴和启迪。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没有放下民主革命旗帜,而是“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战争、护国和护法战争。孙中山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辛亥革命以后历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实行了国共合作,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当孙中山以新的姿态为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不幸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十分珍视辛亥革命及孙中山反袁、护国、护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其一些重要问题重新认识和总结。

其一,没有认清敌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认为:认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谓“过去一切革命”,也包括辛亥革命在内。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这是重大的胜利,但很不彻底。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识不清。他幻想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结果被袁所欺骗。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把辛亥革命看成简单的“排满”,以为赶跑了皇帝,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其实,皇帝不过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走狗。孙中山在以后的反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仍旧在封建军阀中寻找力量,联甲倒乙,依靠南方封建军阀,抗击北洋军阀,结果屡被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人欺骗。孙中山在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遇到苏俄和中共,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是他民主革命思想的重大飞跃。

毛泽东汲取了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成果,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他指出,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为恶”,挑动内战,破坏中国和平与统一;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财富,使中国贫穷落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它们是最落后最反动的势力,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经过科学分析,他认定:“帝国主义”和“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对象的分析和界定,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和升华。

其二,忽视民众力量,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脱节,是辛亥革命失败又一重要原因。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国民党改组的会上的回顾说:“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屡遭失败。“人民的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此次吾党改组,军事方面“要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础”,改变过去“单独依靠兵力”的片面性。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逐步纠正辛亥以来忽视工农群众力量的弱点,开始有步骤地向工、农、兵和学生进行宣传发动工作。1924年“五一”节,他给广州工人代表会讲演,号召中国工人团结起来,“学习俄国工人”,“学习辛亥年的革命志士”,“做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他在广州农民联欢会、广州农讲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两次演讲中,提出了要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他说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我们革命没有基础”。我们要帮助农民“联络起来”,“结成真团体”,“为农民争利益”;“我们要仿效俄国”,“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他要求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成立农会。尽管这些认识还带初期性,但却表明了孙中山先生已看到了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社会力量,这是辛亥革命以来他认识工农的最新最高水平,也是他制定扶助农工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晚年重视工农的宝贵思想。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辛亥革命忽视“联合工农”,因而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极力主张“做工的”和“种田的”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农会,学习俄国“劳农两界”推翻沙皇的经验,打倒中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自己解放自己。中共成立不久,毛泽东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中,指出劳工会的宗旨除“团结劳动者”,维护自身目前利益外,“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劳工会摆脱辛亥以来“旧式行会”的落后组织形式,按照“代表会议”等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现代工会。毛泽东经过对工农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周密分析,认定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他说:“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实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号召农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毛泽东对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阶级的论述,关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和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国民革命运动的观点,关于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和农民革命政权的思想,大大发展和升华了孙中山的思想,代表了中共初创时期党内的正确思想和最高认识水平。

其三,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是辛亥革命时期各次武装起义败北的症结所在。兴中会创立伊始,孙中山即主张武力反清,在广州亲自领导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他又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为捍卫民主共和,他同北洋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武装斗争。

然而,孙中山先生在武装斗争中,忽视了对军队领导权的争取,忽略对起义新军的改造,特别是忽略了兵力与民众结合,创建自己的革命武装。

孙中山策划的反清武装起义,一是招募敢死队,在海外军事集训,然后回国举行武装起义,如第一次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之役。二是联络会党举义,如湘赣边的萍浏醴起义;广西镇南关,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这些起义的具体领导人,大都是刚入同盟会的会党首领,起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会党分子。他们虽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品流复杂,力量分散;胜则“嚣悍难制”,败则“徒滋扰乱”;较难指挥。三是运动新军倒戈。如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然各省新军,原系晚清王朝的地方武装,它的上层多是封建军阀官僚,虽附和起义,但三心二意;它的下层,会党势力雄厚。新军士兵有反清要求,于伟大的三民主义并无稳定信仰。革命党人之于新军,没有形成核心和根基,类似水上浮萍。当袁世凯得到列强支持,挟北洋六镇兵力对革命派进行战争恐吓时,新军“兵随将叛”,俯首附袁,革命党力量虚弱,被迫妥协让步。孙中山晚年检讨了过去忽视民众和“单靠兵力”的缺点,开始认识到“兵力要和民力结合”,没有人民,“单靠兵力,亦不足恃”,“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他总结辛亥以来历次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革命党必须直接掌握军队。为此,他派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借鉴苏俄建军经验,创办黄埔军校,以培养新型军官。他重视了军队的政治工作,聘请苏俄顾问和中共党员做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提出要用“革命主义”陶冶官兵以建立忠于国民革命的“党军”。孙先生晚年这些思想和举措,表明他在建军问题上已同旧式建军思想划清了界限,因而也高出了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水平。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中,借鉴和发展了孙中山的军事思想。他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功败垂成、中国大革命所以中途夭折,根本原因是革命者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关于建立人民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他在批评陈独秀忽视军队的右倾错误时指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讨论贯彻八七会议决议时提出:没有军队,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他强调: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共产党员不要“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认为:与人民密切结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人民军队是“工农革命的工具”,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惟一宗旨”。民众拥护和支援,是革命战争胜利“最深厚的根源”,“兵民是胜利之本”。红军士兵最初的来源和成分,与参加辛亥革命的新军士兵多少有些类似。如何把它改建成人民军队?毛泽东采取了与辛亥革命党人完全不同的方式。1927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加强了对红军的建设。(1)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和制度,加强官兵思想政治教育。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他们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农民小生产者落后意识和雇佣思想。(2)健全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党在红军中的核心堡垒作用。团营成立党委,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重点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3)吸收有觉悟、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入伍,改善红军成分。(4)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实行军内民主,官兵平等,经济公开,革除军阀作风和打骂制度。(5)军风军纪建设,在官兵中厉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密切军民、军政、官兵关系。(6)加强军事训练,增进官兵体力,提高射击技能。毛泽东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在理论阐述、方针确定、政策规范和制度自律等方面,都发展和超越了孙中山的建军思想。

其四,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一个集中统一、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鲜明的领导核心。孙中山认识到:进行反清革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1995年8月,他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

但是,怎样建立一个指导思想正确、理论旗帜鲜明,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很强的革命政党?孙中山从兴中会到国民党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同盟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纲领比较模糊,革命党人对三民主义没有形成共识,组织松弛,群众基础薄弱。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呈崩溃瓦解的状态。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主干,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但它放弃了“平均地权”,淡化反帝反袁,三民主义政纲失去革命精神;组织上容纳立宪派官僚政客、地主买办和袁世凯的党羽、心腹,比同盟会更后退了。孙中山很不满意。1914年他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二民主义”政纲,1919年,孙中山又把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希望有所作为,但遭到西南军阀的刁难,一筹莫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真诚合作与帮助下,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从1923年10月起,他多次向国民党党员和干部发表演说。他说:“本党自成立以来,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顾其原因,则是“主义不明”,“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这次改组,党纲党章“务求主义鲜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组织方面“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以苏俄为模范”,把国民党改造成坚信三民主义和“为主义而奋斗”的党。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宣言》、《总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前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和借鉴了孙中山的党建正反两方面经验。

中共创立的准备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旗帜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1920年11月讨论建党问题时,他说:党“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蔡和森还认真地讨论了党的性质、作用、革命方法、奋斗目标、党的纪律和入党条件诸问题,一致认同: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他们都赞成:“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发展党员要以俄共(布)为榜样,严格“加入条件”,“物色确实党员”,对“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毛、蔡上述建党思想,代表了创党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较高的理论水平。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认识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形成了理论结合实际、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青年毛泽东是在辛亥革命步入高潮的时刻参加湖南新军的。辛亥革命时期,他阅读了中山先生亲订的《同盟会革命纲领》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纲领》和《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主张,第一次规定了“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一律平等”等条款。它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影响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走向。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步古今的创举。毛泽东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一再赞扬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先行者和元勋。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梯。尽管这次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但革命的前驱者为此献出了热血和生命,它的功绩、精神和经验是永存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他们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在创建人民军队,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中,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十分珍惜孙中山的伟大思想和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丰富、发展与超越。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着历史的联系。从事实上看,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吴玉章、林伯渠、朱德、董必武等都是同盟会会员,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他们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中共成立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都是重要创始人。他们的早期革命活动,展示了辛亥革命与中共成立的历史联系。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启蒙了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上补了辛亥革命之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政治思想上有着传承关系。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它为1921年中共成立,为中国的大革命,做了“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的“准备”。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毛泽东十分重视传扬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他说:孙中山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大理想”,是他政治思想最精华的部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和“与时俱进”,是他“留给我们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革命精神”。

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继承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和革命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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