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南征奇功无二,千古将相第一——大元丞相伯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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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流的军事、政治人才。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上找一个人物来兼任当今国务院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那么,真还找不出比他更适合的人选。


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里是这样评价他的政治才能——“天质高厚,风神静明,英伟端大,刚介庄廉。当大任而不动,遇大论而善断。言笑有时,喜愠莫测。恒负天下之重,以神器尊安为务。仁视群品,无间亲疏,义使众材,无比适莫。故四海公论,翕然归之。”

刘敏中在《平宋录》里是这样评价他的军事才能——“其折冲御侮,极有方略,信赏必罚,得士众心,尤明于知人。其或以文进,或以武用,无不称职。临戎制胜,规画经理,英谋独运。以之攻城野战者,某处宜攻,某处宜守,某时启行,某时利战,如此而成,如此而败,临机应变,间不容发。与夫兵家奇正分合之术,车骑卒伍之阵,山泽水陆之战,若合符节,信乎其深于兵矣。孙子论智、信、仁、勇、严五者,丞相实全之。”

然而,他在当今时代的名气与他伟大的历史功绩并不相孚。许多蒙古人只知道四杰四狗却不知道伯颜这个名字,许多汉族人对于文天祥耳熟能详却也不知道伯颜其人。事实上,若论军事征战之功,四杰四狗远不及他,而文天祥的政治才能跟伯颜比,用《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就是“萤火之光”比“皓月之明”。


伯颜作为一个蒙古人,他的族系跟黄金家族有很近的渊源。《元史》说他是八邻部人,而“八邻”就是《蒙古秘史》里的“巴阿邻氏”。据《蒙古秘史》记载,巴阿邻氏的祖先是巴阿里歹,而巴阿里歹是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跟一个掳来的妇女所生。

伯颜的父亲曾跟旭烈兀西征,伯颜事实上从小生长在西域之地。但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原本离汉文化圈距离比较远的人,从伊利汗国来元朝之后竟然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了汉语,乃至于精通汉字书法。许有壬曾在《跋忠武王画押》里赞赏伯颜的书法非常老练——“王,国之贵种,而落笔雄伟,若老于翰墨者。昔尝于掌故簿领中间一二见,见辄捧玩不忍去手。”吴升在《大观录》里也说伯颜“书工行草”,由此可见,伯颜其人的语言文字天才跟他的政治军事天才一样令人惊叹。

很可惜的是,伯颜的书法作品未能流传下来,今人仅能从伯颜所留下的几首诗和一首小令中,领略他的汉文化造诣。

如《鞭》,诗云:“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凳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狮属指挥。”这首咏物诗以鞭代指权柄,跟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咏扇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又如《奉使收江南》,诗云:“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这首诗是伯颜接受元世祖任命,成为南征统帅时所作,诗中既有传统蒙古军人的壮志豪情,也深受“不嗜杀者能一之”的儒家人道主义思想影响。

再如《过梅岭冈留题》,诗云:“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这首诗无疑是伯颜对自己南征之旅不取一钱一物,秉持清正廉洁之风的自赞。

另如《喜春来》小令,曲云:“金鱼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字迹行间,一个自信的国家元勋重臣形象,跃然纸上。

单从文学角度看,伯颜的诗与小令自然算不上大家名作,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一个成年以后才接触汉语的人,诗文能写到这种程度真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可贵是,伯颜诗里“干戈不染生灵血”的人道主义思想比起某人那首“杀尽江南百万兵”无疑高出不知多少倍。

当今的某些人往往拿常州屠城来指责伯颜,认为伯颜的“干戈不染生灵血”很虚伪,可笑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理解古代战争的实际残酷情况。更何况,一代雄主李世民也有屠夏县的历史记录,这一屠城之举,又何妨李世民的伟大?曹操屠城记录更是劣迹斑斑,却有李白笔下“魏武营八极”和毛泽东词里“魏武挥鞭”的赞叹。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看主流,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伯颜在南征平宋统一战争中的表现,总的来说是如宋人汪元量所记载:“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也如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頫所言:“市靡易市扰,兵无血刃红。孰能年岁间,伐国究始终。老稚感再生,遗黎忘困穷。归来一不取,匹马走北风。”

令人惊叹的是,作为南征最高统帅的伯颜不仅三令五申严禁扰民,而且在建康(南京)驻军时,还开仓赈济饥民,派军医深入民间为百姓治病。实事求是的看,正是在伯颜的统帅下,南征元军才成为一支“民争德吾元仁政义声,恨服化晚”的“王者之师”。

在南宋首都临安(杭州)和平降服之后,伯颜对南宋皇室的投降事宜作了妥善安排。为维持临安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将大军驻扎于临近的湖州,严禁军士入城扰民,仅遣原宋降将持黄榜抚谕临安内外军民,使之“安堵如故”。正因为他的殚精竭虑,周密安排,才使得整个受降交接过程井然有序,避免了改朝换代之际常有的毁灭和破坏。

伯颜的所作所为最终赢得了临安广大人民的内心的认同,因此临安百姓才会自发为伯颜立祠祭祀。据姚靖《西湖志》记载:“新营街之西,……忠武王庙,即元丞相伯颜祠也。方其统兵下临安,驻节皋亭,俟宋出降,不嗜杀戮,杭民德之,为建此祠。”

伯颜祠堂里还有一块杭州人为其所立的勋德碑,碑文内容虽有夸张,但却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朴实心声:“连城列垒,望风款附。农不释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惊。天命攸归,人心欣戴。不谋而同,不戒以孚,黄童白叟,手额赞叹。”

正所谓:“心存百姓的人,百姓心里有了你,说的都是你,唱的都是曲。”

后来广昌人揭佑民在《淮安王吴山歌六章》里充满感情写道:“……仁者师,无威声。持百万,如云行。令所出,时扬鹰。不血刃,惟功成。来东南,用生道。……民胥生,道得国。始用牡,振太白。徐用止,田有获。吴山高,著铭勒。虎丘奠,西师安。念越栖,稽山完。国既逊,无胥残。……笳鼓竞,铙歌长。王有灵,福此方。男吹笙,女协簧。抚琴瑟,升中堂。惠我杭,时无疆。”

无独有偶,江阴人王逢也在《淮安忠武王箭歌题垂虹桥亭》一诗中深情回顾了伯颜下江南的情形:“淮王昔下江南城,万灶兵拥双霓旌……鹿麛昼号猿抱木,王师所过全生育。彤弓亲授圣天子,弓影射入东吴水……铙歌啁轰鼓笳竞,父老顿足欢声应。”

对于这样感人的历史场面,如果换了数百年后的人民子弟兵,自然是理所当然,然而谁能想到是一支封建社会时代的军队呢?

后人苏天爵如是评价伯颜说:“乃知宇宙之间,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

是的!宇宙之间,确实就存在着这样的伟人。他的伟大即使能被遗忘于一时,也终会被后人发现、震惊、尊敬,因为他的行事就如同光风霁月,不会被时间所冲淡,也不需要时间去成全。


平宋之后,伯颜“毕事还朝,归装惟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也就是说他确实做到了自己所言“担头不带江南物”的然诺。以伯颜的身份地位,这样的廉洁自律在中华数千年专制时代里能有几人相比?

据《元史》记载,权臣阿合马在郊迎伯颜时,竟向伯颜公然索贿。显然,阿合马这样的人物就不会理解伯颜的行事。

自然,伯颜身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可以给阿合马的珍宝。他只好解下身上所佩的玉钩绦送给对方,坦诚说道:“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然而大人物的光风霁月,在那些小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阿合马以为伯颜轻视自己,含恨在心,于是在忽必烈面前进谗言,诬蔑伯颜平宋时私取宋宫玉桃盏。

《元史》里忽必烈的反应实在令人很意外,他竟然轻信了阿合马的谗言,拘禁了自己的功臣,命人调查伯颜。结果查来查去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伯颜终被解除拘禁,但仍在家赋闲。后来等到阿合马死后,有人献上玉桃盏,忽必烈才愕然说道:“几陷我忠良!”

窃以为,平生慧眼识人能将伯颜从一介伊利汗国使臣擢升为帝国丞相的忽必烈理应清楚伯颜为人,绝不会这么轻信阿合马的谗言。而他这么“整”伯颜的理由只有一个——伯颜的表现太完美了!

是的,一个功高震主的臣子行事犹如一代圣人,他图的到底是什么?换了是你在皇帝那个位置上你能放心?忽必烈曾对太子真金说过:“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不可以常人遇之。”那么这句话除了赞赏之外,是不是也透露出几分难以驾驭的隐忧呢?

然而,伯颜毕竟不是韩信,元世祖也不是汉高祖。伯颜终以居功不傲,受屈不怨,对一切都淡然处之的态度让忽必烈有所反思。当蒙哥之子昔里吉纠合诸王发动叛乱之后,忽必烈终于起用伯颜统兵北征,坐镇和林,都督诸路军平乱。

当昔里吉叛军来袭之后,伯颜率所部元军与叛军遇于斡鲁欢河(今鄂尔浑河)。两军隔河水相持一日,伯颜令部下“牧马具食”以迷惑对方,敌军果然中计懈怠。伯颜掩其不备,分军为二,迂回包抄,大破敌军。结果昔里吉由此一蹶不振,后来最终被元军俘获,被忽必烈流放至海南。

后来东道诸王乃颜密谋叛乱,忽必烈有所察觉,特意命伯颜深入其领地探察。伯颜在出发之前特意携带了大量衣裘,一入乃颜领地便慷慨赠与当地驿站吏员。乃颜设宴款待之际,伯颜正气凛然以大义相责。乃颜假意奉承,之后却阴谋伺机扣押伯颜。洞彻人情的伯颜怎会察觉不出,就在酒宴正酣之际以智脱身,授计属下随从人员分三路逃离,由于当地驿站吏员都受了他的恩惠,因此纷纷把良马牵出换乘,于是伯颜得以顺利逃出。归来大都之后,乃颜果然发动了叛乱,伯颜从而伴随忽必烈亲征乃颜叛军。忽必烈接受了他所推荐挑选的汉军李庭、董士选部担当护驾宿卫,结果汉军步兵在征战之中“以汉法战”,大破乃颜叛军。

乃颜灭亡后,窝阔台孙子海都对元朝北疆的威胁却长期不能解除。忽必烈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下诏命伯颜以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双重头衔出镇和林,《元史》对此称“和林置知院,自伯颜始”,也就说是伯颜开了这个先河。

至元二十九年,阿里不哥之子明里铁木儿配合海都进犯元朝北疆。伯颜奉命讨伐,于阿撒忽秃岭遭遇敌军主力。敌方居高临下,飞矢如雨,元军众将士怯战不前。伯颜看到这种情形,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率先冲锋陷阵,将士们见主帅如此英勇,无不争相追随,于是伯颜终于以个人魅力鼓动部下们士气大破敌军。翌日,他又乘锐追击,歼敌数千。当时军中擒获了一个敌军间谍,是明里铁木儿属下,部将建议处死,伯颜却和颜悦色下令厚赐这名间谍,并且修书一封,让其人带给明里铁木儿。明里铁木儿看完这封情词恳切有理有节的来信,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终于放下架子主动前来归降。伯颜一封书信收到兵不血刃之功,可谓深谙孙子兵法“上兵伐谋”之道。

海都丧失了明里铁木儿这个臂助,却仍桀骜不驯,对元朝边疆进犯有增无减。然而伯颜却没有乘敌方削弱而大举反攻,总是一味采取防守策略,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决战。朝中有人乘机向世祖进谗言,说伯颜保守不进,是与海都通好。忽必烈再次对伯颜起了疑心,将之召回,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替其职。

临近交接工作之际,适逢海都又来进犯,伯颜却不因被谗而放弃自己的职守,他深知海都“邀之即遁”的习性,决定诱其深入,以便一鼓擒敌。因此,在两军交战后,伯颜并不急于迎击,而是一连七天“且战且却”。属下诸将不明白伯颜退却的深意,纷纷鼓吹还军迎战。这个时候伯颜因已被解职,难以约束部众,只得顺从部下多数人意见,改变战法,结果终于使海都逃脱。伯颜人生最后一次大战,原本能够生擒或者击毙元朝西北最大的祸患海都,却因此功亏一篑,着实令人扼腕叹息不已。

伯颜终究是伯颜,他再次受了冤屈,仍然淡然处之。击退海都后,他立即将军中印信交付将来顶替他工作的玉昔帖木儿,然而轻装返回指定给他的驻地——大同。临行前,受命宣抚北疆的忽必烈之孙铁穆耳仰慕他的韬略与为人,为他置酒践行,在席间向他咨询军事,伯颜指着铁穆耳手中的酒杯道:“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铁穆耳不仅完全接受了伯颜的恩威并济、营驻循旧建议,并悚然警醒,从此远离酒色。


伯颜的任劳任怨终于使一代雄主忽必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认清了伯颜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纯臣,是一个足以托付大事的忠贞之士。当他颁布遗诏选择托孤重臣时,排在首位的就是伯颜。另两个同受遗诏的托孤之臣是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以及中书省平章不忽木。然而他们无论是论军功还是资历,都不如伯颜。

伯颜是他们三个中唯一可以厉声对宗室诸王训话的人。据《元史》记载,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这一番训话带来的明显效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试想,这是何等的威严与震慑!

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为酬谢伯颜之功,将伯颜升为太傅。然而伯颜年事已高,不幸染疾,但他仍忠心耿耿,扶病操劳国事,终于一病不起。后来江南三省向元廷屡屡申请罢除行枢密院,元成宗铁穆耳召群臣商议不能决断,只好遣人去问伯颜。伯颜当时已卧病在床,无法起身,他睁开眼睛吃力对来人说出他的看法:“内而省、院各置为宜,外而军、民分隶不便。”这一建议后来被成宗采纳,于是江南三省的行枢密院都被裁撤。这是伯颜在生命弥留之时为大元朝所做出的最后贡献。

元贞元年冬十二月丙申日,“有大星陨于东北”。不久之后的庚子日,一代名臣伯颜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无论是按当时的历史标准,还是按现代的标准衡量。无疑,伯颜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伟人。而真正的伟人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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