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南互保”之“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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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颁布立储诏书后,载漪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此前平庸无闻的端亲王,顿时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一些王公大臣竞相向他献媚,以期今后得到这位皇上父亲的恩宠,一些顽固派大臣更加积极向其靠拢,因此他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这样,朝廷中一个以载漪为中心的极端保守的政治集团迅速形成,载漪急于将儿子溥鯭扶上皇帝的宝座,更加不择手段、完全不计后果——甚至不顾大清王朝的安危。他们的观点、利益和立场与慈禧完全一致,自然得到慈禧的强力支持。这样,清廷的内外政策便完全由慈禧、载漪集团决定。


由于各方反对慈禧未能废黜光绪,隐患仍在。在各种反对声中,她最忌惮的还是列强的态度和干涉,因此对洋人极端仇视,载漪集团对洋人也是恨之入骨。但他们又知道自己无力打败洋人,便将目光转向民间兴起的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 “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因此能战胜洋人为号召。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所以朝廷的政策也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此时,慈禧、载漪集团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黜光绪皇帝的目的。


对义和团,张之洞一直主剿,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决主剿。较早时张曾致电一位京官说,“辅清灭洋”口号是会匪一贯策略,“若因此姑息,大误矣”;义和团“能避枪弹,更是谣言”,如果因此而害怕义和团,则“更大误矣”。


5月末,义和团在朝廷支持下向直隶、京津发展,行为更加过激,烧遲北京一些店铺,并拆毁铁路、焚烧车站,张之洞立即致电荣禄:“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设?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则“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他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对义和团由抚改剿。6月15日,刘坤一、张之洞联衔电奏朝廷,力促朝廷改变政策。他们提醒朝廷:对义和团“如果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并表明自己心迹:“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所以恳请朝廷明降谕旨立即镇压义和团。由于此奏意见朝廷方针正相反对,所以刘、张事先曾反复电报磋商,字斟句酌。刘坤一起草的电稿原有劝朝廷对义和团“一意痛剿”之句,后改为张之洞提出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虽然实质仍是剿灭义和团,但语气和缓了许多,后抚之说照应了朝廷的政策、并未完全否定朝廷支持义和团之举,不使朝廷产生臣下忤逆的感觉,可能更易为朝廷接受。此奏铿锵有力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张之洞专门电刘要其加上的:“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他们强调:“机变甚速,间不容发。”


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虽然朝廷在6月17日收到刘、张电奏,得到主和派官员强烈反响,但最终无法改变慈禧向列强开战的决心。6月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刘坤一、张之洞认为大祸临头,但还想作最后努力,联络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湖北巡抚、江西巡抚及长江巡阅水师大臣联衔电奏朝廷,他们认为义和团是 “邪教”、“土匪”、“劫盗”,滥杀中外无辜、“华洋均受其害”,所以“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商侨教士和使馆,对各国政府道歉,对6月11日被清军杀害原日本使馆参赞杉山彬 “优加抚癅”。最后,他们几乎是哭求朝廷:“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然而,众多封疆大吏的哀求依然无济于事,慈禧于6月21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为了自己的权力,慈禧向来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在权争中总能获胜。而且,她把“中国”、“大清”和自己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对她来说,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因此,为了一己之权,她故伎重演,以为仍可获胜,把中国乃至清王朝都作为赌注押上了一场明眼人皆知必输无疑的赌局。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刘坤一、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张之洞、刘坤一多次与外国驻汉、驻沪领事馆和有关洋人联络,一再表示决不愿与洋人开战,坚决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一方平安的主张。英国担心他们无力保持局势稳定,提出可以派军舰进入长江协助,但为张、刘拒绝,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长江流域稳定。同时,张之洞还致电一些驻美、日大臣,要其劝说两国仿效英国,不对中国东南动武,“共保东南大局”。在刘坤一、张之洞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怀在东南官员之间、在中外之间四方联络,积极奔走,成为“东南互保”的穿针引线者。李鸿章袁世凯也对东南互保表示坚决支持。这时,京城义和团在载漪、刚毅等顽固派大臣唆使下正在加紧围攻各国使馆,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张之洞闻讯大惊,知道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与刘坤一商量就自作主张以与刘联衔的名义给荣禄发电,请求荣禄设法保护各国使馆,将使馆人员安全转移到天津,如此以后有议和、谈判的可能。他强调,能救使馆一个人即“减祸一分”。他还数次与其他督抚联衔电奏,恳请慈禧太后极力保护各国使馆。


就在东南督抚开始与列强谈判的关键时刻,慈禧6月21日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同时,朝廷还在20日、21日先后下达命令各省督抚 “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的谕旨。刘坤一、张之洞知道事关逆旨抗上,非常担忧,而盛宣怀也担心宣战上谕一旦公开,谈判将功败垂成,立即建议刘、张令各电报局不准公开宣扬此谕,只能“密呈督抚”。盛还电告刘、张,劝他们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战上谕之前赶快与各国领事订约,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为打消张、刘的担忧,盛宣怀还说:“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不能不有所变通,“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经张之洞、刘坤一指派,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盛宣怀为帮办于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东南互保”与上海各国领事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保证东南和平的《中外互保章程》。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参加“互保”。


“东南互保”与朝廷的“宣战”谕旨显然相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在签约的同一天就会衔电奏慈禧,历陈苦衷,有理有据,使朝廷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奏由张起草,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同朝廷向各国宣战和招募义和团民的政策,并劝朝廷改变政策:“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持邪术”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战胜列强的炮火;“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结果必然是“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者也”。而且,长江沿岸只有抢劫偷盗的 “会匪”、“拳匪”,“并无拳会之党可招”。在论证了朝廷面临可怕的局面后,他们自然得出为全国计、为朝廷计应实行“东南互保”的结论:“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由于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矛盾严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他们坦承,在长江流域如果只与一国开战,有可能支撑半年,但如果说可以抵抗多国,则“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张之洞抓住谕旨中有“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尽量将东南互保说成是符合圣旨的“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之举。当然,他们不能不表示:“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最后,他们特别强调朝廷不要将驻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圆,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尽量为朝廷日后议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在给他们的上谕中称赞他们的“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经过一番串联,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先后参加“互保”。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张之洞、刘坤一在8月17日忙致电各国驻上海总领事,为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所以请求联军“万万不可震惊我皇太后、皇上”。引电虽短,却用意殊深。慈禧此时最怕被列强作为“祸首”严惩,为其开脱正中下怀;为其开脱而将“东南互保”说成是按照慈禧旨意办理,慈禧根本不敢也不愿否认。所以,此电在讨好慈禧的同时又使她不能否认“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因此更具合法性。


于是,中国大地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华北地区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东南地区却与“敌国”签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如此“怪象”充分说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的迅速减弱,因此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而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为他们使浑身解数抗衡朝廷几近疯狂的决策而“东南互保”,使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为数不多的新式工商业最集中之区局面大体平静,免于战火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同时也阻止了列强势力在长江流域更迅速、更强烈的深入。从清廷的角度来看,“东南互保”为朝廷后来“转圆”、与列强议和、慈禧被免于惩罚做了重要铺垫。所以,当朝廷与列强议和成功,当初强烈主战的顽固派大臣如载漪、毓贤等受到严惩,而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刘坤一、张之洞却大受表彰。刘赏加太子太保衔,张赏太子少保衔。1909年张之洞病故,清廷在褒奖上谕中还不忘提此一笔:“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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