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宋史,影射现实:围绕宋史评价发生的激烈争论

针对两宋,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从政治上的萎靡不振着眼,评价这是一个衰朽的王朝;另一派则从其繁荣的文化、科技与商业着眼,称赞它是文化最为灿烂的王朝。这两种观点在基本史实上出入不大,关键在于立场不同。不久前在一本《休闲读品•天下》的杂志上看到一篇《两宋历史地位的从新审视》的文章,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这是我以前对宋王朝的认识中从未有过的新的视角,让人耳目一新。以下文章摘自《两宋历史地位的从新审视》,以供大家分享。

从公元960年2月赵匡胤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到公元1279年3月,左丞相陆秀夫背着7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赵宋王朝总共绵延了319年。其间,崛起于东北的金国于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攻占了宋的首都开封(古称汴梁),赵氏皇族成员康王赵构于次年(1127年)6月在河南的商丘登基,承袭大宋王朝的正统,后以杭州为临时首都(故称临安)。后人将1127年之前都于开封时期的宋朝称为北宋,其后则称为南宋,简称“两宋”时期。

“两宋”王朝的历史具有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具有的特点:政治、军事上衰弱,文化、科技上却成果斐然。终其一朝,两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全国的统一,总是处于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对抗中,前期是辽、西夏,后期是金和蒙古人。在这些对抗中,除却太祖、太宗两位开国皇帝外,两宋王朝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态势,基本上靠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维持局面。但就是在这种近于苟活的岁月中,两宋王朝却繁衍出了极其发达的文化、商业和科技。针对这一特点,历来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从其政治上的萎靡不振着眼,批评这是一个衰朽的王朝;另一派则从其繁荣的文化、科技与商业着眼,称赞它是文化最为灿烂的王朝。双方观点在基本史实上出入不大,关键在于所赖以立足的立场不同,而这种立场的强弱,又依时代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大抵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时,对两宋持批判态度的立场就占尽上风,借古代的爱国英雄鼓舞当前的斗争勇气,借批判宋代的懦弱君臣来抨击眼前的投降主义;而到了太平盛世时期,对两宋持肯定态度的立场就重新抬头,以古代的繁荣为今天的繁荣助势。

本期刊登了两篇对两宋王朝评价截然相反的文章。时值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天下承平日久,雅颂两宋文明繁茂的观点大行于世,理所当然;然而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中,不忘记那也曾是一个国破家亡、英雄齿冷的时代,亦是史家之本分。本刊刊登这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意在展示历史及历史评价本身的丰富性与完整性,至少,那句几成老生常谈的哲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两宋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王朝以来,宋朝是绵延时间较长的朝代,但它的疆域,和汉、唐、明、清相比,却是最小的。如何看待宋朝的历史地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陈寅恪对其给予最高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则斥之为“积贫积弱”。陈、钱两位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到底哪一种看法正确呢?笔者来谈谈个人的一点认识,供读者参考。

1“积贫积弱”说质疑

扣在宋朝头上最大的帽子是“积贫积弱”,由于钱穆《国史大纲》以及《中国史纲要》等著名教科书的传播,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定识。不仅历史界如此,其他各界均受其影响,如文学界、哲学界等,他们在研究宋代的文学家、哲学家时,需要了解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往往要借用历史界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从源头上分析一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宋代的实际情况。

钱穆是怎么得出“积贫积弱”这个结论来的呢?他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中说:“与秦、汉、隋、唐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的富强”,而宋的统一“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这就是说,秦、汉、隋、唐是富强的典型,宋则是贫弱的典型。

下面首先分析一下其“积贫”之说。宋的“积贫”表现在哪里?钱穆在《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中说:“宋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具体表现是兵和官越养越多,财政支出越来越大,政府只好用增加税收来解决,宋代的税收比唐代增加了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及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这看起来似乎能自圆其说,但如果稍微仔细考察一下,则完全没有道理。宋代的税收确实比唐代增加了许多,但这怎么能证明宋代一定比唐贫呢?要想说宋比唐贫,必须首先证明宋代的经济状况(农业、手工业、商业)不如唐,或只跟唐相当,税收不适当地超过了经济的增长,才会出现贫的局面,如果宋代经济远高于唐,税收相应高于唐,那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比宋代不知多出多少倍,按钱氏的逻辑,岂不是贫到极点了?!

关于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简言之,远比唐代发达。它的疆域虽比唐小,但它的开垦土地面积高于唐,唐代485万多顷,宋代511万多顷(一说唐337万顷,宋472万顷)。单位面积产量也高于唐。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北宋中期明州(今宁波),由于有广德湖灌溉之利,“鄞县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开创了古代亩产的新纪录。唐代最盛时,每年运往首都粮食300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600万石。

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

商业的繁荣更是唐代难以望其项背的,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的开设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货币的流通量飞速增加,宋朝为适应这一需要大量铸造铜币,宋神宗时每年铸造500多万贯,而唐代每年才生产几万贯,最多时玄宗一年才32万7千贯,宋神宗时两年的铸币量超过唐代三百年的总量,两者差距之大,何止几十倍。税收量只比唐代多几倍,怎么就能贫了?事实上,宋朝政府财力相当富裕,于正常开销外,还能拨出大量经费救助弱势群体,在全国各县设立安济坊,收养贫病之人,仅开封的安济坊三年中就治愈了上千人。又设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对妇女儿童,还雇女使及乳母进行服侍,甚至达到“贫者乐而富者扰”的地步。另外,还设漏泽园,安葬无主尸骨。这一切,在号称富强的汉、唐做不到的,宋代都做了,而且坚持到宋亡。这样的王朝能称之为“积贫”吗?

近几十年来,宋史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宋代经济处于高度发展时期,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这大体上已成为共识,本来足以推倒“积贫”的陈说,大概多碍以“积贫积弱”已经成为固定的词组,谁也不愿正视两者的矛盾,于是出现对立两说共存的奇怪局面。

至于“积弱”问题,从军事角度说,以宋和辽相比,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稍弱一些,所以和议签订后,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局面。宋和金相比,也略弱一些。和西夏相比,则稍强一些。与蒙古国相比,就弱得多,但应该看到,蒙古国是当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强国,它灭亡一国,往往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时间。唯独南宋却与之抗争了几十年。从国际范围看,宋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也算是一流强国了,用“弱”,特别是“积弱”来概括它合适吗?凡不是超级大国,它就是弱国,这样来观察问题,合理吗?而中晚唐时期,论时间和北宋差不多长,论军事实力,比北宋还要差,首都几度被攻陷,也要奉送岁币,甚至加上不等价交换的和市,怎么就不称它“积贫积弱”呢?晋和宋最为相似,都城被占,皇帝被俘,为什么不称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为什么不用同一尺寸衡量?

从现在的角度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官学、书院遍布全国,学术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可以说是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哲学学派,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2 南宋“小朝廷”说质疑

对宋朝的历史不仅存在误解,更有许多偏见,对南宋尤其严重。南宋的疆域比北宋小了许多,但存在时间也有150多年,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继续发展,呈现一派繁荣、辉煌的景象,单就已经出版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来看,南宋的数量远远高于北宋,大致要高出一倍以上,可见南宋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高的。但许多论著一提起南宋初年的政权,就蔑称它为“小朝廷”,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它管辖的疆土小了?可是,谁也没有因为东汉的疆土比西汉小,就称它为“小朝廷”!也没有因为东晋的疆土比西晋小,而称它为“小朝廷”!是因为它推行的政策太屈辱了?清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其比的,但是谁称它为小朝廷呢?

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签订和议,从主流方面说,应该是肯定的,金方放弃了消灭南宋政权的目标,承认其政权的合法存在,对宋而言,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兴的局面正式确立。双方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然而偏偏有一种“左”的观点,给高宗为代表的南宋政权扣一顶投降卖国的大帽子,和议等于投降,这是很奇特的思维。高宗如果想投降,就不必宣布即位,也不必因躲避金兵的抓捕而南逃,更不必费尽力气,花费十几年时间去支持和组织抗金活动。如果认定和议就是投降,就必须论定南宋政权没有主权,是与伪齐一样的傀儡,金方想立就立想废就废的。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稍微客观一点看问题,就不一样了。譬如,把它和同类型的南明政权作比较,它们的前身统治的疆域大体相当,面对的敌人是同一个来自东北的民族(女真和源自女真的满族),但是,南明政权很快灰飞烟灭,而南宋政权却持续了一百几十年。这就意味着南明中兴没有成功,而南宋中兴成功了,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为什么只说卖国,讳言中兴呢!

把南宋视为“小朝廷”,看似小问题,却成大障碍,看不起南宋,自然研究南宋人少了,至今,我们能看到的南宋论著数量只相当于北宋的五分之一。许多优秀的遗产不能批判地继承,怎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呢?好在杭州市社科院已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全国专家编写南宋研究丛书,最近推出的25本大作,足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

3 重评宋代的历史地位

对两宋历史为什么有这么多误解和偏见?第一,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经常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都是中国军力不如外国造成的,因此很自然地习惯于单从军事角度品评好坏、高低。在心理状况备受压抑时,自然就向往汉、唐,想起当时称雄天下,四方皆来朝贡的场面,何等气魄,令人振奋!于是,蔑视打不过辽、金、元的宋朝,蔑视其不能横扫外敌而签订和议。因此,一旦有人指责宋“积贫积弱”、蔑称其“小朝廷”,指责其投降卖国,借此发泄对政府举措的不满,便很容易被民众接受而广泛流传。第二,简单的类比。日本原来弱小,推行明治维新改革以后实现了强大,并开始侵略周边国家,在它的刺激下,中国也曾实行戊戌变法,可惜完全失败。以此反观历史,凡变法必定是国家存在种种危机的产物,尽管宋还处于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期.而晚清已走向王朝最后覆灭的前夜,两者截然不同,却用同一模式套。于是,范仲淹、王安石变法被无限拔高,变法背景,被无限夸张,甚至说存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然而这样的结果,往往出现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既然如此危机四伏,那么变法一旦失败,社会就会崩溃了,然而实际情况则相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止后,却接连出现庆历之治、嘉祐之治的黄金局面。第三,过去研究汉唐的学者多,而研究宋的学者少,成果也少,对宋代难以作出正确的评价。

当我们摈弃了误解和偏见,宋代真实的历史地位就可以显露出来了。

它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最为民主的,实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以法治国。在这一制度下,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不能随便独行其是,必须依法办事,必须与士大夫共商大计。宰相也不能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台谏官的监察权很大,他们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监察皇帝和宰相。在这样的体制下,不易产生重大的决策错误,贪污腐败容易得到及时的处理,不致失控。

它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胜过汉、唐。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相当发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疆域比汉、唐小,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不通了,这是常被世人诟病的,其实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发达是通过陆路贸易实现的,相反,先后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法、日、美等国,莫不是通过海洋贸易实现的,而宋代正好在海洋贸易方面超越了汉、唐,达到了空前的最高水平,最近发现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便是最佳例证,指南针就是在实际需要中被发明的。海洋贸易的发达几乎使宋代铜钱成了周边国家的通用货币,亚、非各国不断出土大量宋钱,即是明证。

它的科学技术成就是最为辉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在宋代发明,或主要在宋代大量实行,任何发明只有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它的思想是最活跃的,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哲学上已是万马齐喑,只是到了宋代才重新活跃起来,富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宋学兴起,知识精英们敢于对儒家经典大胆怀疑,敢于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传授弟子。新学、洛学、关学、蜀学、心学、涑水学派、永嘉学派等纷纷出现,这样的盛况在秦、汉以后,是独一无二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宽阔的胸怀、伟大的志向、崇高的气节,传颂千年而不朽,永为后人之楷模。

它的教育是很成功的,除官学外,更有大量的书院出现,这是知识分子传播自己学说、培养知识精英的场所,为元、明、清所继承。宋代知识普及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启蒙读物的大量编纂、印刷、出版,唐代的蒙学书至宋代只有一种在流传,宋代则推出了许多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启蒙书,出名的有《三字经》、《百家姓》等,有普及儒家经典的,如《经传蒙求》、《易学启蒙》、《论语训蒙口义》,有普及历史知识的,如《两汉蒙求》、《南北史蒙求》、《十七史蒙求》、《通鉴韵语》等,有专供女性阅读的,如《训女蒙求》等。编写者颇有一些是大学问家,如朱熹、胡宏等,其水平比唐代高出许多。

它的科举制度是最先进的,唐代科举录取人数太少,每科不过20人上下,不能改变整个官僚结构,又有行卷之风,不糊名,很难做到公平竞争。宋代录取人数大增,三年一科,每科取好几百人,糊名,不论出身贫富,公平竞争。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出身都相当贫寒,通过个人努力,考中进士,并进入领导层。可以说,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是从中国学去的。

宋人的知识结构合理,唐人在诗歌创作上成绩辉煌,但知识面并不宽,唐代的笔记多是历史或故事,很少涉及其他学科的。宋人的知识面非常开阔,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学、史学、医学、算卦、佛经、道书,无所不读,像沈括的《梦溪笔谈》,在其他朝代是见不到的,在宋代涉及多学科的笔记多得是。像欧阳修不仅文学、史学成就甚高,经学、金石学等成绩卓越,还创造了“诗话”这种新型的体裁。就这样一位很有学问的精英,当他向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刘敞请教问题时,刘敞当下就回答了,并笑话他:“好个欧九(欧阳修排行老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这就逼着人们勤奋读书,钱惟演“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欧阳修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通过以上简略的勾勒,已足以看出,宋代的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峰,在当时世界史上,它无可置疑地居于领先地位,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是对民族、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世界军事史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强地位,当一个强大的民族,走向衰弱,被别的兵力更强的民族征服时,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会在文化上发生新的较量,其结果往往是文化低的民族被文化高的民族同化。匈奴强盛过几百年,但它在兵力衰落之后,在文化上也无力与水平更高者相抗衡,其民族随之消失了,成了历史的名词,其后的突厥、契丹都是如此。汉族的王朝在宋后中断过很长时间,但汉文化没有中断,几千年文献记载也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史上是唯一的,汉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动摇。这一切,宋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宋王朝的巨大贡献,还它以崇高的历史地位。

文章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三辑文章《两宋历史地位的从新审视》,2010年五、六月合刊,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