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中国必须避开“勃列日涅夫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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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快速发展可能还不会吸引那么多的注意。相较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最重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2009年仍然保持了8%的增长率,使得其他国家相形失色,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各种场合下再次成为焦点。虽然一些肯定与赞扬甚至来自于一贯与中国作对的西方,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倾向于保持低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仍然谨遵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训示,另外他们也确实意识到中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仍待转变的增长方式、高涨的房价、群体性事件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是被作为“发展中的问题”来处理的,现在如果谁要说中国社会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快速发展可能还不会吸引那么多的注意。相较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最重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2009年仍然保持了8%的增长率,使得其他国家相形失色,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各种场合下再次成为焦点。虽然一些肯定与赞扬甚至来自于一贯与中国作对的西方,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倾向于保持低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仍然谨遵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训示,另外他们也确实意识到中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仍待转变的增长方式、高涨的房价、群体性事件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是被作为“发展中的问题”来处理的,现在如果谁要说中国社会中潜伏着重大危机甚至是类似于苏联解体似的前景,可能不但他们不会相信,绝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但笔者相信,苏联的阴影并没有离中国远去。虽然中、苏之间有着重大的不同,虽然自从苏联解体后中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苏联作为一个走过从兴起、到鼎盛再到衰亡完整过程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值得其他社会主义引以为鉴的现实标本。


一.什么是“勃列日涅夫陷阱”


在苏联74年(如果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的话)的生命历程中,最与当前中国类似的是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勃氏统治苏联之前,先后有奠定苏联基础的斯大林时期以及主张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时期。在当前中国之前亦有相对应的两个阶段,即最初尚法斯大林模式、奠定现代中国基础的毛泽东时期和推行事实上的去毛泽东化的邓小平改革时期,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自由主义色彩,也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最为相似。

可能多数人会指出,我们不是仍处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吗?为何又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相类比?事实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已发生重大变化,自由主义改革色彩虽然在1994年提出市场经济到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但也仅止于经济领域),但此后渐渐褪色,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领域开始全面进入一个类似于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的时期。


勃列日涅夫是通过推翻赫鲁晓夫执政苏联的,他治下的苏联虽然名义延续赫鲁晓夫的政策,但实际上有着重大不同。当时苏联主要体现如以下特征:


1.重新强调计划经济,柯西金总理试图继续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但因受干扰而无果而终。


2.政治上加紧控制,异见分子多放逐国外,社会表面稳定。


3.形成强大、稳定的官僚阶层,其后果是意识形态开始褪色,特权、腐败的制度化与普遍化,以及政策日益保守、僵化。


4.社会分裂加剧,在广大民众与官员阶层之间形成“我们vs.他们”鸿沟,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情绪广泛存在。


5.作为一种压抑的社会情绪的爆发,酗酒、怠工、犯罪等问题蔓延,社会信仰缺失,民族精神腐化。


6.民族问题开始暴露,但勃氏政权不以为意,而是继续通过压制与笼络相并重的手段控制局面。


当然,必须注意到当时苏联也有另外的一面,即利用积累下的经济基础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球第二,甚至一度相当于美国的80%,在航天、军事领域等尖端领域,苏联成就惊人,先于美国将卫星和人类送上天,并曾让美国感觉到“导弹差距”,国际局势一时间也有苏攻美守的态势。


另外,在民生领域,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还是令人满意的,工资普遍提高了,居民许多都有了自己的住房。但到后期,苏联工业结构畸形导致的日常消费品缺乏已极为明显,民众甚至不得不一天花几个小时去排除买面包,从而造成普遍性的社会不满,极大地削弱了苏共的执政基础。


二.中苏的几点比较


历史有时竟是惊人的相似。从当时之苏联反观今日之中国,也是显著成绩与巨大问题并存。


在成绩方面,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额在不断攀升,中美共治的论调其实就是当年美苏共治的翻版。但中国还不像苏联,核心竞争力仍然有限,不能像当年苏联那样在航天、军事尖端科技领域压倒美国,更谈不上有能力派军队在全球与美国一争雌雄。


在民生领域,胡温执政后也是推出一系列的惠民的措施,在一时间内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是,这种恩泽的效应显然像当时苏联一样,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然我们与苏联有一个不同,即在满足民众基本需要日常用品、轻工业产品方面已经打下了较雄厚的生产基础,不必再担心苏联时期要排队买面包的事情。但是,民众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三座大山”方面所引发的不满并不下于当年苏联居民由于买不到面包的积怨,或许更有甚之。


而在其他问题方面,中国与当时苏联也有得一比:


1.虽然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法治、产权制度改革跟不上,市场经济仍然名不副实。近年来,更是由于国企的极力扩张,侵蚀竞争产业领域,加上中国经济历来把政府控制的投资作为一个重要驱动力,所谓市场经济实际上有重新“计划化”的趋势。


2.至于政治上,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多说了。


3.官僚阶层掌握了巨大资源,利益而非信念成为“团结”这一阶层的实质纽带。反腐治标而不治本,各种改革政策不是在官僚阶层的阻挠下难以出台,就是在制定、执行过程中被异化,改革难以向深层次推进。官员的财产申报与公开制长期难以真正落实,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


4.贫富分化严重,特别是阶层间流动受阻,各种群体性事件突显政府的信任危机。


5.整个社会信仰缺失,娱乐主义、拜金主义蔓延。


6.“3·14”和“7·5事件”表明,民族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专注于经济上照顾的传统解决思路已走不通,但如走扩大自治、尊重宗教自主和政治参与的路径,则存在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虽然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宪法上规定民族自治区(在苏联是加盟共和国)可以选择退出共和国(在苏联是联邦)的权利,从而避免了一个“定时炸弹”。但对于狂热的独立分子来说,独立的由头并不难找,况且,台独势力的现实存在与活跃的海外**、藏独力量,更使得今日之中国面临更甚于当时苏联之困境。


至于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何种结果,还是要回过头去看看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苏联模式虽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顶峰,但事实上是丧失了经济改革、****的最好机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期甚至是中期,国内外环境都比较顺利,能够带来大量外汇的石油也是价格一路看涨,为苏联带来大量现金,能够支付相应的改革成本。但是,勃列日涅夫除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体制的潜能之外,在改革方面无所作为,白白浪费了最佳的改革机遇。


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埋葬了苏联,此说不确。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固然有其不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苏联已内外交困,戈氏如果做得好一点有可能延长苏联的寿命,但很难制止剧变的最终发生。有人说斯大林模式是苏联解体的根源,此说亦不确。斯大林虽然建立了一套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比较僵化的体制,但吊诡的是,当时的政治体制反而因为过于独裁而不至于僵化,因为他的下属们早就被他的极权吓破了胆,只等他一死就改弦更张。但勃列日涅夫则塑造了一个出于利益而对现有体制空前忠诚的官僚阶层,从而使得现有体制能够有效的传承与延续下去,任何新的变革都难以产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僵化。


套用孙中山的三个词汇,勃列日涅夫虽然把苏联推上了强大的巅峰,但并没有解决好“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问题。如果解决了民族问题,苏联即使是变色也不至于解体。如果解决了民权和民生问题,苏联可能解体但不至于变色。可惜,苏联三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后来一起爆发,苏联便只能被炸得粉碎。


这就是为何我们要警惕中国步入“勃列日涅夫陷阱”的原因!


三.如何避开“勃列日涅夫陷阱”


所幸的是,尽管历史常有相似,但后人如能汲取前车之鉴的教训,也常有更多的机遇来避免重蹈覆辙。


当然,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官僚阶层,因为正是当前中国官僚阶层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极其相似性,才使得中国的改革事业在许多方面停滞不前,甚至扭曲、变色。对当日中国来说,这个机遇或许可以归结为互联网的出现,正是互联网使得分散的民众成为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推动着中国的不断变革。


在苏联时期,人民心底的抱怨只能在家庭的厨房里对好友诉说,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舆论推动决策的改变,僵化的社会因此更加难以改变。但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中国的底层民众由此找到了表达意见、汇聚民声的便捷渠道,这或可成为中国推动社会逐步进步而不至于过度僵化的有效途径。从事实层面观之,近些年来中国在一些方面有所改善与进步,无不有赖于互联网从中推动的功劳。通过孙志刚事件而废除收容制度,可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例。


当然,也有许多网上一直在呼吁却一直实现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大学的改革与自治。但即使如此,网络也起到了一种发泄的功能,许多人在网上激进,在现实中犬儒,或缘此之故。这对于执政者所期待的社会稳定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而互联网最为深远的意义之一,或许还在于它渗透到最为广泛的人群,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提供不同的视角,能够在无形中完成一种公民的启蒙,这是任何传统渠道所不及的。而公民意识的萌生,实是未来中国进步的基础。


但要真正利用好这个机遇,就需要我们善待互联网,也善用互联网。以目前观之,有两种趋势令以担忧,它们很有可能缩小、歪曲互联网在推进中国进步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当然是对互联网的不当管制。所谓政治上敏感的信息在互联网上接触不到,但黄色信息却能够借此互联网大行其道,这可能是当前中国互联网管理上的最大扭曲。一定的互联网管制当然是必要的,笔者也曾发表文章,认为“网络自由也有底线”。但这种底线是法治,是对公民权益(如隐私权)的保护,而不是设定大家看不见、但碰不得的高压线。


第二是抑制变形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信息的不全面接触以及适当的诱导之下,片面化的民粹主义与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危险思潮。在这些思潮里面,看不到对法治与自由的尊重,也看不到对宽容与同情的珍视。相反,它们冲击了中国社会中本来就不多的公民意识,助长了传统底层文化中的暴民意识,事实上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另类表达。它们或许在短期内能够凝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或是转移对政府的抱怨,但从长期来看只是精神鸦片,对于中国的持续、逐步进步有害无益。


如果每一个网民都能变成公民,如果每一个网上的公民都变成现实中的公民,中国也就有了避开“勃列日涅夫陷阱”的希望,也有了摆脱苏联历史阴影的可能!


(201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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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0-7-1 14:21:55 被抱愧语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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