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岭:消失的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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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岭:消失的蜗居

21世纪经济报道 肖明 刘莹 北京报道 2010-06-29 23:35:52


核心提示:“这是一个半拉子城市化。”政府在拆迁唐家岭后要盖廉租房,但是那5万多租客现在搬到远处去了,他们的城市生活仍然相当滞后。


圆明园往北5公里的唐家岭,著名的“蚁族”蜗居之地。

6月25日,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

王哲,上地一家公司的普通员工,提着2个编织袋,坐上了365路公交车。前方往北半小时车程,是他的新租住地小牛坊村;身后,是将不复存在的唐家岭。

“越往北,越便宜。住下来也就安心了。”王哲说。

拥挤了4万大学生和外地民工的唐家岭,由于私建私盖“脏、乱、差”和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群众安全感不高等问题,被北京市政府列为50个整治督办重点挂账村庄改造工程之一,今年务必拆迁整改完毕。不仅违章建筑要限期自拆,村民的合法宅基地房屋也将在今年12月前全部拆迁完毕。

数万名租户,开始撤离。

记者在唐家岭村看到,到处是等待搬运的车辆,电线杆上到处是房源信息,一般是附近小牛坊、史各庄、永丰屯、定福黄庄等地方。一位帮人搬家的民工告诉记者,租客们一般是向北撤离,那里房租便宜。而同时,为了适应新的租客到来,大批的农民房屋正在那里加紧建造。

告别唐家岭

6月25日,是唐家岭临时违章建筑的最后期限,大的拆迁工作将开始,本地的租住的数万人基本上已经搬走,而本地原居民也已经开始搬迁。

为定福黄庄拉租户的李雷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都有唐家岭的租户搬往外地,他自己去年刚刚盖完的公寓,在晚上也能拉到人。很多唐家岭本地农民前来询问租房的行情,现在自己也要找住处了。

“越早搬,越能选好的房,我们那的公寓还有班车接送。”李雷坐在废墟中一把椅子上说。这里曾经是唐家岭小学。

唐家岭租客的兴起,是1994年的事情。当时开始兴建的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距离唐家岭村仅仅只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到此租房的外地大学生越来越多,当时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屋,也就200元左右,但是没有厕所。随着上地的迅速做大,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前来此地。如今,唐家岭租户已经高达4万多人。

当地的农民看到租房需求大,10多年前就开始自己盖房,最高的盖到了7层。每个房屋都带独立的卫生间、燃气、厨房等。这里的每个当地居民,几乎都有二三十间房屋出租,而最著名的董家大院,租用村里土地一口气盖起了将近300间房,稍小一点的同鑫公寓,也有数百间房屋,耗资数百万之巨。

不过此次拆迁,这些房子因为没有通过规划部门的同意而被定性为违法建筑,但一般来说,盖房的成本大多数只需要2-3年就能收回。但有一些刚刚投入巨资盖了几百间的,就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在唐家岭村的农民,每家还有近1亩的果园,在居住地拆迁后,农村户籍将转为城市户口,每家也会按照人均50平方米的标准获得政府盖的新住房,以及预留的人均50平方米的产业岗位空间。但是当地农民并非都肯买账,拆迁之后,稳定的房租收入没有了,以后怎么办?

房子的数量和房租的攀升,印证了唐家岭曾经兴盛的历史。王哲告诉记者,2007年时,在唐家岭花600元就能租到17平方米左右带有暖气和独立卫浴的中上等房间。但是到了2010年,房租上涨,面积大的房间一下子从月租金一千出头大涨到了一千四五。

“即便唐家岭不拆,我们也要走。你想想,谁可能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来租房子住呢?我们只能往更远的地方搬。”王哲认为,自己搬向远方,不仅仅是拆迁的原因,本地租金上升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

新唐家岭

小牛坊村,王哲的新家。

这里租金比唐家岭更加便宜,400元能找到18平米的房子。而条件好些、有独立卫生间能上网的,就需要800元。最便宜的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的,每月只要200元。

该地距离唐家岭往北有2公里左右,附近是著名的航天城。往西还有一个叫永丰屯的村中村,那里也分流了不少唐家岭搬去的租客。

王哲认为,小牛坊村可能是他的新家。因为这里相对卫生干净,而自己每月接近3000元的收入,也只能住这样的地方。因为此前更惨的时候,还住过地下室,当时兜里只有20元钱,地下室的床位也快到期了,连一个馒头也要6角钱。

谈起过去的事,王哲觉得不堪回首,他认为,自己只能有这样的消费水平,连谈女友也是奢望。“恋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看场电影都是奢侈,每个月除了房租,吃饭要一千元,两千多的工资还剩多少啊?我爷爷很着急,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啊。”

王哲的感叹不无道理,不过实际上比小牛坊村更大的租客聚居地正在形成。


小牛坊村再往东北大约2-3公里处,则还有东半壁店村、西半壁店村和史各庄村,这3个村连在一起,与八达岭高速路相连。因为是3个村相连,加上农民自己盖的房屋高,交通方便,至少居住了15万人,比唐家岭要宏伟得多。

目前大批的农民正在兴建5-7层的高楼。由于道路面积狭窄,很多砖石堆砌,导致行车困难。“房屋密度太大,稍微有点什么事情,跑都跑不出来。”史各庄村村民王克增对记者嘟哝说。他是更远的昌平沙河人,在这里有几层的楼房专供出租。

根据王克增的说法,当地每家至少有20-30间房间在出租,每间在400-500元左右,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等,因此每家租金月收入在万元是很正常的,但是近期大盖的高层,主要是适应唐家岭等村拆迁租客居住的需要,这样房间少的会有上百间,最多的有两三百间的。“租房需求大,但是新盖的房子多,所以价格涨不起来。”

这里的村民们都在疯狂盖房。农民自己盖一般每层为10万元造价,盖完后出租2-3年收回成本。所以在唐家岭拆迁后,这里的农民依然大肆投资,哪怕是三五年后拆迁,也基本上没有赔的。

不过,这样的地方对外来的租客并不是长久之地,因为收入还是太低。比如租在此地的一半是月收入在2000-4000的,如果超过的,则可能往南搬;如果收入达到近万元的,则会在城里居住;如果在2000元以下的,则需要往北搬。

王克增有亲戚在南边清河5环附近,距离唐家岭往南5公里,史各庄往南8公里处,同样20多个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房间,租金需要在千元以上,“这就是白领在住了。”他说。

因为本地租客收入低,难以刺激本地的消费,比如这里的烤羊肉串,即使便宜,仍生意惨淡。这里很多月租金只有1000多元的小餐厅,生意也不是很好,有一家重庆餐厅甚至1年内换了20多个经营者,生意还是不行。

“现在被拆迁,没给住处,以后如果不给怎么办,还有现在每家租金收入每月上万,以后这笔收入从何而来。”王克增说。

伪城市化

史各庄可能是新的唐家岭,但北漂族的家在何方,令人关注。

今年以来北京房价大涨,使得不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农民工居住压力加大,北京的拆迁政策,也使得未来这些人在城市生存的可能性降低。国务院前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在调研中曾经有一个发现,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北京,因为房租贵,不得不搬得越来越远。

比如10多年前,他认识的农民工就住在4环,然后不断往北搬,现在最远的搬到了昌平。而这样的城市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城市化不是说人住在这里就能统计进城市人口的,城市应该降低门槛,给农民工城市的户口,让他们真正的走进城市。”任玉岭说。

北京近年来一直在加大拆迁工作力度,除了今年那50个重点挂账村外,未来北京的227个行政村也将实施城乡统筹一体化搬迁。王哲可以在唐家岭拆迁后往北搬,选择更远更便宜的地方,但是在城里居住的不少大学生,则面临向城乡结合部迁移的压力。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认为,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但是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原因是有大概接近2亿的农民户口居民被统计在内,但他们并没真正实现城镇化。因此,中国的1.5亿农民工尽管被统计进入常驻城市人口,但仍是“伪城市化”,因为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欠缺消费能力。

近期到唐家岭村进行调研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张曙光认为,目前农民工和很多大学生进了城,但是生活方式、消费水平、行为习惯多是农村的,如果去掉这2.1亿进城市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城市化率可能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半拉子城市化。”张曙光认为,政府在拆迁唐家岭后,要盖廉租房,但是那5万多租客现在搬到远处去了,他们的城市生活,是相当滞后的。“与半拉子城市化相伴的是一系列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打工者子弟学校,留守儿童,春运高潮,这在国外是看不到的,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张曙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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