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深圳5月20日电(记者胡谋)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富士康近期发生的“九连跳”,已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日前已进入富士康。


自2009年7月富士康发生“孙丹勇事件”,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富士康,向员工直接进行调查,先后多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同时督促富士康工会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正在该市20余个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掌握“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现状和需求。


富士康如何走出自杀阴影


5月14日,富士康一名安徽籍男工从宿舍5楼纵身跳下,当场身亡。


多年雄踞内地出口200强榜首、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排名第109位的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从今年1月23日至今,竟连续发生9起员工跳楼、共造成7死2伤的悲剧。而在2007年至2009年,该企业也曾发生过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企业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接连发生悲剧的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


据称,富士康员工薪资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加班按劳动法规支付工资,免费提供工作餐、住宿,依法购买保险,享有国家规定的假期……深圳市总工会也在有关报告中说,未发现富士康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现象。


但是,富士康的另一统计数据却别有意味:企业基层员工每月流失超过2万人,占职工总人数的5%。


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这里“不尊重人”、“把人当作机器”、“劳动强度太大”、“如果不加班,待遇也高不到哪里去”……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时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如果用工方式、管理方式不变,富士康还会发生“连跳”。


人际关系陷入“荒漠”


23岁的贵州籍员工蒙景迪,与今年年初跳楼身亡的马向前住同一个寝室。蒙景迪说,他们寝室住了10个人,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蒙景迪住了7个月,还不知道另外9名室友的姓名。


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尽管富士康称,企业理念为“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但其实,员工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非常紧张、冷漠。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随便说话就会被上司批评,甚至记过,所以心里有话也不会去找主管说,也没时间与工友交流。


有媒体评论,由于种种原因,富士康的员工陷入了“人际荒漠”。


据悉,富士康目前已成立 “关爱中心”。当发现22岁的男工卢新存在心理问题后,“关爱中心”的“预先干预”是:让工友“联系主管”。此举并未能阻止5月6日的“第七跳”悲剧。卢新的一位工友认为,仅靠形式上的“关爱”,阻止不了悲剧的发生。


员工难以融入社会


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许多富士康普通员工空闲时的去处,除了宿舍,就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小吃摊。


富士康目前在深圳共有42万多名员工,仅在龙华厂区员工人数就超过30万人,其规模堪比一座城市。实行“围墙管理”的富士康,尽管在厂区内建有一些商业、文化等设施,但远远不能让员工完整地融入社会。


富士康的人士说,作为企业,“我们既不具备管理城市的职能,也没有管理城市的能力”。有媒体和专家评论认为,把频频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完全归咎于跳楼者个人或企业,“显然都说不过去”。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将公共服务延伸到外来工的集中生活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富士康吸引着数十万外来工迁移到龙华,政府却缺乏相应的社会管理配套机制。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公共政策等,作出长远规划,打开企业的“围墙”,让员工更多地融入社会而不是被封闭在厂区。


“新生代”外来工需要关怀


在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外来工已经超过85%;“连跳”事件的涉事人最大不过28岁,最小的仅18岁。在富士康近日对员工心理状况所进行的摸底排查中,投诉、求助的员工达483人。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认为,“新生代”外来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生活也相对熟悉,对生活怀抱着更多的梦想,但生活中的困惑与压力,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他们比上一辈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所以,要更加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怀和帮助,从制度层面保证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也表示,必须重视对“新生代”外来工的现代心理教育,同时摸清他们的真正需求,了解他们面临的、希望解决的问题,“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