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杂牌军的待遇及其伪化问题---何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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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战时期杂牌军的待遇及其伪化问题 何 德 廷    抗战时期 ,国民党不愿完全放弃削除异己的做法 ,未平等地对待杂牌军。杂牌军和中央军在武器装备、 后勤供给、 兵员补充、 将领处分等诸多方面存有差别 ,造成杂牌军在抗战中处境极为艰难 ,个别杂牌军将领伪化以图 存。 一   杂牌军与中央军的待遇差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 ,杂牌军以民族大义为重 ,捐弃前嫌 ,服从中央政府领导 ,毅然走上抗日前线 ,形成了全国各军团结御侮的局面。令人遗憾的是 ,抗战时期 ,国民党并未完全放弃排除异己的方针 ,蒋介石

抗战时期杂牌军的待遇及其伪化问题

何 德 廷

抗战时期 ,国民党不愿完全放弃削除异己的做法 ,未平等地对待杂牌军。杂牌军和中央军武器装备、 后勤供给、 兵员补充、 将领处分等诸多方面存有差别 ,造成杂牌军在抗战中处境极为艰难 ,个别杂牌军将领伪化以图

存。

一 杂牌军与中央军的待遇差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 ,杂牌军以民族大义为重 ,捐弃前嫌 ,服从中央政府领导 ,毅然走上抗日前线 ,形成了全国各军团结御侮的局面。令人遗憾的是 ,抗战时期 ,国民党并未完全放弃排除异己的方针 ,蒋介石存有 “假全国团结一致 ,共赴国难的美名 ,阴图将这些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悉数消灭” ( 《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705页)的意图 ,故造成杂牌军和中央军在各个方面的待遇存有极大的差别。

1.武器装备不同。

抗战时期 ,中央政府在武器装备上并未平等地对待杂牌军:中央军在武器、 弹药等方面可以得到无限制的补充 ,而杂牌军则装备窳劣。如川军所用步枪百分之八十系川造 ,百分之二十为汉造 ,且使用已久 ,质量差;一个师仅有十余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 ,而射程较远、 杀伤力较大的野炮或山炮几乎没有。出川前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曾电请补充 ,蒋介石答复: “俟到西安后照办。 ”但到西安后 ,蒋介石又令川军原车东开 ,划归第二战区 ,武器弹药“由战区直接补充” 。到山西后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则推说 “要南京解决” 。结果 ,该集团军未得到任何补充 ,与装备优良的日军苦战月余 ,伤亡过半。后川军开到徐州时 ,李宗仁曾竭力请求补充 ,中央只破例补充每军250支步枪。这显然是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陆军第二十六师(贵军)参加凇沪战役时装备极其简陋 ,一个步兵连只有三挺机枪 ,五十多枝汉阳造步枪 ,而且残缺不全 ,有的步枪里没有来复线 ,有的用麻绳系着机柄 ,以防失落( 《八一三凇沪抗战》 编审组编, 《八一三凇沪抗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页) 。

2.后勤供给不同。

史迪威观察到 ,中国军队中 ,中央军和其他部队的待遇有极大差别: “各个师的质量相差很大 ,得宠于委员长的师武器装备和服装都是最好的 ,士兵们有绑腿和皮靴。但是中央政府的供应系统并不向所有部队提供这些物资 ,中国普通士兵穿的是草鞋 ,五个人合用一条毯子睡觉。 ” (巴巴拉· 塔奇曼著: 《史迪威美国在华的经验》 (下)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375 页)李宗仁也指出 ,中央军食丰履厚 ,杂牌军面有饥色。可见 ,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后勤供给极不相同。如川军出川后 ,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件 ,绑腿一双 ,单被一条 ,小单席一张 ,草鞋两双 ,斗笠一顶。川军经费短缺 ,粮食极度缺乏 ,蒋介石不予统拨 ,而令川军自筹。冯治安的部队没有鞋袜 ,士兵在水里泡着 ,冯玉祥打电话给军政部的何应钦 ,请他买四万双鞋、 四万双袜子 ,何答 “国家的章程上没有说发这个东西” 。后经冯玉祥据理力争 ,何才答应 “一样买一万双” ,即四个人一双。魏凤楼的部队 ,武器、 粮饷全靠老百姓给 ,打起仗来 ,政府的 “子弹、 粮饷 ,一点有力的援助都没有 ,呼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孙良诚的部队 ,政府是 “饷不给他足 ,衣服不给他够” (冯玉祥著, 《我的抗战生活》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10页) ,以致 “近闻孙部给养困难万分 ,伤病者无药医治 ,死亡者无棺殓埋 ,官兵相见大哭” (唐纵著: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

3.兵员补充、 部队改编不同。

战时兵力补充困难 ,是国民政府军队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但问题的实质是 ,即使是有限的补充 ,也应有所标准 ,应体现公平 ,尤其应体现对抗日有功部队的鼓励 ,而不能以嫡系、 杂牌为分配、 补充的标准。事实上 ,中央对杂牌军的缺编兵员不予补充 ,因此 ,杂牌军只能自己招兵补充。如庞炳勋的部队作战损失很大 ,按战绩 ,庞作战有功 , “升为军团长 ,然势力并未扩充” (苏志荣等: 《白崇禧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 页) 。庞部撤到舞阳县招兵 ,他在那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 ,只招到了几个人。后来还是冯玉祥通过在舞阳县城召开军民联欢大会 ,讲抗战救国的道理 ,一个星期就给庞炳勋补充了八千多人。

部队的扩编没有体现出鼓励英勇抗战的公意 ,甚至相反 ,中央对付庞炳勋、 孙良诚就是一例。 “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 ,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 ( 《李宗仁回忆录》 ,第 831页) 。这与庞部在抗战初期的表现极不相合。孙良诚的部

队在河北跟日寇打过许多血战 ,按作战表现 ,应该编成军。但后来到了山东 ,国民政府在职务上 “也是随随便便变个法子给他难过” ( 《我的抗战生活》 ,第110页) 。

对杂牌军 ,蒋介石政府不仅不予及时补充 ,反而借抗战之机 ,编吃杂牌军:通过部队减员缺编后对部队重新整编 ,取消杂牌军番号 ,让其自然消亡。抗战爆发时 ,国民党军队90个军中 ,杂牌军将领掌握的军队略多于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军队。但到抗战结束时 ,国民党军队 120 多个军中 ,杂牌军只占1/ 4左右。其中 ,有些军队业已中央化 ,不再为杂牌军将领掌握。如川军表面上仍有十几个军 ,但实际为川康将领掌握的只有二、 三个军。

4.将领处分不同。

蒋介石政府对杂牌军将领和中央嫡系部队将领之处

分差别极大。如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负责防御河北省境内平汉铁路沿线地区) ,两人职务相同 ,防务相当 ,罪责相似 (都是在日军进攻时不战而退) ,按法 ,都当处死刑。但因韩复榘为杂牌军将领 ,刘峙为蒋之嫡系 ,结果 ,韩以失地误国罪处死 ,刘则未处死(刘只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且不久又受重用) 。

第二十一集团军师长杨俊昌失宿县受军法审判 ,判十年监禁 ,也是相比之下对杂牌军将领处分过重的典型一案。杨师之守宿县已用尽最后力量 ,力竭始退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不战而退。而且 ,抗战期间 , “各部队所犯错误比此严重的 ,不知凡几 ,甚少受到处罚。纵使受到处罚 ,也很轻微。尤其是中央军 ,军官都是黄埔出身 ,同学之间互相照应 ,许多严重错误 ,都给马虎过去” ( 《李宗仁回忆录》 ,第752页) 。如武胜关失守 ,由于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听调遣所致。李宗仁呈报中央 ,要求严惩胡宗南 ,但电报竟如石沉大海 ,永无反响。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也存在着违抗军令、 保存实力的问题。李宗仁请求蒋介石给予处置 ,蒋置之不理 ,李也只得听之任之(郭绪印著: 《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杂牌军与中央军的待遇差别 ,中共是有所揭露的 ,指出国民党对 “非嫡系部队 ,经常布置在前线 ,不给必要的补给 ,迫其逐渐衰耗溃散 ,最后竟至取消番号;对嫡系部队 ,待遇却完全相反 ,装备给养 ,兵员补充 ,无不特别从优”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 (上) ,第109页) 。

二、 杂牌军伪化的原因

1.杂牌军将领伪化是其民族意识丧失的产物。

内因始终是杂牌军将领伪化的根据。杂牌军将领的伪化首先是杂牌军将领丧失民族意识的产物。在民族大敌面前 ,无论待遇如何 ,处境如何 ,都应坚持抗战 ,而不能丧失民族意识 ,伪化附敌。抗日御侮是中国军人的惟一选择 ,战死疆场是军人的荣耀。张自忠等杂牌军将领不计自身的待遇、 处境 ,实现以死报国的宏愿 ,成为军人的楷模。但抗战时期 ,并非所有将领都达到了这种思想境界 ,杂牌军将领并未完全消除旧时的军阀意识 ,他们把军队视为己有 ,因而在抗战中保存实力 ,消极避战。可以说 ,杂牌军将领的伪化 ,是其在民族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并存的复杂环境下 ,没有把握住自己前进的方向 ,从个人的私利出发 ,做出了违背时代潮流、 违背国家、 违背民族利益的错误选择。无论如何 ,杂牌军将领个人难辞其咎。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杂牌军伪化是 “由于上层军官不肖的缘故” 。除了杂牌军将领的主观因素之外 ,必然还有某种深刻的客观原因。

2.政府对杂牌军的削除政策和待遇差别 ,是杂牌军伪化的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 ,国民党的削除异己政策为杂牌军将领所明察 ,因而造成中央和杂牌军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中央当局视杂牌军为痈疽 ,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 ,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李宗仁回忆录》 ,第795 页) 。如前所述 ,国民党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差别待遇 ,造成人为的不平等、 不公平 ,而要杂牌军死而无憾 ,则不能不给杂牌军将领造成心理矛盾 ,为其伪化提供了心理基础和思想前提。编吃杂牌军 ,让其在抗战中自生自灭 ,为此大多数杂牌军将领的心情是 “沉重惶惑” 的: “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 ,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之后 ,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 ,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利 ,甚或撤职查办 ,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 ,成为光杆一条 ,即无以谋生。 ” (同上,第 705 页)他们 “图存之不暇 ,哪里有心思在抗战呢 ?” 对杂牌军和中央军将领处分不同的人治做法 ,不仅打击了杂牌军将领抗战的积极性 ,消减了抗战的效能 ,而且破坏了团结对敌、 一致抗战的氛围。随

着抗战的持久化 ,杂牌军将领为了自身的生存 ,将民族意识放在次要地位 ,不惜以伪化的形式走极端 ,以回敬国民政府对杂牌军队的不公正、 不公平。

3.国民党及其政府抗战状况的影响。

政府是一面旗子 ,也是一面镜子。政府自身的抗战态度和状况 ,对军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政府自身的消极抗战 ,保存实力 ,为杂牌军将领避战以免被消灭 ,甚至伪化图存 ,无疑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国民党当权者采取消极避战、 保存实力的方针 ,以准备将来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和状况 ,为杂牌军将领消极避战、 伪化图存提供了参照和前提。

国民党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中共武装力量在敌后摩擦 ,也对杂牌军抗战产生消极影响。蒋介石曾对庞炳勋指示: “你要化整为零 ,派兵到河北省敌后 ,与共产党比赛游击战。打日本是有限度的 ,千万注意不能 ‘前门拒狼 ,后门进虎’ 。 ” 蒋又要陈布雷转告庞: “宁肯失地于日寇 ,不能失权于共党。 ” (马先阵著: 《西北军将领》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这种错误的阶级杂念 ,为杂牌军将领伪化提供了理论借口。

4.日寇和汪伪的策动。

投敌的杂牌军大多孤悬敌后 ,从事游击战争。离开了原有的地盘 , “失去了休养补充的基地 ,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兵源、 财源和地方财政的支持 ,陷入了一切依赖国民政府的境地” (梁兴亮: 《论西北军旧部抗战的历史特点》 , 《西北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4 期) 。失去政府的依峙 ,离开政府的供给 ,在困难时不能独立自给 ,缺乏自存能力 ,因而处境险恶 ,为日汪之争取提供了条件。

日寇和汪伪的策动 ,是杂牌军伪化的重要原因。以华制华始终是日本侵华的基本策略。为此 ,日寇绞尽脑汁 ,极力分化我抗日阵营。如日寇曾提出 “只打中央军 ,不打杂牌军” 的口号 ,后又提出 “只打八路军 ,不打其他中国军” 的口号。汪伪则以职务、 装备、 军饷等为诱饵向敌后的杂牌军将领抛绣球。杂牌军将领在抗日与防蒋的矛盾夹缝中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伪化投敌以图存。国民党对杂牌军的削除政策和差别对待 ,是杂牌军伪化的主要原因 ,它使国民政府的军队失去了真正融为一体的极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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