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福建的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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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各阶层人民,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标志,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这个组织形势,为我党团结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根据这大好形势,福建团组织带领广大青年,继续“踵予相接”、“勇猛奋斗”,把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民族运动的庄严中亦居然获得重要地位”的福建青年运动,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①。

在这个阶段,福建青年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这几个方面:在党的领导下,团组织带领广大青年参加革命队伍,发展组织,壮大力量;深入工农民众,发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参加北伐,支援北伐,进行革命宣传,唤起民众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等等。所有这些活动,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北伐军在福建取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革命活动中壮大力量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福建青年运动,是在青年团福建地方组织建立后,伴随着福建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革命青年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壮大而发展前进的。

一九二五年春,福州、厦门两地先后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从此,福建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了自己的领导。然而,在使它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却依赖于各地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把革命的火种撒向了八闽大地。在大革命时期,相当一批的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外出求学,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分布于省内的榕、厦、漳及省外的沪、粤、京、赣,进而国外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地。在学期间,他们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大多数都积极参加了当地的进步活动。如黄埔军校一期学员,福建建宁籍青年陈刚,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在广州沙基惨案中蒙难②。就是在这些进步的社会活动中,这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受到了熏陶,经历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我党中央确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的时候,这批学生根据党的指示,陆续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组织,壮大力量,这其中主要有:

以北京、上海回到闽北的青年杨峻德、葛越溪、潘作民、翁树年,回闽东的有郑长璋(郑仲珊)、蔡泽鏛等;

从上海回到闽中莆田的青年陈国柱,回到福州的陈碧笙,入漳州的翁振华(翁泽生)、谢志坚、(谢绿云、路秋霞)等;

从厦门回到闽西的有林心尧,回到泉州的有庄醒民(庄宗敬)、董公泰(董云阁)、李松林等;

从广东到厦门的有杨世宁、许世中,以后随北伐军回到闽西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朱积垒、郭滴人等人。

上所列举,仅为回到各自家乡活动的革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人数虽然不会很多,地域却很广袤,分布在全省各地。他们政治素质好,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这就使福建的共青团地方组织,在已经建立的福州与厦门两地,增添了新的血液,在尚未建立组织的地区,则有了新的开拓者。这是这个时期福建青年运动中的一大特点。随后,各地开始发展成立组织的活动。陈国柱在莆田发展了。批党团员,成立了莆田党团混合支部,陈国柱任书记,陈天章任组织,陈德来任宣传,直属党中央领导⑧。翁振华在漳州福建第二师范学校发展了优秀进步学生八人为共青团员,建立了团支部,季永绥任支部书记。福州、厦门的团组织,则进行了整顿和改组,部分支部转化为党支部,其余也经健全和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四月时,福州团员由原来的三十九人增加到四十七人④。厦门团员由原来十人发展到四十三人⑤。到了下半年,福州团员数增加到一百六十余人(包括那些由团转党的)⑥。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壮大,共青团员作为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为这个时期的国共合作,加速福建青年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首要的组织条件,奠定了基础。

在迎接北伐中宣传革命道理

随着福建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青年运动蓬勃发展,迎来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到来。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密切配合,开展宣传活动。五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首先进入湖南,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福建紧邻广东,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其中一路挥师福建,配合北伐战争的革命活动这时成了这个阶段福建青年运动的重要任务。

福建,自一九一四年北洋军阀李厚基入闽以来,一直在福建骄横、拔扈,欺压百姓。远的不说,近止北伐军入闽之前,盘踞在福州的有周荫人、漳州的张毅、汀州的李凤翔等主要势力。他们划地为派,自立为主。这些军阀横征暴敛,奸淫杀掠,甚至买杀小孩以求花会(乃赌博之一种,投小孩之血祭神求点花会)之残忍过分之事,时有所闻,“极军阀统治所有之惨劫”,处广大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福建人民对北洋军阀这种残酷的暴行“恨之刺骨”,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斗争,却只是抱着与那些军阀“偕亡之决心”,而没能认识到这种残暴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的种种表现,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必须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求得解放(7)。针对这种状况,在福建各级团组织的领导下,广大的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为打倒军阀,迎接北伐军的入闽,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

对于宣传工作,福建团组织历来十分重视。在福州地方团组织刚成立不久,就明确规定:宣传现代思潮,努力民众运动,“使民众彻这种思潮(指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笔者注),以便引导民众,走上革命的轨道”⑧,把宣传工作作为首要的工作方针之一,开展了不少宣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翌年上半年,北伐军即将入闽,面对这种形势,共青团中央先后向各地发出了一系列的通告指示⑨,要求各地更大力、更广泛的从事这种政治文化之宣传,为北伐战争的正义性而摇旗呐喊,福建团组织便积极开展这项活动。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

一、口头宣讲

利用各种机会: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如五一劳动节,对总理周年日、“五·九”、“五·卅”等都要举行集会,发表宣讲。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义务学校、旅行宣传队、书报社、剧社等阵地,深入农村、工会、街头宣传国民革命,解释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解释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深刻根源,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苛捐杂税,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反帝反封建口号,教唱国际歌和国民革命歌⑩,指示和激励广大青年和工农群众向旧制度作不懈的斗争,支援北伐战争。

二、文字教育

主要以书刊、报纸、标语、传单等宣传工具。福州团组织当时“遵照(团中央)通告向外作政治宣传,……油印小报,以简单通俗文笔”,“纠正福州舆论界误谬主张,指导福州一切舆论”(11)。福安在省内外读书的一些进步青年学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带回了《马克思主义浅学》、《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杂志,公开或半公开地在青年中传阅,散播新思想(12)。此外,外地的进步期刊也流传在他们中间,如《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报》在厦门“每期可销一百五十份”,《新青年》、《劳动青年》等也“代售不少”⒀。厦门团组织还经常散发传单,特刊常有“十五、六种”,数量且大。一九二六年三月印制的“纪念中山先生”特刊,即多达五千份(14)。福建团组织还定期出版有《福州学生》、《福建青年》、《闽潮》、《党声》、《上杭评论》、《岩声》等刊物,尤其是《岩声》报和《汀雷》杂志颇有特色。

《岩声》报创办较早,它是在一九二三年秋,由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邓子恢、陈明(陈少微)等在闽西龙岩创办的。《汀雷》杂志创办于省外,印好后发回福建,是由福建汀属八县就读于邻省广东大学的进步青年学生谢秉琼、胡轶寰等(其中多是共青团员)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起创办的。他们揭露旧社会的罪恶,反映工农群众的悲惨生活。《岩声》报早期还只提“改造旧社会,宣传新文化”为宗旨(15),后来,亦和新创办的《汀雷》杂志合拍,公开标明:“冀得唤醒同胞,参加革命,藉以自求解放。”(16)就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月这短短的六个月内,两个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农民求解放应有组织的结合》、《汀州人民应怎样去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岩民众》、《五卅惨案纪念日告汀属民众》、《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等文章,大胆号召:赶快组织起来,应用解决全国的革命方法以解决福建问题,真是一语破的⑿。要使革命得到成功,只有广泛地发动民众都来参加,福建团组织在从事青年运动中,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宣传工作中,福建团组织则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演讲,收获不少。“最初我们是演普通革命问题,以期先取得群众信仰,入后才渐渐说到孙总理容纳大学(大革命时我党代号——笔者注)分子,及联俄等问题”,这样容易接受,颇被欢迎(18)。刊物文字,也力避晦涩,力求通俗易懂。《汀雷》曾载文:“亲爱的汀属民众啊!你从前所受的一重一重的痛苦,你现在当作一层一层的回忆,你要永远脱离水深火热的境地,就要联合士兵工商军警及妇女各界一齐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来进攻。”(19)这样浅显的文字,层层深入,就颇具感召力,惊醒民众,使他们对于国民革命会有顺当的认识。《岩声》报还专门发了《为党军入闽告我岩父老兄弟》书,告诉龙岩群众,国民革命军入闽作战的喜讯,并指出不要上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宣传的当,呼吁“对国民革命应当尽扶助”(20)。

在团组织的宣传鼓动下,这个时期的“宣传工作颇有成绩”(21),广大民众开始觉醒,要做“完全的人类”(22),他们开始“振臂疾呼,致力革命”(23)。厦门团组织对这些倾向革命的工农群众,“便介绍他加入民左(指国民党左派——笔者注)组织。其余我们便叫他们自己组织联欢会”。仅二六年三月份,“工人方面已经组织有四个工友联欢会,人数约有三百人”,厦门建筑工会一向被反动分子所把持,会员受到蒙骗,后来“我们曾常去演说,他们有一部分加入民校。”(24)五月份厦门团组织又发展了十名共青团员(25)。宣传活动推动了革命组织的发展。

在进行宣传工作中,福建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学业时间走上街头,节衣缩食地省下生活开支用于筹办刊物。《岩声》报创办之初,经费均为加入奇山书社的青年同志所出;《汀雷》相当部分经费亦由汀雷社成员(全为无固定收入的青年学生)认担(26)。为了宣传工作,甚至受到反动军阀追害,“有几个同学因努力宣传的原故而被拘囹圄。”(27)周荫人在福州以“宣传赤化、扰乱治安”为名,枪杀了赵昉、许俾春、王金官三位青年进步学生(28)。然而,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宣传工作,启发了民智,唤起了民众,指导了民众,带来了福建“革命空气颇为浓厚”(29)的新气象,推动了福建人民大众走上革命道路,迎接北伐军的入闽,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进行革命宣传的活动中,福建的团组织还带领广大青年以实际行动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去。

首先,开展积极声援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厦门召开了反对日本出兵南满的市民大会,由厦门大学学生联合会发起,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参加者达五千多人(其中仅厦大学生即有三百余人)(30)。全市还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活动,以伸公愤。十七日,共青团福州地委也以福州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召集省市各团体讨论反对日本出兵南满办法,决定即日组织福建各界反对日本进兵行动委员会筹备处。与此同时,福建的进步青年还大力揭露:“日本进兵满州援助张作霖,消灭反奉军”,“是帝国主义者手忙脚乱中明目张胆演出的勾结走狗军阀,延长中国内乱的拿手好戏,维持残喘的手段。”(31)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举国痛心,纷纷“声援致讨,无处无之。”(32)四月六日,福州协和大学学生由协和大学学生会,召开全体追悼京案烈士大会,百余到会者无不为烈士沾襟,纷纷遣责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会后,以福州协大学生会名义发出快邮代电,分致北京京报转各公团、北京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全国学联,指出北京学生的游行请愿,是爱国的行动,竟然受到残酷的镇压,呼请“共起惩办罪魁,以慰惨死诸烈士在天之灵”,要求取消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凡诸举动,福州学生“誓作后盾。”福州协大学生闽潮周刊社专门出了《“三·一八”惨案特刊》,向社会上广为散发,宣传从“京案”所得到的教训。另外,协大学生还发表了《本校全体为北京惨案宣言》,疾呼黄帝子孙起来“复我国权,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从这里可以看出,福建青年已进一步的觉醒和成熟。

其次,发动各行各业开展革命斗争。

国共合作时期福建工农开始有组织的活动,无一不是在青年运动影响与发动之下发展起来的。拿早期农运来说,福建地方团组织在建立过程中,就注意到农民这项工作,一九二五年六月,郑章龙等人在福州成立了农民团支部,开展农运工作。二六年初,团福州地委又决定设立农民俱乐部,出版《工农之友》杂志,设立平民夜校,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莆田党团混合支部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四月,严子辉亦在厦门禾山建立了农民团支部,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经过团组织的努力,福建农民运动在北伐军入闽之前已显出“略有头绪”,由萌发而逐渐开展,势头很好,以致团组织特向团中央请求:每期《劳动青年》刊物最好多寄,因“甚需此种刊物。”

在开展工人运动中,福州已建立了工业专门团支部,厦门亦有许多工人参加了共青团组织,工运得到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工人的支持,也开始发展高涨。一九二六年,受党委派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回来的学生陈碧笙,回到福州后,组织了福州店员总工会,与国民党右派林寿昌组织的福州总工会进行斗争,开展工人运动。福州团组织曾应角梳工人和染工的请求,帮助了他们要求加薪的罢工。还散发传单援助电灯公司工人的加薪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开展学生运动方面,自从福建地方团组织成立后,福州学联受团组织的领导,“变成我们的一切运动的根据地。”许多学运都是以团组织的名义组织的。一九二六年五月,福州团组织决定由学联会出面,组织福州学生开展声势浩大的“红色五月”斗争。每年的“五·七”、“五·九”两日,为福州反日斗争“最为剧烈”之时,一般都由学联组织出面,自有“五·九”国耻日以来,向来“均无间断。”是年五月四日,福建大学和女师等校在校内开了“五·四”纪念会,揭开了红五月斗争序幕。五月七日,学联会冲破反动当局所设防线,在各条街上贴出“国耻警告”等标语口号,反动当局恼羞成怒,竟捕去不少参加行动的才十二、三岁的小学生。九日,有千余名学生、工人冲破反动军警弹压,举行国耻纪念大游行,并散发传单与《福州评论》刊物等宣传品。二十日全福州学生千余人统一于“小学生读书运动办事处”旗帜下,集队示威游行请愿,抗议军阀政府将教育经费移作军饷,要求开课复学,被警察用武力阻拦,并打伤学生、教员数人,激起了大家的愤慨。次日,省立各中小学举行了罢课声援。三十日,恰为“五卅”国耻周年,各校学生在校内开了追悼大会,学联并组织了示威游行,遭到了军警解散后,召开了演讲会。青年学生踊跃登台,并伴以国民革命歌声与口号声,显得生气勃勃。厦门学联会于五月四日成立,九日,厦门各界九十余团体举行游行,各校学生分头演说。全市休业、罢课、罢市:厦门团组织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即发动各界群众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军阀,钉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十八日,厦门各界集会,向各国驻厦门领事馆进行交涉,并通电全国请愿。三十日,乘机恢复了三月底遭警厅取缔的外交后援会,并沿街四处演说,还到鼓浪屿大游行。龙岩“五·九”、“五卅”国耻纪念日学生游行亦很热烈。红五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果,“成绩甚佳”。福州反动当局空前紧张,“为害怕福州人反抗他的恶势人”而“防范极严,各机关面通告训令,一月之间约有数十余起,军警侦探几乎无处无之。惶惶然如大难之将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州青年运动的威力。

再次,配合北伐军进军福建战场。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分三路向被此洋军阀盘踞的福建进军。十月兵临闽南漳州,随即进入泉州。十一月,军达闽北建瓯。十二月初,进入省会福州,不及三个月,国民政府就控制了福建全省。北洋军阀长期统治福建的局面至此结束。

福建的青年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早在北伐前,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里,据统计从一期至五期有福建学员一百四十四名〔51〕,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北伐军中的骨干。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东路军在福建沼安创设了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又有许多热血青年报考入校。北伐开始后,这些干校学员在汕头担任治安和警卫工作,协助稳定北伐后方,得到了赞赏〔52〕。福建各地民军,多由青年组成,他们也配合战斗,沿途袭击、堵截北洋军阀部队,还单独攻克了长泰、漳平。有的随军服务,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革命军。他们担任侦察、向导、运输、宣传等等任务,当北伐军前锋队由平和、南清向漳州推进时,青年党、团员引导北伐军前进,直入北洋福建陆军第一师司令部。有许多后勤的学生队、工人队(青年工人)等配合入城,在军中宣传员亦多由地方学生自愿担任〔53〕。

福建地方党团组织具体指导进步青年配合北伐的活动。十月,中共福州地委为迎接北伐召开了党团员、大会,团地委书记方尔灏主持,由党中央派回指导工作的王荷波报告,进一步指明党团员任务是: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积极支援北伐等〔54〕。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李松林、施岭侬、林超然等人,在北伐军未入泉作准备,打下群众基础〔55〕。漳州团组织在九月间为扩大革命声势,编印了《为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漳州父老书》,深夜在街头散发〔56〕,这些都配合了北伐军的军事进攻。

福建青年在“策划”工作上也是成绩显著。他们首先开展政治攻势,动摇军心(北洋军阀),八月初,厦门工友联欢会(内多青年工人),厦门青年工作团等群众团体,相继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十月,福州地委发动群众,在西门遍贴欢迎北伐军的标语,还四处宣传。并赶印了数万份传单,用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名义,到处散发张贴〔57〕,继而作了许多艰巨的动员分化工作。十月间,革命军东路军和福建军阀周荫人战于永定,我福建地方党团组织利用军阀内部矛盾,派人说服了周部的曹万顺和杜起云两旅起义,北伐军在十一月初克复漳州。这时,周荫人已逃离福建,孙传芳把军阀部队的主力移置于江西,福建的防务力量比较空虚,在福州只有伪省防司令李生春孤军驻守。福州党团组织抓紧这一有利时机,一面派人通过关系向李生春进行政策攻心,晓以士义;一面自制手榴弹,组织“省会策应军突击队”,准备以武力胁掣,还组织劳动童子军站岗放哨,维护社会秩序。十二月一日,团地委书记方尔灏亲率十余名青年党员,举着“青天白日”旗直冲省防司令部,威迫李生春投降。由于内外夹攻,逼使了李生春投降。北伐军未发一弹,占领福州〔58〕。建瓯青年党员杨峻德等人,也争取了建瓯城防司令何麓昆,为北伐军入瓯扫除了一大障碍〔59〕。

当时参加福州策划工作的还有一些为了此事而临时从广东被派到福建的进步学生〔60〕。进步青年还把福州全市的电话线都割断了,搞得北洋军阀狼狈不堪〔61〕。由于“闽人应于内”,所促成北伐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如履无人之境”的大好形势〔62〕,正是北伐军在福建能够取得重大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统一战线中开展革命活动

北伐军进入福建,长期压在福建人民头上的反动军阀大石得以掀掉,这无疑为福建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比先前更为广阔的场地,因而,原先就有基础又逢上这良好环境,福建青年运动能够走向它的新阶段。

在这阶段的福建青年运动的发展还有另一个有利的条件。

这时革命军队进一步壮大。中共闽南特委在北伐军入泉前,即抽调一批青年共产党员和干部随军到泉,建立和发展了泉属各县党团组织。广州第六届农讲所九名福建学员、青年共产党员,迹随北伐东路军回到闽西南。黄埔军校学员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陈平山、林泽民、林树勋、侯汉雄、王济弱等人也被派回泉属各县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在广东的由福建进步学生组成的福建革命青年团同志也“多数辍学来闽”,“遄返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厦门出版《福建青年》半月刊。后来大革命失败时英勇牲牺的厦门总工会副委员长杨世宁即是福建革命青年团返回闽成员之一〔63〕。

福建的团组织还积极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如漳龙的陈卓凡,岩宁平的张旭高、陈树槐、谢宝萱,福安的叶鉴青〔64〕,泉州的陈其晖等。

福建的国民党左派组织在北伐军入闽后有了很大发展,不少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了各地的党部筹建,并在其中有很大的优势,如国民党福州市党部除主任黄展云是右派外,其余各部的均由共产党、左派合作创办了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招收大批优秀青年,培养为工农运动领导骨干。

这时广大青年的理论水平亦有很大提高,与我团组织的关心培养有关。当时有共产党员台湾青年唐生来泉创办泉州书店,专售《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入门》等马列主义书籍与革命刊物及进步文艺作品,受到青年欢迎,销量很大。许多的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青年运动洪流。

福建进步青年在地方团组织领导下,把握好这些有利时机,抓紧开展各项工作,迎来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首先向军阀、官僚、土豪、劣坤及一切反革命派进攻,肃清反革命势力。

省防司令李生春投降后,福州学生异常活跃,《时报》称“大有主持省政之势”,他们四处搜捕反革命分子,曾击毙继续与革命力量作对的周荫人派遣的侦探〔65〕

十二月一日至十八日,厦门集美学校三千余学生在团组织领导下,掀起驱逐反动校长叶渊的斗争时,叶渊禁止学生集会,开除组织学生会、自治会的学生,不让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学生纷纷罢课,派代表向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控诉叶渊罪行。此举得到“厦门各界援助集美学潮委员会”和全国学联等团体的大力声援,迫使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叶渊,叶渊逃遁,罢课获得胜利〔66〕。

其它各地学生运动亦很迅猛,泉州改组了各校学生自治会为学生会,并联合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建瓯学生会与县总工会等群众团体一道公审了北洋军阀县长谭国政,继而砸烂了反动法院,将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成性的反动法官捆绑游街示众,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上杭青年参加了赶走残余军阀,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斗争。同时利用各种欢迎会、祝捷会形势向旧势力示威。一九二七年一月,泉州举行了“晋江各界人民欢迎国民革命军入闽祝捷大会”,提出了打倒反革命派,打倒帝国主义在闽势力的政纲口号〔67〕龙岩也举行了庆祝北伐军攻下武汉的祝捷大会,在会上扣留了曹锟贿选伪总统的国会“猪仔议员”反动分子过贤基,宣布其罪状,并游街示众。最突出的要数一九二七年元旦厦门各界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会上曾提出“福建民众的总要求”十一条,公开宣告要废除北洋政府的一切陈规陋习,根据全省民众的利益来建设一个全新的政治〔68〕。

其次,帮助推进工农运动,大力发展人民群众力量。

进步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各地不少的工会和农会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泉州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青年深入工农,在市郊、市区以及同安、惠安、晋江、永春、德化等地开办夜校,吸收工农学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向工农指出受苦受难的原因在于军阀政府贪官污吏的压迫,土豪劣绅的剥削,启发其阶级觉悟,号召组织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然后进行组织工会、农协的活动。先成立了泉州汽车公司工会筹备会,接着各行各业工会亦纷纷成立。农民协会也发展到一百多个,会员人数达近三万人〔68〕。

广州农讲所学员温家福、陈庆隆等人在闽西上杭、龙岩、永定等县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摸索出一些经验,分头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鼓动宣传,陆续建立起各区乡农民协会〔69〕。各县还成立工会,上杭工会有会员一千多人。

北伐军进入福州后,福州工人组织起很多工会,不少青年学生都休学参加革命,到工厂去进行宣传活动,搞组织工会工作〔70〕。中共福州特委还派了一批农民子弟和学生,深入福州郊区农村,发动组织农民。团地委书记方尔灏原先因领导农民运动,曾被地主勾结军阀打得他死去活来,这时由陈应中等人负责,福州东、西、南、北门四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

工会、农会的大批建立是工农运动一浪高过浪的组织保证。各地工会普遍领导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如建瓯金融、理发业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近三分之一。工人纠察队,成了打击反革命势力的主力,各地农会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福建农民运动继续高涨,深入发展,先后召开两次代表大会。据当时统计至一二七年上半年全省已有一百四十七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人数达二万八千四百多人〔71〕。这些都是与福建青年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再次,与帝国主义在福建的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自从一八四○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福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从未停止过英勇的反帝斗争。北伐军入闽后,这种斗争便更加高涨了。

(一)声援汉口、九江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

一九二七年一月,福建青年纷纷起来响应汉口、九江人民的斗争。厦门学生召集各界反英反奉(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此时又勾结上英帝国主义)大会,认真宣讲汉口、九江惨案的前前后后,并发出《告福建民众书》,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蹂躏,打倒帝国主义〔72〕;福州学生群起捣毁了日本商店,没收并焚毁了大批外国货物,并禁止外国货物在港口卸货〔73〕。

(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一步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

早在北伐军入闽前,福建学生联合社已成立过以团福州地委组织工农委员翁良毓为委员长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和通告,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学校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明确提出教会学校应按照我国教育部规定行事并受其支配,不得实行宗教教育,应恢复学生自由,学校当局不得干涉学生爱加发国运动等等。

这时,这个斗争更加壮大,组织上先后成立了厦门反抗文化侵略大同盟,泉州反帝大同盟,福州各界反抗文化侵略大会筹备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罗杨才等人主持的厦门反抗文化侵略大同盟在厦召开大会,会者逾万名,通过了帮助教会学校学生做革新校务运动等议案。延平、漳州等地也举行反***文化侵略大会。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福州协和大学教授陈锡襄等人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联络各教会学校师生举行罢课、游行。省会各界纷纷援助教会学校师生反抗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陈锡襄被推为福州各界反抗文化侵略大会筹备会主席〔75〕。经过这些斗争,反动教会学校被收回。泉州反奉大同盟的青年组织,把天主教的启明女学收回自办,上杭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四五千人,驱逐美国牧师卫英土,收回教会开办的美华中、小学和幼儿园。收回教育权运动得到深入地发展。

(三)组织“非基”团体,掀起“非基”活动。

“非基”运动是全省性的,福州、厦门两地可做代表。

厦门青年学生明确宣告:“非基”运动是我们应做的工作。他们出版了《“非基”运动专刊》提出:“非基”运动斗争口号“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并到武平作专门的调查,将***侵略武平的情况披露给全体人民。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州学生联合会破获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事件。翌日,各界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将惨案详情快速代电全国。自十四起福州全城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天主教假慈善事业,惩办惨案杀婴孩凶手及赔偿生命损失的大运动全省人民坚持声援,厦门还组织了“厦门各界反抗福州天主教惨杀华童委员会”。

一月十五日,福州学生、军人和各界人士召开全市反***大会〔76〕,愤怒的群众捣毁了天主教仁慈堂,冲击了其他教堂,反动牧师吓破了胆,纷纷畏罪潜逃〔77〕。接着这场斗争在厦门得到了扩大。十八日逃离福的反动牧师乘都格格司轮船公司海靖号开赴香港途中停靠厦门,哪料福州“非基”团体早已将此行踪告知厦门学生团体,“此行学生等接电后,预有准备。该轮到时即轰拥而起”,迫使当局不得不拘留船上一名涉嫌杀害孤儿的牧师。紧接着厦门民众在鼓浪屿也发现了两具被天主教牧师毒害的中国儿童尸体,群情更加激愤,进一步突击猛烈‘非基’运动〔79〕”。

此外,龙岩、上杭的学生会、工会也在团组织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捣毁了当地反动教堂。漳州青年和学生组成“漳州非基大同盟”,召开市民大会,进行街头宣传,反对教会,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打击依持教会的反动豪绅等,深得广大群众坚决拥护。经过“非基”运动,教会势力一落千仗,不少教徒看清了传教师面目,打破信仰,纷纷脱离教会。

总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广大青年在团组织的带领下,为配合北伐战争促进革命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使福建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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