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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情侦保卫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


1926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打狗队”。当时“打狗队”很好地担负了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立总务、情报和通讯部门的同时又重建了“红队”(俗称“打狗队 ”),专门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还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随后还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中央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


一九二八年初,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民党,这佯,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中共特科一方面利用杨登瀛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尽力巩固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有的叛徒,特科通过杨登瀛说是假叛变,与共产党仍有“勾结”,借国民党的手搞掉叛徒。有时特科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使杨登瀛取得国民党的信任。


杨登瀛的活动范围很广,当时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兰普逊,认为杨登瀛是一个专家,与杨登瀛关系很好,什么情况都告诉杨登瀛,有疑难问题都找杨登瀛商量,他那里的材料杨登瀛都可以看,有时巡捕房抓人也让杨登瀛参加。杨登瀛就把得到的各种情报都及时与中共特科联系,因而使特科基本上掌握了英捕房的情况。为了同兰普逊保持密切的联系,杨登瀛在取得了特科的同意后,给兰普逊送了不少东西,包括一部汽车。


1930年上半年,陈赓通知杨登瀛,我党有两个地方机关暴露,巡捕房及华界(中国地界)当局准备去抄查,我党面临着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杨登瀛接到任务后,立即行动,将文件等重要资料及时转移,致使敌人搜查时扑了个空。


上海北火车站华界旁边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屋,是我党隐蔽的宣传机关,不料被叛徒出卖。陈赓知道后将计就计,趁敌人还没有动手,赶紧将宣传品、旗帜等物全部转移,然后再叫杨登瀛向敌方打电话。杨登瀛接报后,就带着公安局、巡捕房的人前去搜查,结果仅搜到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交至公安局后,不明真相的局长分外高兴,当场嘉奖了杨登瀛,还签发了手谕:“以后杨登瀛督察员来报告消息,当应立即行动。”于是杨登瀛的威信顿时提高。


为了使杨登瀛进一步应付和麻痹敌人,陈赓、陈养山有选择地常送一些不很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我党的宣言、传单、党的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给鲍君甫,并将有关文件优先送给他看,鲍君甫以此作为接近敌人、取得信任的资本。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到上海,杨登瀛都投其所好,取得他们的欢心。最使陈立夫看得起杨登瀛的是他与租界巡捕房建立的良好关系。过去国民党调查科总想与巡捕房搞好关系,但外国佬总是不理睬,一些重案要案,租界当局开庭审判,从不要国民党人参加庭审。国民党要杨登瀛同巡捕房建立良好关系,目的是让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陈赓也提出要杨登瀛同巡捕房建立联系,目的是获取情报。所以杨登瀛上任伊始,就用很大精力做这方面的工作。他除在办案时同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工作关系外,还同他们建立私人感情,成为知心朋友。 兰普逊和谭绍良认为杨登瀛同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密切,想利用杨登瀛替他们办事。1928年8月,谭绍良要杨登瀛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杨登瀛就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当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200大洋给杨登瀛,杨登瀛予以拒绝。这件事给巡捕房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次,兰普逊要求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属各处的印鉴式样都搞到了,兰普逊如获至宝。


从此杨登瀛就赢得了英巡捕房的信任。凡租界审理的案件,总是请杨登瀛出庭,杨登瀛在租界处理紧急案子时,可以不履行常规审批手续。后兰普逊又将杨登瀛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当顾问。杨登瀛名声大振,当杨剑虹因重大贪污案被处死后,杨登瀛就成了陈立夫心目中的第二个杨剑虹,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领导人。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党政军帮,路路皆通”。

尤其是那些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他们首先是为外国殖民机关工作,当然又要收社会帮派的钱,随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兴起,他们又大多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等到日本鬼子图谋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又为日本特务机关收集情报。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三重、四重间谍。

这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