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整肃司法鉴定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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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b]“证据之王”正陷入信用危机[/b]   2003年2月24日清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年仅21岁的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在宿舍。惨案发生后,尽管种种疑点集中到黄静男友身上,但警方却不予立案。   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下,黄静一家踏上了追问真相的艰难之旅。雨湖区公安分局、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南京医科大学法医鉴定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等纷纷卷入对黄静死因的司法鉴定,先后出具了6份司法鉴定书或意见书,但每次结论都不相同,有的认为“自然死亡”,有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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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之王”正陷入信用危机

2003年2月24日清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年仅21岁的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在宿舍。惨案发生后,尽管种种疑点集中到黄静男友身上,但警方却不予立案。

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下,黄静一家踏上了追问真相的艰难之旅。雨湖区公安分局、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南京医科大学法医鉴定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等纷纷卷入对黄静死因的司法鉴定,先后出具了6份司法鉴定书或意见书,但每次结论都不相同,有的认为“自然死亡”,有的断言“非正常死亡”,也有的判定“特殊性活动引发死亡”……本应揭开案件谜情的司法鉴定,反而令人更加困惑。司法鉴定,在西方向来有“证据之王”的美誉。但黄静案却集中暴露了我国司法鉴定之乱。有舆论认为,黄静案是孙志刚事件之后的又一惊天大案,如果说,孙志刚事件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那么,黄静案则是改革司法鉴定体制的“导火索”。

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基本上是在五十多年的司法实践中自然形成的,由于缺乏统一规范,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鉴定结论互相矛盾等弊端。这种混乱局面不仅使当事人不堪重负,也使司法鉴定的社会信用越来越低。尤其是人情鉴定、金钱鉴定、虚假鉴定等腐败现象,已成为毁坏司法公正的重要症结。

近年来,一些省市相继出台了规范司法鉴定的地方法规,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一些相关规章或规定,这些规范尽管有一定之效,但由于各自为政,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引发了新一轮混乱。

种种迹象表明,在国家立法层面规范司法鉴定,已是唯一的选择。2002年年底,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领衔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草案正式进入一审。然而由于分歧巨大,《决定》并未如人们所愿很快出台,而是陷入搁置不议的僵局。直到2004年年底,经过重大调整的《决定》草案才进入二审程序。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三审后,拖沓两年之久的《决定》终于得以通过。这一漫长的立法过程显示,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隐藏着诸多艰难的因素,但毕竟,改革终于拉开了序幕。

鱼龙混杂的鉴定机构

如今已被许多大陆公众了解的李昌钰,堪称全球华人的一个传奇。作为美国第一位华裔首席刑侦鉴定专家,李昌钰先后参与调查了八千多宗案件,其中就包括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克林顿性丑闻事件、肯尼迪家族声誉案以及“9.11事件”后的法医勘查等等,最近一次则是前往台湾调查“3.19枪击案”。

李昌钰的骄人业绩和声望,离不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出众的专业技能。在西方国家,从事司法鉴定职业必须遵守严格的考核、准入、登记等制度。但在我国,由于缺乏严格的准入标准,鉴定行业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随便拉几个人、凑几台仪器就可以成立一个所谓的司法鉴定中心。以近年来十分盛行的亲子鉴定为例,由于需求量日益增长,许多司法鉴定机构和医院纷纷投入这项利润诱人的业务,但真正符合国际软、硬件标准的屈指可数,有的甚至连许可证也不具备。如此情形之下,难免出现一些错鉴案例,搅乱了当事人原本平静的婚姻亲情。

与准入门槛相比,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是一个更为核心的课题。据调查,目前我国司法鉴定机构既多又杂,隶属不同管理部门。有的由公、检、法、司、国家安全等机关设立,有的由科研机构、政法院校、医科院校设立,也有的是省级政府指定的一些医院。这种混乱局面,不仅造成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资源极大浪费,而且引发了鉴定市场的不正当竞争。

在浙江某地,应办案人员要求,一位左眼失明的被害人先后在法院、公安局、省政府各自指定的一家医院作了司法鉴定,然而这三家鉴定机构的设备、技术实际上都在同一档次,这样的重复鉴定,除了浪费当事人的金钱、降低司法鉴定的信用,又有何益?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现象。比如,司法部颁发的有关规章规定,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律由司法行政机关核准并管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有关规定则提出,经法院批准入册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一律由法院进行监督管理。其实,在这种矛盾冲突的背后,隐含着激烈的权力之争。由于公、检、法、司等部门都在争夺司法鉴定管理权,以至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十分严重。可以说,管理体制之乱,已经成为一切混乱的源头。

为了改变司法鉴定良莠不齐、多头管理的现状,《决定》严格规范了鉴定人的任职条件和鉴定机构的开业条件。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引进了登记管理和名册制度,而且明确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相关的管理权。

分析人士认为,司法鉴定既不是一种行政行为,也不属于检察和审判职权范畴,更不是一种诉讼活动。司法鉴定仅仅是一种依法为诉讼活动提供帮助的活动。因此,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进行宏观管理,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

“机关化”和“社会化”之争

江西沭阳县曾发生一起伤害案件,受害者先后进行了数次伤情鉴定,鉴定者分别是沭阳县公安局、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来自政法机关的鉴定结论竟然无一相同,甚至互相抵触。随着鉴定结论的不断“变化”,伤人者被四抓四放,受害者也搞得倾家荡产,一起原本并不复杂的轻伤索赔官司,居然打了整整6年。

司法鉴定机构的“机关化”堪称一大“中国特色”,公、检、法、司等权威机关开办的大量鉴定机构无不热衷于对外开展鉴定业务。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过程中,鉴定机构的“去机关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其基本思路是,除了因侦查工作所需而设立的内部鉴定机构外,司法鉴定机构全面走向社会化,所有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是依法成立的社会中介组织,实行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相同的行业自律管理模式。

然而,这一改革方案却遭遇了来自公、检、法等部门的强烈反弹,不能说各种反对意见毫无道理,但最大的反对“理由”却是摆不上桌面的部门利益。一位基层法院院长坦言:“本来鉴定是不收钱的,后来民事案件需要鉴定的越来越多,就开始收钱了,鉴定机构也就越设越多。”

“机关化”的司法鉴定,直接衍生出自侦自鉴、自诉自鉴、自审自鉴等违背现代法治基本原则的不正常现象。其中,法院系统设置司法鉴定机构,受到了尤为强烈的质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规定,需要鉴定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法院鉴定机构鉴定。这项强制性要求不仅不符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而且剥夺了当事人选择鉴定机构的权利。更何况,这种鉴定权和审判权合二为一的做法,使法院丧失了居中裁判的角色定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冤假错案乃至司法腐败也就不可避免。

在有识之士的坚持下,司法鉴定社会化的改革设想终于成真。根据《决定》规定,公安、安全、检察机关为侦查犯罪提供技术鉴定支持,可以在内部设立鉴定机构,但不得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而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均不得设立鉴定机构。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只有高等院校、指定医院、行业协会、专业部门等设立的鉴定机构,才可以承担社会性的司法鉴定服务。

这种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对推动司法公正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现实的忧虑是,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已经设立的大批鉴定机构及其人员,究竟如何安置分流?名义上脱钩的鉴定组织,会不会与“老上级”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这些难题,无疑将真正考验改革者的智慧。

“证出多门”何时了

有“证据之王”美誉的司法鉴定,本应提供准确权威的鉴定结论。然而泛滥成灾的“证出多门”现象,却使司法鉴定的公信力大大受损。

“证出多门”的一大样板是伤情鉴定。多年以来,“重伤偏轻”、“轻伤偏重”、“轻伤”、“轻微伤”等各种模糊概念满天飞,伤情鉴定成了司法鉴定中的灰色地带。曾担任过公安部要职的一位领导就感叹:“我看过很多案件材料,最难办的就是轻伤等级的鉴定,这样就扯皮了。”

湖北新洲县曾发生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经过3年诉讼、4次审判、5次法医鉴定,该案的鉴定结论由“重伤”到“轻伤(重型)”,又从“轻伤”变成“轻微伤”,最后竟变成“无伤”。从“重伤”到“无伤”,这也变得太邪乎了,难怪这样的伤情鉴定被人斥为“变戏法”。

为消除“证出多门”现象,有相当多的人士提出,应当限制鉴定次数,并在国家、省或地市一级分别设立终局鉴定机构,法院应当将终局鉴定结论作为定案证据。而在实践中,司法部有关规章和一些省市的地方性立法也已赋予司法鉴定委员会等机构有终局鉴定的权力。

然而,终局鉴定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强烈质疑:尽管终局鉴定有利于减少“证出多门”,但这种做法损害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因为所有的证据必须经过法院认定才能作为判案依据,直接把终局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剥夺了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权力,而且一旦终局鉴定结论本身有误,就会直接导致错误判决。

在制订《决定》的过程中,是否建立终局鉴定制度曾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决定》最终的选择是:“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这样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否定了终局鉴定的方案。

终局鉴定的“流产”,意味着在诉讼价值观的取舍天平上,现代司法理念最终取得了上风。有识之士指出:要克服“证出多门”,既不能靠限制鉴定次数、采取终局鉴定来解决,也不能靠法院“自审自鉴”来解决,而是要提高审判人员鉴别、判断鉴定结论的能力,并且建立完备的质证、辩论和专家咨询制度,帮助审判人员公正、准确地认定鉴定结论。

“专家证人”须负其责

在轰动一时的黄静案中,一位法医在尸检时曾当场指出“处女膜不完整,阴道被挫伤,挫伤部有分泌物”,数小时后,这位法医还电话通知黄静亲属,“阴道分泌物的化验结果是精液”。然而,湘潭市公安局随后作出的司法鉴定书却声称:“会阴部干净,处女膜完整,无破裂现象”,黄静是“正常死亡”。这一翻云覆雨的变化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内幕,不能不令人怀疑。

江苏发生的一起因经济纠纷而引起的打斗中,受伤者最初被鉴定为“轻伤乙级”,为了提高伤情“价码”,受伤者向法医展开攻势,仅仅是几次吃喝玩乐,“轻伤乙级”就变成了“重伤乙级”,受伤者也据此向对方提出了20万元的“索赔”要求。

虚假鉴定为何屡屡发生?除了腐败因素作祟外,还需从体制上寻找根源。长期以来,除了鉴定人要在鉴定结论上签名外,其所在的鉴定机构也要加盖公章,在多人参与的鉴定中,一旦有不同意见,还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鉴定人的应尽责任,在许多情形下,单位负责也就是个人不需负责,这恐怕是少数鉴定人肆意妄为、“胡鉴乱定”的基本心理保障。

为了强化鉴定人的个人责任,《决定》明确规定:“鉴定人应当独立进行鉴定,对鉴定意见负责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多人参加的鉴定,对鉴定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在建立鉴定人负责制的基本前提下,鉴定人的出庭作证义务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西方国家,鉴定人通常被称为“专家证人”,由于其证言更具采信价值,因此法律明文规定出庭作证是“专家证人”的应尽义务。但在我国,通常只是由法官宣读鉴定结论,鉴定人却深藏幕后不出场。这种“只闻其言不见其人”的情形,难以避免暗箱操作。《决定》因此明确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建立错鉴追究制,是完善鉴定人责任体系更为重要的一环。由于责任机制的缺失,一些错误鉴定、虚假鉴定乃至腐败鉴定并未受到应有的追究。河北曾发生一起所谓的“砒霜中毒案”,农妇戴素芬的丈夫因手指划伤进医院治疗,竟被活活“治死”。医院为逃避责任要求司法鉴定,唐山一家医学院的一位法医做出了“砒霜中毒,死亡与医院无关”的鉴定结论。随后,戴素芬历经9次鉴定,最终证明“砒霜中毒”纯系虚假鉴定。尽管戴素芬为此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然而始作俑者的那位法医却未受任何追究。

无论是坚守司法鉴定行业的道德底线,还是维护司法鉴定的公信力,都必须设计出严格的责任体系。《决定》为此采用了在我国立法中极少采用的“资格罚”制度,根据有关规定,鉴定人或鉴定机构如果出现严重不负责任、拒绝出庭出证等情形,将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将驱逐出局。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体制改革仍需努力

于2005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无疑将带来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但如果认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已经大功告成,未免过于乐观和天真。

有识之士认为,目前出台的《决定》还存在着一些立法疏漏。比如,登记管理范围仅仅包括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三类鉴定,电子鉴定、农业责任事故鉴定等等都未列入,而这些新型鉴定需求,在实际生活中已大量出现。

除了一些技术性的立法缺陷,对于《决定》的考量,更应放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予以观察。说到底,鉴定制度的改革,必须与证据制度、诉讼制度改革同步进行。在传统司法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种具有复杂关联性的全方位改革,显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由《决定》独力承担。

针对我国司法鉴定的突出弊端,有学者曾总结出以下改革目标:鉴定机构与“公、检、法”机关全部脱钩,全面社会化;司法鉴定启动权统一归于法院;实行“资格型”鉴定人制度,对鉴定人进行严格的考试、登记、管理等;控辩双方对鉴定活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建立鉴定人负责制,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完善鉴定期限、鉴定人回避制度等配套规则。

对照改革的理想目标,目前的《决定》显然还只是一个过渡性方案,一些更深层面的改革尚未完成,有待继续突破。不过,联想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8月底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国司法改革的战略思路已清晰地浮出水面,那就是,以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难题和矛盾焦点为切入点,通过立法手段“各个击破”。在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之旅上,也正是通过这一步步艰难而坚定的推进,让人看到了最后的成功希望!(2005年08月05日 来源:《浙江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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