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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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共的隐蔽战线的工作不只是搞情报,情报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项(虽然不可否认情报工作对于军事斗争十分重要)。而使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武力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地下关系也是严重违背中共隐蔽斗争的基本原则!

中国GCD的地下工作

周恩来等领导人规定的地下工作原则特别强调,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


隐蔽战线的地下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虽然有些作品缅怀颂扬了以往地下工作的业绩,有些编导者为追求刺激和票房数胡编乱造,影视作品中的一些“历史场景”严重违背了隐蔽斗争基本原则。鉴于当下不少为感官刺激而曲解历史的影视片,已对观众造成误导,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革命战争年代已形成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党的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在最近一次电视台采访直播时,笔者曾向一位影剧院校的负责人谈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任务,他听后马上感叹说:“原来我们以为地下工作就是搞情报呢!”出现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误区,主要是源于80年代后国内影视界有关地下工作题材的创作时,差不多都选择最能刺激人的情报谍战。


革命战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而不是搜集情报。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的影视创作者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工作却大多没有兴趣,才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


为提高收视率,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剧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其实在当年的地下工作中,党中央专门制定过不能搞武装的规定。1939年成立的中共南方委员会在江西隐蔽山林建立秘密军训营地并储藏武器,结果往来的联络人员暴露,导致南委组织在几个省内出现大破坏。周恩来对此批评说:“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应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遇敌检查便会暴露),除1930年代前期中央特科的极少数人外,他们也不可能像影视剧中那样动辄拔枪射击。


“俊男靓女+豪奢”是对隐蔽工作的歪曲


一些影视剧的编导所设计的地下工作场面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这些镜头让当年做过地下工作的人看后大多叹息,因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便是:“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


据1931年秋天在上海送周恩来前往江西中央苏区的黄平回忆,周恩来夜晚从码头乘船出发,穿戴如普通工人,坐下等舱,其重要原因是众多国民党官员认识周恩来,到上等舱房容易暴露。党的干部在敌区外出时,着装和携带物品都要与掩护身份相符。如党的著名宣传家恽代英在1930年外出被捕,就是因着工人服装,身上却带了30元钱(相当工人两个月工资)和钢笔、手表,路遇“抄靶子”(临时检查),巡捕马上感到这与工人身份不符而将他抓走。


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是违反历史真相的。


收买、色诱、暗杀都违反周恩来规定的原则



记得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到敌营中潜伏并引发很大影响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那种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原则恰恰是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近些年来的一些影视剧的编导更是凭着想像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工作者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情报关系等场景。其实早在1927年末周恩来领导创建党的政治保卫机构时,便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并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在革命战争中,党的地下活动时又严禁搞恐怖袭击,从未组织过对国民党或日本方面的军政要人的暗杀。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面人物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从1927年至1934年间中共中央特科曾消灭过极少量叛徒,也都只限于携带党的机密向敌出卖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而不包括一般丧失斗志向敌自首而不造成极大危害者。


对那些不满党的政策甚至另立中央的党员,中共中央也只限于开除其党籍,并未实行肉体消灭。相比之下,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实行特务政治以监视迫害异己,经常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特务政治和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正是其遭受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等领导人规定的地下工作原则特别强调,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此人虽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在武装起义中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长,不过却染有流氓习气,后来因追求金钱美色并主张搞暗杀一类活动受到周恩来批评,心怀不满便筹划投敌,被捕即叛变并主动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李克农提前报警才使党中央免除了覆没性灾难。后来,中共的地下工作更注意政治影响和赢得道德上的优势,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政治基础、党的绝对领导是地下工作的灵魂



中国革命胜利后,党的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电视剧中出现的“地下工作者”,既看不出政治觉悟也没有组织领导监督,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人物。在历史上,若是离开党组织的绝对领导,地下情侦工作必然会走上歧路。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重要原因便是此人借口工作特殊性而不接受组织监督,经常领走党中央一半以上的活动经费自行支配,最终因追求享乐导致政治堕落。吸取这些教训后,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多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也要经常对下属党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进行检查,对有危险倾向者要及时教育或切断关系,反腐斗争也体现在当时的隐蔽斗争中。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能像某些影剧作品那样用哥们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海誓山盟”的情侣在艰辛和生死考验中分手者可谓不胜枚举,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和其他许多高官的子女纷纷秘密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他们看到身处的高层有太多的黑暗,认为延安才代表光明。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智慧来自群众,力量来自信仰,是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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