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国时,我们家的那点往亊 (民国往事应征文)的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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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我们家的那点往亊 (民国往事应征文)的第三篇


得先感谢一下铁血、西陆、TOM和凤凰网组织的这档《民国往亊征文》活动。正是这个活动和铁血网友的鼓励,才使我下笔写下了这几篇有关民国往亊的回忆,今天的这一篇,写得很辛苦,究竟上了岁数,写起来很感费力的,十多天来写成这个样子,再不发布的话,5月15的截稿期一到,就赶不上这网坛盛会了,请网友原谅,写得不够严谨,也缺少了往日文字的风骚。大家将就着看吧。


西安,是座伟大的城市,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古老,它的蕴蓄,它承担了历史的太多,甚至随便指个地点,一镢头挖下去,就说不定是座宝藏。

西安,又是座年青的城市,它之所以年青,是因为它的与时俱进,而又朝气蓬勃,少了些老北京、老上海的排外,抗战中它接纳了数十万河南的难民,以至于解放后的西安“产业”工人都让河南人占先了,赵梦桃、吴桂贤就是榜样。

昔日长安那闪耀着周秦汉唐日月光的曾经,人们都已叙说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一提剧西安,就由不得把它与周文秦皇汉祖唐宗的辉煌说个津津乐道耳熟能详。

今日的西安,它又以秦人固有的大气雄略,吸纳着世界的四方,行进在中华崛起的大道上,一座青砖围绕的明城墙,再也束缚不住它的扩张。

那么民国时的西安呢?它又是怎样的一个面样?留给我们会是一些怎样的印象?

做为一个曾经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生活过16年多的我,近来对此做了很深沉的回想,希冀着能在自己的旧忆中找出些当时的印象,用笔记录下来,好与网友共同参商。

民国期间,在西安发生过对现代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三件大事,却又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这个家庭,可见汉语里的“国家”二字,确实把一个“家”跟自己所有“国”联系在一体了,国家国家,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都知道,发生在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同仁,于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打响了推翻满清王朝的第一枪,才有了后来的中华民国问世,。这个一直没有有效统一全中国的政权,在大陆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新中国成立前每年的10月10日,也就被国民政府法定为“国庆日”,而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称它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可是,却很少有人知这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二枪,竟是在中国西北的西安打响的。当时的武装起义指挥部就设在距我们不到200米的清军军装局。我们家的轿子车也被革命党人征用,由我父亲赶着去运送过军装局的军需弹药给攻打满城的起义军;我们家的磨坊也忙着给革命军加工军粮。

民国时,老一辈的西安人都把东县门路南的一座不大的方形城圈叫“军装局”或“火药局”,它是清朝末期给西北清军供应军装、军火弹药的专职部门。解放初期西北军区拿它当军用药库,对内叫847仓库。据说后来划给了西安八中当学校用。再往历史的远里说,这个军装局就盖在大唐名将程咬金的王府原址上。但令人婉惜的是,就是这样一座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古建筑,在2003年竟被西安市碑林区以“违章建筑”的名义给拆毁了说是为了拓宽马路用。(见下图)


拆毁前抢拍下来的清军装层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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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2日,西安响应武昌起义的同盟会、哥老会员,武装占领了东县门的军装局,并以此为起义指挥部,指挥起义军向满清王朝在西北的驻军重地发起了进攻,一举攻陷了八旗请军顽强守卫的城中城---满城,消灭了26000余众的满军、旗人。这是发生在西安的第一件民国大事;

第二件民国大事,当属1925年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命令在河南的军阀刘镇华,率领10万军队从河南来攻打西安,刘在战场无法取胜时,就以10万大军将西安城团团围困。当时西安城内原有居民10万人,加上逃来的难民9万多人,近20万人被刘军围在西安的明城墙内,刘振华在城外放火燃烧了数万亩即将开镰收割的小麦,试图摧毁守城军民的决心。所幸西安城墙是明太祖当政时由他的儿子秦王督建的,据说城墙墙基础是用糯米汁和石灰打底的,城墙全由大块青砖包裹,砖头质量极佳。刘镇华拿炮轰也没轰垮,只把南城门楼轰着了火。西安守军与人民在长达八个月共220天的守城战争中,与敌军顽强对峙,竟无一人投敌。西安的居民院落,家家都有水井,饮水救火都不成向题。最大的问题是城中没有可供20万人吃的大量储粮,在粮食断绝后,人们开始还有树皮可扒来吃,杀完了牲口,就吃狗吃猫吃老鼠,进而吃草吃纸吃牛羊皮制的东西,吃斑斑土(观音土),直吃到无甚可吃,全城人民都瘦得皮包骨头,滿脸发青饿殍遍地。领导这次守卫西安城的就是李虎臣和杨虎城两位将军,西安人把这叫“二虎守城”。刘振华是1926年7月包围了西安城,直到1927年冯玉祥将军率军入陕解围,西安城内共饿死军民9万多人,据说开城后,粮食运进城来,一下子吃得多了,胃肠受不了又撑死了不少人。这场保卫西安的持久战事结束后,西安城内已是饿殍遍地,能剥皮吃的树木一颗不剩。战后当局就把收拢来的尸骨遗骸,分男左女右地集体葬埋在昔日的滿城东门外的一处空地上,并园以兹铭记千古,该园名命为“革命公园”,直到今天仍为后人前往凭吊。这就是西安人既叫做“刘振华围城”又叫做“二虎守城”的第二件民国大事,从此以后才演绎出了民国时期的西安发生的更多精彩演义,才有了十年后的杨虎城的西北军系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联手逼蒋抗日的西安亊变。

在民国十八年,陕西关中地区发生了一场饿死200余万人的大旱年馑。刚从刘振华围城中缓了口气的西安市民,还未从兵灾战祸中恢复过来,一场世界罕见的关中大旱灾又降临头上,关中土地几乎是颗粒未收,饿死200多万人使西安附近的人口大减,社会结构发生更深层欢的变化。加上还发生了一次霍乱传染病的大流行,我出生后长辈们常会因谈起围城、年馑、虎烈拉(霍乱)而心尤余悸。

第三件民国大事当然就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了,在西安人口中都叫做“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前音后果,大家都知之甚多,也用不着我来啰嗦了。

现在,我就以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家庭在民国时的境遇,叙说一些当时一个老百姓家的境遇:

前篇文字《[原创]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上、下) (民国往事应征文)》中说过,我生于民国21年,当我还在孩提的时候,西安人就把1911年10月22日,在西安发生的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叫做“反正”,那么此前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在此时的汉人看来,一直都是不正的了。不然,何来“反正”一说?“反正”的结果是杀了旗人26000多,满城改称为新城了。领头在西安搞“反正”的人中,有个叫张凤翙(hui)的人,是清庭派去日本留学军事回来的清军军官,在日本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最得了辛亥革命实惠的,也就是他了。常听大人说:“‘反正’以后,把旗人杀跑了,旗人(?)留下的房地产许多都没了主,平头百姓没人敢占无主的家产,张大人可是一顺溜地伸手接了过来,成了张公馆的家产,听家里大人说过:仅在东大街,从东门起,一直到钟楼,几乎所有的商铺院落,大都归在张凤翙名下了。张凤翙的公馆就在菊花园路东的一个半截巷里,离我们家住的东厅门不远。我家东边的饮马池巷,就通张公馆的后宅,我小时候还从他家后门进去过他家。不过,此时的张凤翙已经下台了。张大人惟有靠吸大烟打发余生了。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后,陕西厉行戒烟,大烟鬼可是犯死罪的,四十年代,每天都有大烟犯被拉到玉祥门外城壕里枪毙的。有个叫祝绍周的省长最积极,还没到任,巷俚就传说他是“带着铜铡”上任来的,他真把自己比做黑包公了。张凤翙的鸦片烟是经蒋委员长特批享用终生的,祝绍周管不着,谁叫人家是辛亥元老呢。

现在回想起来,“反正”这个词,留给我留最初印象的,却是把西安的旗人从他们世居的满城里赶光杀净了,把男人拖在背后的辫子剪掉了,把女人的小脚解放了。(啊哈!有意思的是,我最早听到“解放”这个词,竟然是与女人的小脚有染,而不是跟咱解放军的称谓相关。)

我这里提到的“满城”,“反正”后就改叫新城了,当年的土城墙建国后拆了,现在成了陕西省政府的所在地。听老辈人说,西安的“满城”是明朝时的秦王府,满州人入关成立了清朝,就把前朝的朱明秦王府划给八旗子弟专用,在西安的旗人大都住这,就有了“满城”这个称谓,即满州旗人居集的城堡也。昔日的明朝秦王府,也就成了西安城内被汉、回等民族包围在中心的旗人旗兵的集聚处所,成了有清一朝满清旗人统治陕西乃至整个西北的行政中心。居住在此城中的八旗后裔,二百多年来没少对西安城里的汉人、回民作威作福,这就难怪了在“反正”成功后,西安军民竟把居住和驻守满城的26000旗人旗兵,基本屠杀净尽。满城里的满人绝迹了,当然得给它改个名字,又不能再叫回秦王府,就改叫“新城”了,新城就一直叫下来了,解放后,甚至连它所在的西安城东北角一带,也统称新城区了。

在西安的旗人有没有漏网的呢?当然是有的了,不然的话,民国九年生的我大姐,后来怎么会嫁给三学街长安学巷一户何姓旗人家当长儿媳妇呢?看来有些史料上记录的“杀光了满城的旗人”是不一定可信的。当然了,也可能这位做过潼关县知事的何家还不够格住在满城吧。

现在该来介绍一下我们查家在民国时的境况了。听老辈人传下的说法,在西安城南的姓查的这一宗人,是由安徽移来的。当年安徽的穷和尚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分封自己的儿子们到全国各地为王,分到陕西的那个朱樉封为秦王,秦王来陕西上任,随队带来安徽老家的亲兵为其护卫,驻在新筑的西安城南40里处少陵塬上的一支由查姓子弟组成的军队在少陵塬上修寨驻防,这个地方就叫“查家寨”,紧靠他的上司驻地一个叫“东戍店”的地方,东戍店姓关的人多,母亲的娘家在这,我是关家的外甥了。后来查姓屯垦人口繁衍多了,就有人搬到塬楞下挖窑洞穴居,后来又在窑洞前加盖厦房,这里就叫查家坡。我小的时候,它还是个不大的小村子,几十户人家,12顷旱地而己,村民靠塬挖窑洞居住,求个冬暖夏凉。村民多以纯务农为生,也没个地主,最富的户也就勉强算个富裕中农吧。

直到民国初年吧,安徽的查氏家族仍每隔五代给陕西的同宗派送一次排名字序,像我爷爷是“大”字辈,他叫啥?我没记下。父亲那一辈是“桢”字辈,我是“丕”字辈,我的下一代应该是“宝”字辈。此后就不清楚了,从我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就把“桢”字从名字的第二字移到第个三字去了。而我这一代,除我一人还是在小学二年级时,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查丕波”的大名以外,其他人多半用“培”字代替“丕”字了,而用“宝”字起名的,全村也只一人。

在乡下原籍那个小村子中,我们家这一支可算是个比较特殊的一家了,也只有我们家既在原籍置有地产,又在西安办有作枋。不像别的查家人,只知道守着乡下那点土地过生活。从我太爷弟兄排行算起,我的爷爷人称查三爷,在乡下,有几十亩旱地和半院房子吧。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父亲查咸桢是长子,但在同门兄弟中也排行为三,所以爷爷去世后,查三爷就又是指我父亲了。而我母亲做为查门长媳,给我父亲生下二女二男,我最小,哥哥查贵文长我十岁,他又在同辈弟兄中排行为三,如果不是世事变化,恐怕又有一位查三爷前赴后继了。我曾留心过中国家族的这一传承原由,原来,对民国以前的家族社会来说,一个殷实的家族,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是一件“至孝”的大事,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又都讲究长幼有序,谁先谁后的顺序,如此以来,查三爷家的排序为“三”,其传承几率就大得多了。

一个既在乡下有房有地,有种有收的自耕农户,不遭大的年馑,保持自保自足完全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人畜吃的粮食草料是自己地里种的,身上穿的布是自家媳妇用自己种的棉花纺线织成的,醋是自家酿的,只要能拿出几个活钱买几斤盐就行了。

我家的这位老“查三爷”却把乡下那一摊子交给了他的二儿子,我叫他为四爸的去耕种打理,他老人家率领着三儿二女一大家子在西安城内的东厅门饮马池巷口,民兴中学对面,座北向南的一个大院落里开了一爿既经营一辆骡子拉挽的轿子车(就是那民前供有钱人雇用拉脚用的铁木硬轮细木轿子车,电规剧《红楼梦》里贾府用的那种),靠拉脚赚些活钱;又在家里开了一个给人来料加工,用石磨磨面粉的面坊,挣些加工费或落些麸皮喂牲畜吃。城里这一摊子当然是由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来经管了,这个城里的摊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老家全村人进城办亊的义务食宿点。

民国初年的查三爷家是一个家和万事兴的殷实户。老三(我叫他七爸)跟他大哥经管查家面坊,老四(我叫他十爸)还小,正在上学。后来大姑(我叫二姑)嫁给了开通巷的高家,再后来,她当中医的丈夫肺痨去世了,她带着留下一女一子,又改嫁给东关的胡家了。二姑(我们叫六姑)嫁给了曾是明清官宦之家的后裔,已经破落为小商贩的洪家。

后来老查三爷去世了,老实八脚的父亲只知道忙着操持爷爷的丧事,精明而有心计的二弟(我叫他为四爸)忙着却抢先接管了帐房,在奶奶的支持下把持了老查三爷遗留下的家务,父亲只好专事赶车的营生。我七爸就只管磨面踏罗了。(踏罗,也叫脚踏罗,是一种比手摇罗更有效率的罗面工具)我十爸年纪尚小还在上学,没有什么发言权。

军阀之间的战争在时断时续中,西安街上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在地上滚爬着乞讨中,父亲经管的骡车又常常被官兵抓去支官差,一走就是十天半月的不落家,有一次支差中,父亲还跌断了锁骨。老查三爷遗留下的家底又都被二儿子把持着,老实的长兄和年幼的弟弟也没有发言权,因为上面有奶奶罩着,任由老二欲取欲夺,柜上的现金收入都落到了老二的囊中。直到奶奶去世后,弟兄四人才闹成了分家,其实几年下来,只留下些看得见的遗产可供兄弟四人分割了。乡下的绝大部分家产自然归了老二,只给大哥家分了七亩半旱地,城里的现金收入一文未剩。新一辈查三爷,就是我的父亲,他是老大,分得了他经管的那辆轿车子,一合石磨和一匹只能拉磨的瞎骡子。至于分给两位弟弟的是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估计也和父亲差不多吧。总之,通过分家,我四爸算是实际上继承了老查三爷的家门楣,当然了,爷爷、奶奶的遗像也供在他们住的堂屋里。其余弟兄三人基本被算是扫地出门了。

分家后的父母亲,带领着两个幼弟经营着西安城里的生意,好像老天爷也满眷顾老实人似的,父亲经营下的查家车面坊生意还很不错,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大头兵,总要吃粮食的,麦子总得要磨成面粉,谁也离不了磨坊,这就是生意,这就是收入。挣了钱就得多存点粮食,再在乡下置点地,老实人终归要吃老实的亏,他听了一名常来我家打白食名叫翟生荣的哥们忽悠,父亲在长安县王曲收押了十多亩水田,乡下人把这叫“当”来的地,原主人是可等价赎回的,(聪明人是会买断的,那怕贵得多些)这个时段(1925年以前)我们家在农村既有旱地七亩半(分家的祖产),又有水田十多亩,可谓旱涝保收,加上西安城内东厅门经营的老字号查家车面坊,老兄弟三人合过日子比乡下那位用尽心机多占祖业的查老四好得多。新一代查三爷也在东厅门、东县门一带取得城民层的爱戴,京兆坊(那个时候西安好像还没有“区”的划分,老百姓仍延用“坊”来分称,我们家住的这一带,以前是叫“京兆坊”的,可能是从唐朝承袭下来的吧。今天在西安,只有莲湖区回民居集的那一片,在群众口中仍叫它“回回坊”,既然是独一份了,干脆就说成“坊上”了)的社火班底也就放在了查三爷的院内粱架上。记得我大姐出嫁时,陪嫁的装奁,就装了二十多架抬盒。一个寻常百姓家嫁女儿,在那多事之秋竟如此丰盛,既引得街巷邻里的称羡,也给了那因为“反正”而从潼关县知事上掉下来的破落户旗人家增光了脸面。大姐嫁去的这家是住在长安学巷底的一家旗人,公公叫何凤山,清末做过一阵潼关县知事,没有被辛亥革了老先生的“命”,民国了,只好龟缩在家里靠抽大烟打发日子,妻子也是旗人,旗人的女人不缠脚,我妈说起她这个亲家婆时,常是:“你姐那大脚婆婆……”如何长短。

自从大姐出嫁以后,我们家的红火日子似乎渐渐变得每况愈下了,而长安学巷何家的日子好像又慢慢地缓过气来,就连那整天没事干,光以抽大烟混日子而又自学中医尚未入流的何凤山先生,也渐渐地在西安的回民中,以治疗妇人不孕症而有了一定知的名度。(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悬壶行医的何凤山老先生竟然修炼成了一代名医,以治疗妇女不孕症而驰名陕甘数省。西安的回民为感詂何老先生治愈了不少回族妇女病,即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驰名中外的老孙家羊肉泡馍馆,每天都给老先生保留一份羊肉泡馍,供馋了一辈子嘴的他随到随吃。据说第四军大学还诚聘其为中医学“名誉教授”。)对于这个现象,我的长辈们自有他们的一种解释,记得他们是这样说的:“闰儿(大姐的闺名,她生于民国九年的那个闰月)是个旺家的命,出嫁前旺娘家,出嫁后旺婆家”。

但这终归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接二连三的兵祸天灾,霍乱大流行都对当时的民国的西安社会造成了无比严重的深刻影响。人口锐减,民不聊生,寻常百姓家谁又能抗得住接二连三天灾人祸的打击?从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九年西安人遭遇的三场大灾难,查三爷支撑着的查家车面坊,却能不死一人而又救人过百,这不能不归功于老诚待人而又心灵手巧的新一代查三爷的为人㕌道。刘振华围困西安城近八个月,城内饿死九万多人,查三爷却能在围城之初,把家里的存粮分开埋藏在开通巷小学操场,后来虽被守城军挖走一些,但剩下的余粮加上家里存的麸皮却保证了一大家子人不致饿死。原先常来我家吃白食的那些人,也时不时地来向查家三嫂子讨些食吃。母亲曾向我说起,她常把一块块麸皮面饼藏在水井桩基上龙王爷的神龛里,翟生荣会按天拿走的;而三年后又发生了饿死200多万人的关中大旱,这场大年馑,又是多亏了我们家经营的面坊存下的麸皮救了全家和朋友的命;西安流行虎烈拉(霍乱)时,我父亲他那无师自通,自学成精,平常只治伤风感冒的针灸又救活了上百人的命,以至于瘟疫过后的那个中秋节,曾经他用扎干针救过的病人来家送节礼,所送的月饼放在四张方桌拼在一起台子上,竟高抵天花顶蓬,送来的变蛋没人吃,被孩子在地上踢来滚去,以报答查三爷治病救人不取分文的恩情。

大姐出嫁时我大约两岁左右,嫁妆摆在院子中间的情景,我还依稀有个印象,一座马头座钟和电壶(热水瓶)最为抡眼。正如母亲所说,嫁走了旺家命的大姐,也带走了我家的财运,九.一八后东北失陷了,张少帅的兵们跟东北流亡学生……涌入了刚有点起色的西安城,以银元为保值的民国货币渐渐被“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取代了,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父亲当初用银元押当来的水田,原主用不值钱的法币一元抵一元地赎了回去,那头瞎了眼的骡子用它的全力拉石磨,帮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年馑,终于老死了,面坊开不成了,石磨也只好卖了;那匹拉车的骡子是卖了还是被军队征用了,我记不清了,反正没有了牲口,枣红色蓝幔罩蓝坐垫的细木轿子车,也再没人来拉差了,父亲只好从东厅门大院内搬出,另在东厅门靠西边开通巷口东侧租了一间铺面,靠卖烙锅盔(大饼)为生,对面就是一家鸦片烟馆子,烟鬼们除了抽大烟不也得买大饼充饥吗。

我的两位叔父也各自成家另过了,我七爸(三叔)自己开了爿粮食铺。我十爸(四叔)在西安一中毕业后,没再跟着地下(共产)党同学去革命,却到长安县大兆乡东戎店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后来就当了那学校的校长直至退休,前几年去世了,享年91岁。

七七事变后,日本扩大了侵华战争,时常派飞机到西安“下蛋”,父亲就收拾了城里的生意,借来一匹牲口,套上那辆久未挪窝的轿子车,载上全部家当(也就一口母亲剩下嫁妆---一口清朝时的牛皮大箱和些被褥旧衣)一家四口(父、母、二姐和我)回乡下当农民去了。而我那下一届候补查三爷,名叫查贵文的大哥,就由大姐夫作保,介绍去一家皮鞋作坊当学徒了,(我这位大我整十岁的大哥一生也有不少精彩故事,今天就不提了)此后的事态,大多我已在前两篇中“民国旧亊”中叙述过了,就不再赘说了。

搬回乡下不久,我患上了一种乡下中医说是“牙疳”的病,其实是一种传染病,是由一种疫源性昆虫---白蚊子叮咬后传播的,西医学名叫黑热病,患儿因极度消耗,使他连维持牙齿正常存活都不能维持,齿龈萎缩流血,牙齿一个一个地脱落,中医把这叫“牙疳”,说用淘米水漱口能治,想必是淘米水中含有抗坏血酸(维生素C)在起作用吧,母亲就天天用淘小米的水要我潎口,等满口牙都掉光了,也没起个作用。在当时,农村缺少有效防治手段,患上这个病的儿童死亡率是很高的,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可我活下来了,母亲说我“命大”。但我之所以能“命大”没死,却是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遇。

父亲见我的病愈来愈重,家里能拿出的钱都给我治病了,只好去西安市打听有没可治之医,他从乡下到城里打问了许多人,都不得就里,劳累了几天的他,从回回坊、北院门一带向南往西大街走来,刚过了鼓搂门洞,觉得口渴,就到路东边的一家茶铺买碗茶喝,在跟茶铺掌柜聊话时,谈到为儿子患牙疳而求助无门时,这位回民掌柜说:“你跟我一说,可算碰对了,我这有一种丸药,专治牙疳,三丸保治”,父亲一听,眼前一亮,真是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父亲赶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放在桌上,那回民掌柜的一看,就说:“老哥,看你家境也不宽展,这药,你先拿去,救娃的命要紧,等娃病好了,你再随便给几个钱,没钱的话,也就算了。”父亲拿上三丸栗子大的黑棕色药丸,也没收回桌上的那点钱,千恩万谢地,返回乡下,抱着死马全当活马医的心情,赶紧给我喂了一丸。按着回民掌柜说的:每天一丸,连服三天。我吃了三天药,连拉了三天黑粪便,油亮油亮的。说也奇怪,三丸药吃完,病情竟一天天好起来,牙龈也不流血了,从只能爬行到站起来再练走路,更令父母惊奇的是,他这满口无牙的病儿子,竟然又重新长出一口新牙,而且牙质奇佳,到现在已经78岁了,还保有30颗牙,还能吃自己喜好一生的坚果硬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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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上) (民国往事应征文)

[原创] 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下) (民国往事应征文)

本文内容于 2010-5-19 17:51:03 被QQ姥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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