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教授:中国城市化道路并不比印度贫民窟方式优越

□周天勇 中央党校教授


不同的国家走过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我们无法重复,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道路造成严重两极分化和大量城市贫民窟等社会问题,我们不能重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与我国国情比较相似,有许多值得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我们要走的路必定不可能与别国一样。中国的城市化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不同的国家走过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东亚体面的城市化道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较为彻底,实现了耕地平均化,后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进行了土地集中的改革和调整。虽然今天其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但是,比起拉美、美国欧洲,其家庭农场的规模平均也就在2公顷左右。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农村土地私有并且比较均匀,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在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了就业机会,加上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可以变现,加上政府对土地和房价的控制,转移的人口在城镇中有购买住宅的能力。1980年代,在土地和房价没有上涨前,台湾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5%,并且城市中85%的居民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宅。韩国政府建造了250万套住宅,解决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住房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初期,也存在一些贫民窟,后来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逐步地进行了改造,使人民都有了体面的居住。


印度和拉美以“贫民窟”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印度和拉美,也是人口自由流动,转移人口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建立贫民窟。拉美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大量的农场采取公司式经营,农场平均面积比美国家庭农场面积都要大;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农村家庭农场本来平均规模就很小,即使这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无地农民。拉美和印度的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城镇中政府又没有注意促进能大量容纳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导致进城市人口的收入较低。于是,农民在农村没有土地资产可变现,在城市中没有增长较快的收入,政府财力又对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供给没有支持,结果只能使他们在贫民窟中安身。印度目前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而城市人口中约35%居住在贫民窟中。拉美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贫民窟也进行了改造,并将其纳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实践的经验教训


中国城市化道路怎样走?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一些关键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实际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规划。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近10年中,我们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实行的是限制政策。20世纪90年代,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怕农民进城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1世纪以来的10年,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才逐步被清理,然而,到现在还是不彻底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给未来积累巨大社会风险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这样总结:(1)人口的户籍没有放开,采取了转移人口临时居住证的制度,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法正常享受到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在正式单位就业、购置车辆等方面,受到层层限制;(2)贫民窟不允许存在,而城镇合法房的价格奇高,农民农村中的宅地不能从资产意义上退出变现,城市中劳动力供大于需又使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结果使转移人口进得来而留不下;(3)在城乡间形成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内形成大规模工作不固定和居无定所的漂移(蚁族)人群,城中村、蜗居、集装箱、鸽笼、胶囊间等低成本居住方式也会大量出现,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21世纪后,想让他们从城市中回到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可能性越来越小,将会在城市中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而生活艰难、有一定文化而无信仰、心理极不平衡的、可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人群;(4)由于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老年人不能随同转移,并且一部分农民工中老年后又返回农村,使得农村的老龄化实际上要快于城市,特别是未来20年到30年中,大部分村庄将会成为老年人为主的萧条衰败的地方。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这样的一种城市化道路,并不比拉美和印度贫民窟方式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优越。而且,目前的这条中国城市道路如果不进行调整,坚持走下去,结果无疑将会造成诸多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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