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

作 者:李传印


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我惊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与灿烂,看到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中国高擎文明的火炬,照亮着人类进步的道路。同时,我们又不难看到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成为正在摧毁封建主义古堡的工具的时候,中国却仍在昏暗的封建泥沼中徘徊;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产生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却偏偏产生和发展于一直较中国落后许多的欧洲。这些现象的成因何在?是偶然还是必然?静而思之,或许能悟出其中的一些奥妙。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其中可能有政治的、地理的、气候的甚至人种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影响,但我们似乎更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结构、科学技术自身结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探求。在这里,我仅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谈一点我的想法,即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对传统极端尊崇的社会心理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制约,以供进行中国古代科学教学和研究时参考。

中国关于上古社会的历史记述以及神话传说表明,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发生奴隶主民主派推翻氏族贵族统治的革命,而是由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由家族走向国家,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式的奴隶制度。这样,氏族公社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量积淀下来。

中国的宗法制度本来就根深蒂固。同时,在自然经济结构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些村社中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成为国家的基石。这种社会结构给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迁延、流衍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严复在《社会通诠》一书译序中曾说过:“自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独自今@①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中国这种宗法性质的社会,其宗法制度深刻而又久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和几千年的文化,所凝结而成的社会心理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传统的极端尊重。这种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其实是氏族社会的遗风。氏族制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1]。在中国封建社会, 这种迷信传统的社会心理表现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政治上追求正统;文学上追求文统,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手工业及艺术上追求家法、师法,将无一字无出处、无一笔无来路作为追求的至境;思想、学术上追求道统、心传。

迷信传统,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造成了中国人向后看的积习和守成倾向,保守知足,重古轻今,形成了一套经典思想规范,消磨了进取和创新精神。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人在他们的发明是静止的,对五千年以来获得的东西是保守的。”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养。

极端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固然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这不但对中国文化、艺术、思想学术等方面有巨大影响,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刻的,科学是人创造的,在这种极端尊重传统、不求探索和创新的心理支配下,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性质是经验科学。

首先,作为经验科学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于实践经验的积累,难以形成系统的、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医学有些例外)。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就是炼丹家在长期的炼丹过程中总结经验发明的;又如中国古代的物候学和二十四节气、四分历,就是从长期的物候变化观测中确定出二十四节气,然后再归纳为四分历的。与古希腊不同的是,在古希腊人那里,自然哲学比较发达,自然科学的一些部门(如天文学、数学等)理论性较强,科学思想、科学方法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这些正是以经验积累作为发展动力的中国古代科学所欠缺的。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农书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几乎未曾作出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我国古代天文学基本都是为制定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测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探讨理论性问题,从未认真地研究过宇宙结构模型。我国古代数学成就甚大,三国时刘徽也作出一些理论探索,但这样的工作未能继续和展开。像古希腊人那样对自然界的相当认真、具体、深入的理论性研究,在中国古代不曾有过[2]。 爱因斯坦也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就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3]

中国古代科学家注重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感受,轻视对理论的探索、论证。虽然从日常经验和自身感受出发,可以“提出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4], 但却始终停留在“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5]的直观, 笼统水平上未能建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一些非阐明不可的问题,中国古代科学家只好依赖于事物之间的模糊比喻,即借乙来说明甲。例如,用阴阳来说明男女、矛盾、磁性、宇宙运动、风雨雷电等气象变化,用元气学说(气,精气)、天道学说(道,天道)来解释客观世界运行状态和运行规律等等。这些没有内在逻辑体系的理论阐释的说明,概念模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通过科学的实验进行测定和证实,只能通过各人的悟性、抽象的思辨去揣摸、体会。这自然就缺乏直观说服力。

本来,因极端尊崇传统的心理状态窒息了人们创造的灵感,消磨了人们对自然、对事物的探索、创新精神,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依赖祖祖辈辈长期的经验积累而产生、发展,但反过来,这种依赖实践经验积累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技术,由于不重视理论探索,靠对自然的观察和对日常生活的体验而得出的科学及技术,在后学者心目中又形成某种神秘感,成为后学者不能突破的经典、传统、教条、戒律,更加变成人们的精神桎梏,在古代中国这个极端尊重传统的社会里,祖宗的遗训、传统的教义,不论其正确还是错误,都成为科学家们和一般官僚、百姓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贤哲之言,万世奉而不疑不破的经典;祖宗的结论,也不允许后学者们怀疑、破坏,在后学者们的心目中,祖传是至高无上的,根本上没有想到要对祖宗的认识进行怀疑、验证、修改甚至否定。早在12世纪时,宋代陈显微曾说:“磁石吸铁,……皆阴阳相感,隔得潜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哉。”[6]陈显微坚守祖宗之论, 认为磁石吸铁不足为怪,其为阴阳相感所致,并确认磁石吸铁原理是不可测定解释的,只要知道祖宗的教诲就可以了,五百年后的清初学问家刘献庭,仍然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对别人书中提出“蒜可以避磁石吸铁”的认识不予理会,不去检测,认为其乃自然之理[7]。 另一典型例子就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例为3∶1,即人们所熟知的周三径一的古率。后来,祖冲之在南北朝(宋)时通过割圆术得出了精确的圆周率的约率(22/7) 和密率(355/113)。但是到了元代,郭守敬制定《授时历》时,仍然采用周三径一的古率,郭的做法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倒退。其实,我们正可以从这难以理解的倒退中看到祖先的传统经验在郭守敬心中的地位。

这种以经验、传统为真理的经验科学,必然会产生对实验测定和论证的轻视,人们就会以古人或自己的经验来取代科学实验与定量测量,当然不去追求对事物认识定量的精确性和尺度的标准性。与古希腊科学不同的是,科学定量检测的受控实验在古代中国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因此,很多不正确的认识长期以来得不到修正,很多已有的正确认识得不到发展和深入。更令人痛心的是,由于一般科学家、平民百姓、政府官僚的这种尊崇传统、重视经验的心理意识,形成了对敢于突破传统的科技人员、科技行为的舆论压力,讽刺打击科学实验活动。直至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时,中国上至王公大臣,下及一般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很多人都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视为洪水猛兽,并且编造出许多虚无缥渺的“西学源于中法”之说,沉醉于中国的传统,自欺欺人,固步自封,不求进取。西学源于中法之说,虽然揭示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内是继承和发展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成果,但其实质是将“中法”置于“主”的位置,将“西学”放在“末”的位置,以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为正统,轻视甚至盲目排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近代曾出使英、德等国的刘锡鸿(广东番禺人)即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不过是工匠技艺之事而已,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值不得大惊小怪,我们用夏变夷就可以了。他在参观西方人所办向华人传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格致书院时说:“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为器也。……一器一枝,于正心修身奚与?入学而先事此,不且役乱其心,淆杂其意,愈考索而愈乖其所向哉?……所谓西学,盖工匠技巧之事也……士苟自治其身心,以经纬斯世,则戎器之不备固可指挥工匠以成之,无待于自为,奈何目此为格致乎?”[8] 由此可见,极端尊崇传统的心理又成为近代人们盲目排外的依据,成为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障碍。

尊崇传统,迷信经验,否定科学实验,又必然导致抽象思辨的产生和泛滥。格物致知,本意是为了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但因缺乏科学实验的检测手段,于是将格物致知引向了通过修心养性、静坐内省、依赖顿悟的歧路,使人们更加轻视客观的科学实验,也不受逻辑规则的制约,完全堵塞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道路。朱熹说过:“所谓格物云者,或读书,讲明义理;或尚论古人,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格物事也。格物就是穷得这些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格物致知将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勤奋从科学实验与研究转移到适应封建统治的需求上去,不要去考察、研究自然界。这自然就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早在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无科学原因》一文时说:“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避实际。……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性理,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马牛不相及,或搞些训话,为人做奴隶,书本外的新知识,永远不会发现。”

冯友兰先生早在1922年在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也说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其自身价值标准,她无需任何科学;因为他们要了解的、要征服的是他们自己。

任鸿隽、冯友兰的批评尽管有失尖刻、偏激,但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贤哲不重视科学实验、不重视自然规律和奥秘的巨大缺陷。

在迷信传统、崇奉经验的心理支配下,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直觉体悟,轻实验测定;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探索;重形象描述,轻逻辑推理判断;重定性说明,轻定量分析;重宏观统一,轻显微分解的实用性经验科学。它可以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的物质需求不强的古代和中世纪做出许多发明创造,创造出很多科学技术奇迹。但是,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恰恰是以科学实验、严谨缄密的理论和逻辑判断、精确的定量计算和分析、微观世界的显微分解为前提的。显然,中国古代那种宏观统一的经验科学,以其自身结果的特殊性,虽然可以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出许多辉煌的奇迹,但是,当人类跨入工业文明时代,它却很难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机制和需要,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能向近代科学技术转化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