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校摘文]塔格拉山脊下中国还没进攻:印军就溃不成军

雷达王 收藏 8 19049
导读:摘自《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印]尼兰詹·普拉沙德 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辍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

摘自《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印]尼兰詹·普拉沙德

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辍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叫通过,无线电也未能与该哨所联系上。我确信兼则马尼已受到袭击。我也得不到仲昆桥哨所的反应,但是在第一号桥的第四近卫军联队还能保持接触。他们报告说,他们能够听见兼则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必须从这些哨所获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们的伤员,还要组织一支“难民纵队”;于是我派哈里和三、四个通讯兵到仲昆桥的小道上进行巡逻,任务是搜集更多的关于战斗的情况,同时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伤员和溃散掉队的人员。

几分钟之内,第七旅来电话说,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联队受到沉重的袭击,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轰,我把这些消息都报告了军部。

到6点半钟,天刚开始发亮,从兼则马尼和仲昆桥来的溃散者和能行走的伤兵开始到达。稍后,从兼则马尼来了一些逃亡者。(后来哈里·普拉卡希报告,他曾帮助许多溃散的士兵从娘江河的西岸过河到东岸,那是在仲昆桥受到重炮轰击而着火以后,他组织了“接应”渡过急流。)我很高兴,没有看到惊慌的迹象。他们报告,兼则马尼的守卫者,在弹药打完之后,就被中国军队击败了。所有逃出来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伤兵,都带着他们的武器回来--表现了他们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士气。

我向军部发了一电,要求当天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因为必须撤退大量的伤员。平日的飞行情况,有四架直升飞机,第一次飞行大约8点钟到达,然后一整天来回的飞行。我希望,在军部有神通广大的人,能从空军再弄到几架飞机。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仅不增派飞机增援,而且上级司令部已经决定停止全部直升飞机的飞行,连平常能使用的飞机,也不再来援救我们了。在战争爆发以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援助,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没有派过一个参谋下来看看,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没有发来一箱弹药,没有给过一副担架来帮助救护伤员。在我们危难的时刻、他伯竟然完全把我们抛弃了。

我开始盘问从兼则马尼逃出来的士兵们。他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攻击--突然之间,从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动步枪声和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仿佛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差不多同时受到攻击的仲昆桥来的生还者,也说他们被“包围了”。我认为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说,从河的两岸,从前线来的炮火都对准了他们。显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断。

大约7点半钟的时候,来自第七旅的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我对克节朗河前线最为担忧的局面:

1.大概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已被完全压倒,因为那里的射击已经沉寂下来;

2.扯冬哨所已被占领,看来那里没有幸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击的同时,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受到攻击,但是他们仍在坚持着战斗(他们的哨所位于旅部的西南,在一个较高的山嘴上,因而处于较好的作战位置);

4.章勒或第一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或第二号桥(第九旁遮普联队)尚未受到攻击。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经无力协调克节朗河沿岸的战斗,达尔维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况十分紧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敌人缴获),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还说,在他行军期间,我马上亲自飞往该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战斗。达尔维放下他的耳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话。

我已经决定去章多。那里的无线电系统显然发生了故障,因为我们已叫不应他们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议,送去一个更换的机子--实际上他自己要带着机子乘飞机去。我决定和他-道前去,不仅为了在第七旅旅部调动期间,我要注意观察战况的发展,而且我希望能够监督着章勒的撤退。森的鲁莽行事,已使这个哨所处于危险的困境,为了挽回上级司令部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起码我所能做的是保证哨所得到拯救。很明显,那时候中国人不打算超过仲昆桥再向娘江河前进;不管怎样,破坏了仲昆桥,至少给我们一天的喘息时间。

我叫维诺德·塞加尔准备好直升飞机,和拉姆·辛格一起动身去机场。然而,当我们把无线电机装上飞机的时候,塞加尔对于超重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反对违反规定多携带一位乘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再带一架沉重的无线电机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样的高度飞行会发生问题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飞行,但他据理力争。他说,为章多建立无线电装置更为重要,否则我去到那里也无法通讯联络。反正,机子和零件都已装上了飞机运载架。拉姆·辛格还辩解说,去章多的飞行时间,来回只要20到25分钟,他们把机子送到就回来。这个意见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飞机,让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伤员人数的增加,使我越发担忧;在几小时以内,肯定还会大量增加。我亲自打电话给军部,希望卡·卡·辛格按电话。但是他仍然回避同我讲话,我永远猜不透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求传话给军长和参谋长,提出我的紧急要求如下:

1.因为没有炮兵支援作战,我迫切要求空军给予近距离的支援;不然,我就不能解救我的部队,甚至不能撤退伤员。

2.必须分配若干额外的直升飞机,为撤退伤员之用。对于我这些激动得发狂似的要求,结我答话的参谋却冷淡地通知我说:“除了你担任第四师师长的职责以外,现在你也行使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他不能(或是不愿)告诉我军长在何处。

这的确是一件惊人的事,完全颠倒了军事上的程序。到目前为止,军长不在,一直是军区司令从军部发布命令。现在战争已经开始,总算是处于战时状态了。军区司令却把指挥第四军的责任扔到我头上,而我是在远离军部的前方,无法取得联系的。

在此,我应该提一下,我向军部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予以拒绝,就是置若罔闻。没有给我增加直升飞机,中国人刚一出动,他们立即停止了正常给伦坡和章多的给养空投。我要求空中支援也未获同意。后来我才知道德里的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为了进攻的目的,不得使用空军,因为害怕中国空军报复,轰炸印度的城市。在我们的最高当局所作出的决定中,这可能是登峰造极的胆怯而愚蠢的了。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处于相当的劣势,而在空中则有绝对的优势,不但在数量上,而且由于中国的飞机从海拔15000英尺的机场上,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这一点后来我们的空军也是承认的。由于采取了虚张声势和吓唬、讹诈的政策,导致我们的部队处于危境,而当摊牌之际,当局又拒绝提供把我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手段。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塞加尔早应从章多回来了。我推测他一定是在降落时不小心关闭了发动机,现在再发动它又有困难,因为在12000-13000英尺以上的高地,所有的发动机在发动时都有一些困难。我本想亲自去章多,但现在我的工作头绪太多,不能长时间离开指挥部。因此,我派威廉空军上尉去营救塞加尔,并且把拉姆·辛格带回来。

后来,不到15分钟,我接到布罗昆桑哨所的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附近坠下,驾驶员好象是安全的,甚至在那时候他还向吉米塘前进。过了大约十分钟,威谦士沿着小路走来,显然一副很惊慌的样子。

威廉士讲,他到达章多上空的时候,能看到高原上的部队“在匍匐前进”,以为是我们的军队。他清楚地看见塞加尔的直升飞机平安的停在地面上,显然发动机已关闭。他开始盘旋下降,但是受到阵阵机枪的射击,当时他离地面大约有100英尺。直升飞机被击中,他不得不采取规避动作赶快离开。然而,不久他注意到油压表的指针迅速下降。刚过了伦坡,他的发动机最后失灵,但他很幸运在布罗昆桑附近安全地被迫着陆。

损失了我的两架直升飞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除此之外,我更加担心拉姆·辛格和维诺德·塞加尔的命运。然而我没有时间细想这些问题;我的参谋通知我,第九廓尔喀联队已失去空中联系。我推测,当他们的弹药用完时,他们的英勇战斗也已结束。可是章勒还来电报告:“西线一切寂静”如前。

我将最新情况转报提斯浦尔,并且再一次要求,最大限度地出动直升飞机的架次,以便带来援军和撤出伤员。因为我自己毫无办法行动,要求再给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放在吉米塘。提斯浦尔毫无反应;对我的要求根本不理睬,这种态度使我十分迷惑不解。不仅如此,像以前一样,我不能找到任何高级指挥官或参谋说话。确确实实我们被隔离了。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殷切地期待着上级司令部的支持,他们很可以减轻我们的困难。但是他们一言不发,不尽举手之劳以减轻我们所承受的重担。

鉴于最新的形势发展,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重新安排我的计划。我决定努力拖延哈东山口--仲昆桥一线的敌人。在色拉姆--哈东山口有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在仲昆桥阵地的正南方,有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大约30人,可作掩护。留待我做的,只有把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到哈东山口,以免他们陷入克节朗河谷的一场无意义的战斗。所以我决定发出紧急命令,从第二号桥和第一号桥撤退。

刚过中午,我传达了以下命令:

1.第九旁遮普联队撤到哈东山口;立即开始行动。如有可能,他们应隐蔽地撤退,避免取道众所周知的路线;

2.第四近卫军联队下午五时以后开始撤退;在哈东山口与旁遮普联队会师;

3.批准章勒的第九旁遮普联队放弃哨所,并且尽自己的可能通过不丹,向南逃跑。

我亲自对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指挥官(分别对米斯拉中校和哈里哈尔·辛格中校)讲了话。他们都镇静地接受命令。直到那时,他们一直以值得表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使现在,他们也显得不匆忙地离开自己的阵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希望他们很快到达哈东山口,虽然令人痛心地缺乏弹药,但是从那个在战术上合适的阵地上,他们可以战斗一场。

到了黄昏,事态变得十分可怕了。第七旅确确实实在我前面溃散了。我绝无可能再牵制敌人的前进,因为很明显,他们部署了整整一个师在攻击。我仍然希望做的事,就是进行某种阻击战;但只有在21日天亮之前,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能够到达(如我仍在希望的)哈东山口一线,这种阻击战才有可能进行。(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敌人已经插入克节朗河前线与哈东山口之间。两个联队都在突围,但是他们到不了哈东山口了,因为敌人当时已占领了哈东山口。)

同时,伤员在继续增加。除了10月20日已经集中在吉米塘的那些伤员之外,又从兼则马尼来了30多人。现任,没有工具撤运他们;他们只有被丢弃在原地。只有那些自己能行走的伤员,蹒跚地走到吉米塘的直升飞机场,那里他们可以得到一点急救;但从吉米塘,他们再也不能撤退了,因为我提出增派直升飞机的要求,军部和军区司令部都令人莫名其妙地末予响应。(战争爆发以前,有几个星期,全天飞行的那些直升飞机,在10月20日,第一批出动了四架之后,就停止飞行了。)

到10月20日止,我对形势的总结如下:

1.在上午7时以后,第七旅旅部再无消息;

2.兼则马尼、第三号桥、扯冬、第四号桥和章多都被占领;少数的部队幸免于死,但不是受伤就是被俘了;

3.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从第二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从第一号桥撤到哈东山口;但他们能否照办,就不得而知了;

4.告诉章勒的支队,尽可能经过不丹,逃脱出来。

这一切发展情况,我们都经常保持向提斯浦尔报告,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本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希望在我上面的直接上级(现在是军区司令)或者至少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在10月20日一早到吉米塘来亲自估计形势,并且发出进一步的作战命令,但竟无一人前来。

在敌人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很明显,他们将不失时机地攻打哈东山口和吉米塘。因而我急切地等待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10月21日早晨,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都末到达哈东山口。10月21日,天刚发亮,我接到伦坡来的报告说,中国人已经占领哈东山口并向色基姆进军。现在,在中国人与吉米塘和伦坡之间,已无任何阻碍,所以他们袭击这两个重要地方,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再度要求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但是依然得不到军部的保证。

在21日天亮不久,的确有一架直升飞机在吉米塘着陆,但是这架飞机是派来撤退空军人员的。我派我师的高级军医官莫伊特拉上校乘飞机带着指示回去,企图说服军部的参谋,我们迫切需要直升飞机撤退伤员,并且说明在三个小时内,至少到上午9点钟,他们可以安全地在吉米塘降落。我听驾驶员说,在达拉姆嘎机场,停放着四架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不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也听说,军区司令本人在达拉姆嘎。我枉费心机地期待着,但是再也没有直升飞机飞来。

我召集我的师部人员和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指挥官(奥伯罗伊中校前一天刚到来)开了一次会议。我下令销毁全部文件;告诉他们准备后撤。不需要的人员立即开始撤退。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一个排,连同其他的零散部队,掩护师部撤退,尽可能地进行阻击战。我决定除了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以外,我自己的卫兵最后离开。因为我考虑,这是防止惊慌的最好办法。

全体官兵都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很多人以前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的举动,全都像是久经战场的老兵。我围着环形防线走了一圈,看见步兵们守住他们的哨所,并且用望远镜在仔细瞭望农村有无敌人的迹象;通讯兵操纵他们的无线电机或电话机,冷静地在处理收入和发出的通讯。最艰难的工作是,陆军医疗队的人员,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师部人员正在收拾文件,准备销毁。看到这一切我才知道,到了要下命令执行破坏固定的设备,放弃哨所并准备撤退的时候,该是多么困难啊!

大约上午9点钟,伦坡的军官(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马立克少校)报告,看见很多敌人从色基姆向下走,显然是去吉米塘。最后我发出警告命令,要把伦坡的全部装备和仓库毁掉,全体人员下到吉米塘来,并且抄近路到山谷,经过萨客地直接去达旺。现在,从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国人,在哈东山口遥远的山坡上,从色基姆下来,走向吉米塘直升机场。然后我向提斯浦尔汇报了最新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决定撤到达旺。

最后,我为撤退发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无线电机毁掉了,密码销毁了,我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手提无线电机的人员一行才离开。

我首先到吉米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机场(旧机场),我等待在那里,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走了,仍然没有看到惊慌失措的现象;在那种情况下,这真是人们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动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还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飞得颇高。有一架下降低飞,大约离山谷100英尺,就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肯定看见了我们让他们降落的信号。然而,它决定不着陆。最后两架飞机都转回去了。后来我听说,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里。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较低的机场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之间,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飞机很可以飞行几个架次。)

后来我才得知,这最后两架直升飞机的飞行,被誉为“军区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着陆并去控制局势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向他们打信号,召唤他们下来,而且敌人离吉米塘还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那架直升飞机根本没有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离开机场,起程上山去萨客地,大约下午5点钟才到。我通过无线电,向提斯浦尔报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萨客地有一个工兵排,由一位青年军官指挥。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形势,并且命令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务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桥畅通,以便即将到来的部队过河。后来我听说,这位军官惊恐万状,匆忙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幸亏还有一座桥没有完全破坏,还能使用。

萨客地离吉米塘1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当我到达萨客地的时候,我已极度疲劳,但是我非常关切达旺的安全。我决定坚持向前赶路,到卢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艰难地爬上12000英尺的南坡。我到卢姆拉是大约早晨两点钟。那里有一个电话机,我与达旺通了话。我听说军区司令已在达旺降落,并在那里过夜。

从21日上午10点钟,直到22日早晨3点钟,我一直行军,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带。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仅仅睡了两三小时。早晨6点钟我起来了,因为我必须看看卢姆拉的防御工事。我同古伦上尉围着兵营转了一围。边境修路机构的分局指挥官也在卢姆拉。我向他讲了形势,并且发布保卫哨所的详细命令。我命令古伦上尉负责保卫该哨所,直到奥伯罗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来接管为止。

然后我向达旺打电话,并要求同森将军讲话。军区司令拒绝接电话。相反,正当我将要动身去达旺亲自我他的时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卢姆拉。我很纳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要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这一群人;但一询问,我被告知在达旺没有一架直升飞机了。连21日军区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尔,并没有按想象的那样带军区司令回去。事实上,森将军也违反了他自己的意愿,被困在达旺,这使他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下令让我留在卢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服从命令留下来,但我告诉卡尔茵·辛格,他直接负责保卫达旺,应该尽其所能,尽快赶往达旺,研究一下作战的形势,并且向我提出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最后得到通知说,现在我可以去达旺;于是我就起程,下午6点到了达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见森,但是听说,军区司令坚持在达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机场扎营住宿,为了就近等候,免得误了乘坐在达旺降落的第一班飞机。我打电话约见他,但是他的参谋长西巴尔准将说,当晚森不能见我。

一个关心国家安危(截然不同于他个人的安危)的军区司令,特别是考虑到达旺现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应该设法尽早地与下级指挥官取得联系。可是森的大部分时间(在达旺等候他的参谋告诉我)都用于给提斯浦尔打电话,命令他的直升飞机返回达旺来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参谋长,没有一个人关心保卫达旺的准备工作。

5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8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东风,东风:目标韩国首尔 导弹准备发射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