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00干部留学新加坡 每人每年学费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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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8000干部留学新加坡 每人每年学费10万元 核心提示: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面向中国官员的课程,主要讲授公共管理、城市规划等,[B]学费每人每年10万元左右。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级别最高的有市委书记。[/B]新加坡教授称,中国学生很勤奋,但缺少对权力分离重要性的认识。 扬子晚报5月6日报道 “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如是解读, “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中国8000干部留学新加坡 每人每年学费10万元


核心提示: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面向中国官员的课程,主要讲授公共管理、城市规划等,学费每人每年10万元左右。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级别最高的有市委书记。新加坡教授称,中国学生很勤奋,但缺少对权力分离重要性的认识。


扬子晚报5月6日报道 “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如是解读, “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追溯干部赴新加坡培训初衷,合情合理,学员们的感受与表现又如何呢?

参考的模式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课程以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

面对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开办了学期为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今日俗称的“市长班”。

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官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一年课程的学费是两万元新币,相当于十万人民币,至今已有300多名厅局级和处级的中国干部参加。

“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对时代周报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生于中国的张志斌表示,“当然,事实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

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负责讲授市长班项目公共管理概论课的何启良也向时代周报证实,“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

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很多中国官员对何启良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所以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

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用功好学生

虽然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国官员在南大的课堂上,仍是非常积极的学生。

“如果是早上9点上课,他们8点50分就会到。”给市长班讲课有五年经验的何启良称,“他们态度很认真,活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对教授的要求也相应地高。给他们讲课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成功的渴望。”

市长班成员是每年由中国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何今年的学生名单上,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范锐平,范同时担任了这届市长班班长。

当年何博士第一次给市长班讲课时,惊奇地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其实多有积累。“很多来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们在中国早就听说过,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

但来自中国的学员们对国际管理理论的理解,跟何想传授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问题是,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些概念和技术,并不理解它们更深层、更复杂的真正含义。”

何启良认为,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取决于中西文化历史上的区别。“他们熟悉的中国体制里,国家、政府和党,都是融成一体的。所以他们很难看出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讲到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概念时,我也没法找出中国的例子,来给他们解释。”

一位参加此项目的新加坡本地学生也有类似体验,她对时代周报说:“中国官员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理解是:一个不是政府直属,但仍有政府官员在内的机构。我问他们:有政府官员在内,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称‘非政府组织’吗?但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因为他们认为组织里还是需要有政府代表。”

围成一圈子

项目副主任张志斌也知道这种授课困难的存在。但他更认为,中国官员在新加坡一年里的教育,并不限制于课堂上的培训。“我们在课程上,的确比较单一注重技术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政府派官员来,是希望他们能学一些技术性的措施,来解决中国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等。”

“但是技术的背后,总是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动党执政。但在宪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备的民主构架。张认为,这必然会启发中国官员们去思考。

“他们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的一年当中,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东西,会督促他们突破技术层面,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如: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民主架构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层面上、在体制层面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样来,我们既达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时也超越了它,激发官员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

这或许是生长于中国内地的张志斌对市长班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理想。但土生土长于新加坡的何启良却观察到,市长班学员和本地人的课外交流非常有限。“我一直鼓励他们多出去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让生活圈子这么封闭。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围成一圈子。”

何向记者描述,某届的学员曾经20个人一起去银行办账户。银行一下子接待不过来,便特别给他们开个服务窗。“结果他们却生气了,说为什么对我们的服务不一样?我常劝他们多分开来,两三个人出去玩,会很容易认识新加坡人、被他们接受。你20个人一起出去,会把别人吓走的。”

给未来打基础

张志斌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市长班对之的贡献,比较乐观。“培训的效果不是一两天内就能看出来的。它是为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后的未来打好的基础。”张认为,“每一个在新加坡住过一年的官员,都会有所改变。”

“有些毕业官员跟我说,他们回国之后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打开了双眼,却发现周围的很多东西跟理想有一定距离。但以个人的能力,他们无法改变这些东西。这种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

对于官员们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为,张博士更是充满希望。“中国文化很讲究同窗。好几届市长班现在都有。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

“我希望他们以后能互帮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当上省长或部长,能够支持‘南大团’里的其他同学。当然我说的不是希望他们去做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在理念上比较接近,能彼此认同,或许能把他们在新加坡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体现到政策去。”张志斌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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