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空一格公国葬,日本吊丧热情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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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外反响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到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一律改为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丧葬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这在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做封建帝王。


台湾新闻界除了再次神化蒋介石之外,同时也透露出台湾统治阶层一种彷徨无主、失望沮丧,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报》报道说:“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蒋介石的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不同的反响。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共产党仍视其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原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特别是蒋介石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得到了日本极右翼的积极支持、响应。


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发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内地的抗议,最后日方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没用,佐藤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按照历史定律,任何一位主要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老蒋几十年的培养,蒋经国长进甚大,羽翼日渐丰满。他出任阁揆后的种种动作愈益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病逝时,尽管严家淦依“宪法”就任“总统”职,但国民党统治体制是“以党统政”,党权高于一切。严家淦继“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为顺利继承父位,接连抛出了几个杀手锏。


首先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现在就开始JJYY,难怪被追杀到美国)。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由于蒋院长的恪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恪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的“元老”。同时,他又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表示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报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仅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茱、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二十一名人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八十八根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五个用索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所献,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足着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且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湾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县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辅以***仪式,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一千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读经文——诗篇第二十三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二十一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放心,上帝会清算他干了多少缺德事的。话说也搞的够麻烦,怕上不了天堂,穿越回宗教改革前,找天主教会买点“赎罪券”不就得了?]


灵车前面用二十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共由九十九辆车组成,由宪兵队开道车引领,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等。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车队载着两千多名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以黑色花岗石建造,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上书“能屈能伸”四字。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之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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