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脑残误国[转]

这是一幅沉重历史画面的图片,每次看见它,我就会深刻的体会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国民政府惨淡经营面临内外交迫的艰难处境,1931年,北方大学生(抑或是愤青)南下示威,企图压迫国府对日宣战,这于当时国情无疑是亡国之举,愤怒的学生痛打著名教育家、年近七旬的老校长蔡元培(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元勋和主要发起人),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

愤怒的学生队伍,主要来自于黄俄人的煽动,于总统府前示威。蒋公亲自出面,与学生多次对话,阐述国民政府的对日计划,并谆谆告诫学生:我国政府此时对日开战,无疑自投死路,国民政府有意暗中准备对日作战,学生如果有意抗战者,请入黄埔军校。在这个内忧外患的关头,愤青学生终于被蒋公的赤诚所感动,一哄而散。

事实上,假如国民政府听从所谓“爱国愤青”们的“示威”,于1932年马上宣布全面对日作战,那么会是什么后果呢?1932年,国民政府刚刚消平南方军事叛乱不久,国家百废俱兴,一片疮痍,军队还未有当时的“现代化”训练,军队素质落后,武器低劣,战术落后。对比当时工业高度发达的日本,3个月内亡国绝非自欺。而正是因为1932-1937的“韬光隐晦”的5年,国民政府勉强有了喘息之机,训练了10数个德械师,而原定计划的100个却没有远没有完成。正是10几个精锐师,在日后主力决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从满清入关后,高压与愚民统治,培养了大量的愤青。这些愤青往往高喊“爱国”(爱国贼),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破坏大局,对于国家、民族、个人不做深入考虑,仅以为肤浅的感情为行动的指南。所以易于被煽动、利用。满清末年至义和团,”逢洋必反“,这样的情绪化煽动被认为是”爱国“,而如杰出的外交官郭松寿先生稍微说了一些西洋宪政的优势,便被义和团骂为汉奸甚至要挖坟掘墓。而五四以后,”对日宣战“则视为爱国,丝毫不顾及当时衰弱的国力与艰难的国际地位。民国政府早于192X年,便已经进行对日作战准备,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甚至亲自撰写《国防论》,并宣称:”中国不惧鲸吞而怕蚕食。对付日本我们是有办法的“,蒋百里先生甚至深入研究了法德两国的几次大战,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出“持久消耗作战”的总方针。1931年,国民政府便秘密设立的“国防工业局”,全面筹划对日作战。这些努力,岂是这些愤青学生多能知道的?而这些愤青学生所为的“爱国”与“对日宣战”,甚至要“收复失地”,到底是为了他们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联想到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日,反美散步。这些愤青丝毫不顾及考虑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地位,何尝会让人相信他们这是“爱国”。只能说是小文革而已。愤青无脑,只会作为一个木头人,被人牵着鼻子走。

愤青学生是十分可怕的。孙文先生有民族、民权、民生之说。而从义和团,只为区区反洋,却不知道吸收西方的精髓来为民族做事、维护民权,跟不提什么改善民生了。而北方被黄俄煽动的大学生南下,所为要号召”抗日散步“,于民族只能陷入早日对日宣战的不利窘境,于民族是死路一条,何尝是真心为民?他们也没有如同蒋百里将军那样埋头著述,研究军事而为抗战出谋划策,又何尝不是匹夫之勇、狂犬粪日!更不提他们这些是为民权民生着想。无疑是中了黄俄的奸计,为某些集团张杨,易于被人煽动的工具。愚昧民族的愤青,他们的举动竭斯底里、不可理喻,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

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而不是国民政府原定计划的1941年,过早爆发四年,已经造成了国家的巨大浩劫。即使这样,为了获取有限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将正式对日宣战发布于1941年,期间的深谋远虑,岂是这些愤青所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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