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揭秘(四—)


文章摘自《二战秘密档案》 作者:[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 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核心提示:苏联的这位独裁者原指望用自己的行动警告德军陆军,不然的话,要是在苏军进入德国腹地之前,德军来得及结束在英国的战事,然后集中全力打击丧失了最重要盟国的红军,那就太冒险了。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是1940年的教训,当时在对德国的进攻问题上他动手迟了一步,于是希特勒便迅速地击败了法国。在1941年3月通过的关于在西线实行战略扩张政策的计划中,副总参谋长В.Ф.瓦杜金批示道:“6月12日开始进攻。”显然,进攻德国的时间甚至像瓦杜金这样的领导人或者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不能够决定。另一方面,战略扩张计划也不是笔记本--瓦杜金可以在上面像马尼洛夫式人物一样写下自己的梦想:“要是进攻希特勒的时间真的是1941年6月12日该有多好啊!”毫无疑问,确定进攻时间的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是的,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实很伟大,但它只不过带来了牺牲。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苏联占据了一些领土45年,再加上数十个跟着苏联跑的附庸国--这点成就也太微不足道了。对于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很痛苦的。


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各个民族应该以德国和捷克为榜样,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关于为侵略时期犯下的罪过互相道歉的宣言。我们的国家当然也有要向我们道歉的人和我们要道歉的人。德国应该向我们道歉--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为他们的侵略行径,为几千万牺牲的人和不计其数的损失。但我们也应该向德国道歉--为苏联士兵在德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为几百万被从东边土地上驱逐出境的德国人,为运走的文化珍品(不管还给我们的珍品是多是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所有珍品)。还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向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道歉。但当今的俄罗斯领导人明显地并不急于表示歉意。相反,却极力阻挠东边的邻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俄罗斯军队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条件下准备再次进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外高加索,以至波兰和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对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却,而是采取宽恕和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才有助于给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找出理由。


收入本书的文章写作的时间是不同的,写作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我想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戴维·М·格林茨,他是《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的编辑。没有他的合作,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将不能发表。


虽胜犹败:卫国战争胜利的惨重代价


到战争开始时,德军部署在苏联边境的陆军部队人数为250万人,即苏军人数是德军的1.6倍。仅坦克一项,苏联所占的优势就是敌人的4倍多。斯大林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才坚信:希特勒应该怕他。


在俄罗斯民族看来,伟大的胜利是共产主义思想得以存在的历史原因。正像我下面要指出的那样,苏联真正的死亡数字大约是现在数据的一倍半。但是,官方好像认为死亡人数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平民。红军官兵似乎只牺牲了不到900万人,而且主要发生在1941-1942年间,当时苏联还没从敌人的突然袭击中缓过劲来。


只是为什么希特勒的入侵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来说是突然的呢?我们的资料说得很含糊其辞。似乎是斯大林十分惧怕德国元首,但愿别惹恼了他来进攻苏联,因此下令禁止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和进驻西部边境。


难道是真的害怕?如果我们不了解红军1941年6月前的兵力和装备情况,我们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仅坦克一项,总数为25,000多辆,其中就有差不多14,000辆部署在西部边境军区。苏联空军大约有作战飞机19,000架,其中部署在西部的几乎有11,000架。有3719架新式飞机(其中主要是战斗机)性能至少与德国空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М-109不相上下。而6月22日前德国部署在东线的М-109最多不超过500架。德国空军能够用于进攻苏联的总共也只有1830架作战飞机。300架芬兰飞机、400架罗马尼亚飞机--大部分是老式飞机--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空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炮兵方面的优势也明显在苏联一方--60,000门大炮对付德军的43,000门大炮。


苏联红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1941年6月22日前夕,苏联部署在西部边境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人数达到了2,719,000人,海军人数达到216,000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人数达到154,000人。此外,在4月至6月间又召集了大约1,200,000名预备役军人和延期服役者。到战争开始时,德军部署在苏联边境的陆军部队人数为250万人,即苏军人数是德军的1.6倍。要知道,当时苏军还向西部边境投入了第二梯队的77个师。到6月22日时,其中16个师已经到达西部边境军区,使得红军人数扩大了202,000人,大炮增加了2746门,坦克增加了1763辆--相应地,苏军总人数达到430万人,大炮迫击炮达59,787门,坦克达15,687辆,其中包括约1500辆举世无双的T-34坦克和克伏重型坦克(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命名的苏联重型坦克型号--译者注)。仅坦克一项,苏联所占的优势就是敌人的4倍多。要知道德国人在东线只有不超过3650辆的坦克和突击火炮--其中还包括230辆不带炮弹装置的指挥车。350辆坦克由在北非的隆美尔指挥,还有不到300辆坦克组成了法西斯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的两个后备师,它们是1941年的秋天才被投入到东线的。即使把芬兰86辆坦克、罗马尼亚的60辆坦克和匈牙利的160辆坦克(它们在6月才加入战斗)计算在内,苏军仍占绝对优势。


斯大林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才坚信:希特勒应该怕他。当1941年1月总参谋长朱可夫向他汇报,德军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侦察力量,斯大林对此回答说:“他们害怕我们。”对于德军在东线的集结,斯大林认为是德国以防苏联军事行动的防守措施。出于同样的考虑,希特勒也把苏军在德国边境的集结看做是以抵抗德军入侵为目的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和未来进攻德国所做的准备工作,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在1941年,而应该是若干年以后。





我觉得,事实上斯大林一直认为希特勒在没有跟英国作一了断之前,是不会向东线进攻的,而他自己则企图在1941年夏天入侵位于苏联西侧的欧洲。他盘算着,正好这时候德国人打算在不列颠群岛登陆,因此德国空军的主要兵力和最有战斗能力的坦克,以及摩托化师都会集结在西线。苏联的这位独裁者原指望用自己的行动警告德军陆军,不然的话,要是在苏军进入德国腹地之前,德军来得及结束在英国的战事,然后集中全力打击丧失了最重要盟国的红军,那就太冒险了。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是1940年的教训,当时在对德国的进攻问题上他动手迟了一步,于是希特勒便迅速地击败了法国。在1941年3月通过的关于在西线实行战略扩张政策的计划中,副总参谋长В.Ф.瓦杜金批示道:“6月12日开始进攻。”显然,进攻德国的时间甚至像瓦杜金这样的领导人或者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不能够决定。另一方面,战略扩张计划也不是笔记本--瓦杜金可以在上面像马尼洛夫式人物一样写下自己的梦想:“要是进攻希特勒的时间真的是1941年6月12日该有多好啊!”毫无疑问,确定进攻时间的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但是6月12日前,并未能成功地集结所有的师和预备队,也未能征召所有用于加强西线兵力的预备役军人。所以在1941年5月时,进攻时间已经改到7月。在准备过程中,6月4日通过决定在7月1日前组成红军的波兰师,以备华沙解放后元帅阅兵之需。


而5月15日通过了先发制人进攻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红军主力本应该在克拉科夫卡托维兹方向发动进攻,以切断德国与巴尔干的联系。然后,这支部队本应该向波罗的海沿岸进攻,以包围在波兰的法西斯武装力量。按照我们总参谋部的计划,在主要打击方向上是152个苏联师对抗德国的100个师。凭着发动突然袭击和在坦克及飞机上的绝对优势,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指望迅速粉碎敌人的主力部队。但是,即使苏军真的抢在敌人前面动手,比如像先前计划的那样在6月12日发动进攻,那么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比“巴巴罗萨”计划实行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更小。要知道,实际上,敌人在西南方向部署的兵力并不像苏联情报机关报告的那样是100个师,而是不到30个师。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肯定会给进攻克拉科夫的苏军侧翼沉重打击。


红军被迫在进攻过程中迅速重新调整战线,而它并不擅长此事。而且我们的飞行员们也没有学会熟练驾驶飞机,坦克驾驶员也不会熟练地驾驶坦克。战争开始时,我们西部军区的飞行员们在1941年的头三个月里平均飞行时间是4~15.5小时,而他们总的飞行时间--加上在学校的飞行时间,一般不超过30小时。德国空军的飞行员投入战斗时,飞行时间不得少于450小时。同时我们的坦克驾驶员一直到1943年驾驶实习时间是5~10小时,而熟练驾驶坦克所需时间不能少于25小时。


不幸就在于斯大林及红军领导人追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他们匆匆忙忙组建几十个新的机械化兵团来代替先前的坦克兵团。新兵团拥有的坦克数量并不比先前多,而无线电台要比原来少,是一个不可控制的丑八怪。要知道,坦克兵团在1939年9月进入波兰时管理混乱、纪律散漫,以至于甚至落在了骑兵兵团的后面。同时,从纳入我们航空兵团的成千上万架飞机身上也获益很少,因为连勉强说得过去的驾驶员数量也没有增加。原因是空军汽油供应不足,学校的飞行教员和飞机也不够。


这下子你可得考虑一下,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军事行动?德国元首打算进攻苏联,是出于自己的入侵计划,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赶在了蓄谋已久的苏联前面。苏联的总书记原计划让红军用武力为欧洲带来苏联的制度,同时对“巴巴罗萨”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两份进攻计划,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德国的,实际上都是先发制人进攻计划。这样,双方的准备工作就站得住脚了吗?一般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会有统一答案。不得不比较一下双方的罪行,但两者没有根本区别。当然,大屠杀是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但是,杀害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沿岸人民、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是1939年至1941年间政治局做出的决定)也同样是种族灭绝。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希特勒侵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斯大林占领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有什么区别呢?




反省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疮疤,是高尚的行为,但也会受到“爱国者”的口诛笔伐。今年初,中国学者袁伟时撰文批评义和团的愚昧落后,颠覆官方史观,受到“爱国”网民的围攻。俄国学者、首任莫斯科民选市长波波夫,因披露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肆劫掠与贪污,在学界与民间也引起对他“爱国与否”的极大争议。在电台的辩论中,有人把波波夫的观点视作卖国主义、为叛徒张目,俨如俄国版“袁伟时风波”。


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波波夫同时在国内外发表关于卫国战争历史真相的著作《一九四一─一九四五战争杂论》。书中惊人披露闻名遐迩的卫国战争大英雄朱可夫元帅曾疯狂抢掠战利品:一九四八年元月,国家安全部派员到他家搜查,查抄七车厢家具,三百二十三件貂皮、一百六十件水貂皮、四千米丝料和呢料、四十四张名贵画毯、五十五张古典名贵油画、七大箱水晶和名贵餐具等。


波波夫说,他揭示真相只想证明:不能按斯大林方式、苏联方式,去纪念战胜法西斯六十周年。俄国对这段历史需要新的思考,真实的、民主的考量:战胜法西斯不是靠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是战争性质转变为人民战争;战胜希特勒专政没有引发斯大林专政的“洗心革面”;斯大林扩张社会主义造成冷战;从德国运回的赔偿没有用来发展民生经济,而是用来扩大军备;这一切把苏联引上一条死胡同。


波波夫还披露,早在二十年代内战结束后,苏共立即着手准备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战,打算用武力把共产主义推向欧洲。四一年苏联基本上准备好打一场大战,当时红军已拥有二万六千辆坦克、二万架战机、十二万门火炮,实力超过德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并在十天内逼近心脏地区。长期以来,对于苏联失利的主要解释是“战争突发论”、“装备落后论”等,但波波夫指出,其实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式共产党、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导致的失利。斯大林强制实行的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民破产、饥荒、日用品匮乏、生活紧张等等,国民压抑,当然抵抗不住德军的强力推进。当时就全国来说,老百姓私下议论极多,德军的进攻曾被一些人视为“摆脱专政、得到解放”的机会。苏联西部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一些老百姓曾捧着鲜花欢迎德军,这些都是官方史学界闭口不谈的尴尬真实。


但苏联为何能扳回败局?因为战争的性质变了。战争初期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发表讲话称抗战“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及“沙皇制度复辟”。到四个月后的十一月六日,斯大林发表讲话纪念十月革命,已不提抗战的“阶级”性,而大谈抗战的“民族性”,号召打倒妄想消灭俄罗斯民族的敌人。“这些人丧心病狂竟然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宣布抗战任务已告完成。这时,苏联面临历史转折。波波夫认为,苏联这时有三种选择:一是战争“到边境为止”,这样可以保存实力,重建国家,汲取一九四一年社会主义体制失败的教训,实行改革。二是越界解放欧洲,然后返回苏联,荣获“解放者”称号。三是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由“友好”国家组成的“安全圈”。斯大林作出的是第三种选择,用武力建立一个由亲苏卫星国组成的阵营。波波夫说,这一选择不仅使国家多丧失了近百万俄国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不符合当代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体制的苟延多出五十多年”。


斯大林的这一选择,在苏联领导层得到支持,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主要是贪欲的动力。部队进入德国,令使苏军将领和政要得到“大发战利品之财”的机会。波波夫在书中披露了官方二战史绝口不谈的历史真实。


苏军攻占东欧期间出现抢掠当地居民财物的现象,苏方曾严厉追究。一九四五年头三个月,四千多名红军军官受到检控。但苏军进入德国后,苏军在默许下,大肆洗劫德国,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才停止掠夺。


书中引用的官方数据和研究人员的数据。红军原本就设有战利品总局,该局公布的资料是:六万台钢琴、四十六万架收音机、十九万幅地毯、九十四万件家具、二十六万五千台座钟和挂钟和一百八十六车皮名酒。在这场劫掠中,苏军官兵的“待遇”也分等级。士兵可拥有以准许邮寄为限的小件物品。将领的“战利品”标准则由斯大林钦定:每人一部奔驰轿车,中下级军官每人一部摩托车或自行车,可低价购买钢琴、收音机、猎枪、手表、若干地毯、裘皮、全套餐具、照相机等。


一九四八年,斯大林下令逮捕杰列金,从这个担任朱可夫元帅副手的将军家中搜出十六公斤银首饰、二百一十八块呢绒和丝料、二十一枝猎枪、大量名贵的法国和佛拉德斯画毯,等等。从内务部西德涅夫少将家搜出近百件黄金和铂金制品、从帝国银行里偷来的全金坤包、三十二件裘皮衣、一千五百米料子、四百零五双丝袜、七十八双皮鞋、二百九十六件衣服等。


苏军进入德国以后,像法西斯占领军一样大量强暴战败国妇女。波波夫教授指出,苏军占领柏林以后,单是柏林一地,近十万名德国妇女在被强暴后看医生,含垢忍辱、不敢声张者更不计其数。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回忆录里说:“苏军的作为,特别是对妇女的态度,令人发指。”


波波夫指出,红军对德国的掠夺是苏联官僚体制本质决定的。正像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不信上帝的话,就可以无法无天。”


苏联红军从德国运回数不清的战利品。据红军战利品总局统计,单是一九四五年一年,就从德国运回七万四千车皮建材、一百二十万件男女大衣及一百万顶帽子等,总共四十万车皮的物品。二百三十万吨粮食,五十万吨奶油、鱼、动物油脂、五十万吨食糖、一百万吨马铃薯和蔬菜、二千万升酒精;到一九四八年一月止,从德国运回五十五万四千匹马、五十四万一千头牛、二十四万头羊;二千八百座工厂的设备。二百万德军战俘在苏联无偿劳动。


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大量征用德国先进科学技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院士受苏联政府指派,于一九四五年到达德国,负责研究布劳恩火箭中心的人员和技术进展情况,拟订掳走德国科学家的名单,同时运走大量德国火箭、远程导弹发动机和实验设备。苏联原子能专家库尔恰托夫院士说,苏联政府曾派遣专门小组到德国寻找氧化铀,找到后运往苏联三百吨,大大加快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进程。


六十年过去,被封杀的二战真面目浮出水面。波波夫指出,一九四三年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红军第一天就损失一万军人和三百四十一辆坦克;而德军仅损失八百四十二人和三十辆坦克。当时,苏军处于半包围圈之内,形势严峻,重演苏德战争初期的形势。就在这时,希特勒忽然下令停止会战。原来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登陆西西里岛战役,意大利军队崩溃。为了稳住意大利战场,希特勒于七月十五日命令停战撤回原地。红军宣布会战大胜。著名的斯大林会战的情况也很相似。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德军逼近伏尔加河。为了援助红军,邱吉尔下令英军在北非登陆,十天后红军得以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


波波夫认为,战胜法西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功劳或某一个党的功劳,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他指出,俄国的三大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红军取得的胜利,与盟国的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各战区的协同作战是绝对分不开的。他谈到红军在二战中部署的更动与全球战场有关。例如,红军在二战初期保有大量部队驻扎在远东地区,以防日本从东线攻击红军后方。只有在美军积极展开太平洋战区和中国的抗日战区,使斯大林得以抽调主力部队前往西线作战。


波波夫要求俄国现领导人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不要否认二战期间西方盟国向红军提供的支援,尤其不要忘记向苏联运送战争物资而捐躯的盟国军人。


所谓苏联卫国战争“叛徒”问题也被波波夫提了出来。这个问题触动许多敏感的结论,作者用专章《叛徒的真实》的篇幅提出讨论,详细分析。斯大林当年下令,凡是被敌军俘虏的红军官兵一律定性为叛徒。这当中有因伤昏迷被俘的;有因弹药供应不上而无法全体一起按照斯大林指示饮弹自杀的,只有极少数是自愿投降。而投降者当中有因为了养家□口而去的;有被德军强行送往德国服劳役的(其中许多俄国妇女在解放时又被红军官兵施暴);有为了逃避饥荒的。这些人当中有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地主资本家;有受政治迫害或者冤狱的;有刑事犯。


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下热门话题。如二零零四年第十一期的《历史问题》杂志发表克林科的论文《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苏联领土上的附敌活动及俄国史学对其研究情况》、果孔的专著《处于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等等。重点问题之一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德拉的评介。斯大林把他视为死敌,最后派特工将他杀死。他一生追求的是乌克兰的独立。为此目标他同希特勒作战,他同红军作战。后共产主义的乌克兰为他平反树碑立传。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有代表同希特勒政权合作,组织了各种军队同红军作战。据丘耶夫的《遭诅的士兵》和德罗布斯科的《德军里的东方部队》透露,约有二十三万人的部队站在希特勒一边。波波夫认为苏联的离心力当时就已形成。斯大林宣布许多少数民族是“叛徒”,种下了民族矛盾的祸根。


斯大林的爱将弗拉索夫被德军俘虏后曾组织俄国解放军,同苏军作战。弗氏的活动并不单纯,支持他的是希特勒的反对派领军人物施特里克.菲尔德,目标是争取俄国独立,反对希特勒的褐色专制,也反对斯大林的红色专制。波波夫认为,应当给予弗拉索夫适当的正面评价,因为他头一个看清了俄国未来与斯大林的极权社会毫无共通之处,他最早反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体制。


波波夫的这本书,同时在国外出版。国外版本用名《斯大林的三场战争》,两个版本比较,在俄国出版的版本少了一些负面资料,同时也少了一项政治结论。波波夫说,在德军逼近莫斯科时,老百姓中有过一种朦胧的期待,期待从斯大林迫害下解放出来。贪腐与残酷的极权统治有本质上的因果关系,必定导致亡党亡国,这是他写本书的要旨。


另外,从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波波夫认为老一代反法西斯战士无疑是解放人民的功臣,但在另一领域,也是历史的“罪人”。因为他们可利用却不利用卫国战争胜利的时机。在当年那样的历史转折关口,反思苏联走过的道路多么恰逢期时,但他们不去开辟改革体制的道路,因而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六十多年,俄国学界与学人更加理性,以普世价值来认知和评说这场战争的内涵,更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审视这场卫国战争,这也是俄国当代史学界的新气象。而教授波波夫告别共产极权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以良知为俄国学界作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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