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战——胡在梅身旁解读光荣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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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壮的《神圣的战争》乐曲声中,8名礼兵护卫着俄罗斯国旗与卫国战争胜利旗进入预定位置。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阅兵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领导人受邀出席了当日的阅兵庆祝活动。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阅兵仪式上致辞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前线的战士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工厂顶替男人工作的妇女们,不会忘记那些拥有相对其年龄不可思议经历的孩子们。他们,全都是战争中的英雄。”


梅德韦杰夫表示,“65年前纳粹被粉碎,停止了毁灭诸多民族的机器”,“1945年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取得了精神上的巨大胜利,这是共同的胜利”,“今天,俄罗斯、独联体各国以及反法西斯联邦国家的军队将共同参加阅兵仪式。这集中表明我们将共同维护和平,不允许重新看待战争结果,不允许新的悲剧发生”。


梅德韦杰夫最后强调,“二战的教训促使我们团结一致。和平仍然是脆弱的。我们必须铭记,战争不是起于瞬间。如果我们在邪恶面前退步,对其视而不见,邪恶就会获得力量”,“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应对当今面临的威胁。只有立足于睦邻关系,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本次红场阅兵式由二战历史场景和现代部分组成。在身着二战军装的受阅部队经过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受阅部队,以及来自波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受阅军队相继登场,多国参阅部队与一万多名俄罗斯士兵共同接受了检阅。参加二战欧洲战场作战的英、美、法、俄四大国军队同时在红场接受检阅,这在红场阅兵史上前所未有。此外,俄罗斯为此次阅兵式出动了包括二战时期苏军坦克在内的大量军事设备。127架战机和直升机组成的庞大编队飞越红场上空,其中由米格-29歼击机和苏-25强击机组成的编队还在空中组成“6”和“5”的字样,以纪念二战胜利65周年。


俄罗斯将在18个城市举行阅兵式,在24个城市举行士兵游行活动,共约10万名军人参加。阅兵仪式结束后,各国领导人步行至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鲜花。


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二战反法西斯胜利65周年,10多个国家首脑出席阅兵式。65年前,一场惨烈的战争致使欧洲大陆上千万人死亡,最后战争双方各自领回了光荣与屈辱。在简单区分侵略与反侵略的道德高下的同时,对战争的反思却不能仅止于此。


苏联:惨痛的胜利


斯大林曾说:哪一方的内燃机多,哪一方就能赢得战争。然而战争爆发时,德国煤产量是苏联的三倍,钢产量是苏联的两倍,金属切削机床是苏联的两倍,发电量是苏联的一倍半。苏联唯一的优势是人口。在苏联红军士兵和将军缺乏专业的战术训练的情况下,庞大的兵力就成为了夺取胜利唯一的依靠。


1941-1945年,苏联为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亚洲盟国侵略,展开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卫国战争。


苏联军事家、政治家、元帅朱可夫,因在苏德战场上的卓越功勋,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因此成为仅有的四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勃列日涅夫)。


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二战反法西斯和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10多个国家首脑出席阅兵式。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外国军队士兵方阵首次受邀参加阅兵。

惨烈的伤亡:胜利者无法逃避的伤痕 据俄罗斯人索科洛夫所著的《胜利的代价》一书的统计,苏联在对德战争中武装力量的损失人数应在2640万左右(阵亡和死亡总人数为4344.8万),而德国仅为260.8万(阵亡和死亡总人数为595万),比例 应为6.7:1(10.1:1);此外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被俘人员应为630(总共在二战期间为630.6万),德国为95万左右(总共在二战期间为195 万),比例为6.6:1(3.2:1),索科洛夫的这种统计方法是基于战争期间双方部队在役人员和伤员每月的变化情况而确定的每月伤亡和被俘人数的对比关系,因此这种方法统计出的数据才更为接近现实。另外,苏联人的侦察兵在所发现的苏军和德军尸体数量上也接近于10:1。


卫国战争:人海堆出来的胜利


苏军的损失之所以大大超过德国,一方面是因为装备落后,另一方面在于苏联的战术主要为人海战术。斯大林发布的命令中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当时苏军中将 C.A. 加里宁战后被判处 25 年徒刑,因为他在日记中提到:最高统率“不关心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造成了很大伤亡。”索科洛夫在书中也提到在斯大林时期把人当做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没有其他战术。


战后,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大国中,美、英两国、甚至德国的死伤统计都精确到个位数。但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阵亡和失踪的将士的死伤统计只精确到百万位。 鼓励生育、释放囚犯和征召女兵提供人力保证 战争爆发时,德国煤产量是苏联的三倍,钢产量是苏联的两倍,金属切削机床是苏联的两倍,发电量是苏联的一倍半。女英雄卓娅在牺牲前就说过:你们今天可以把我绞死,但苏联人民是杀不完的,我们有两亿人。在卫国战争时期,为鼓励生育以保证战争时期的人口需要,政府曾出台法令,向国民征收“无子女税”,规定男人20-50岁,女人20-45岁的无子女家庭每月需向国家交纳工资额的6%做为税收。 另外,为了保证充足的兵源,斯大林决定释放250万狱中犯人,组成30个满员集团军;同时征招 80万女兵,可组成10个集团军。这就为苏军这种人海战术提供了人力保证。


朱可夫:人海战术下的“常胜将军”


苏联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人海战术去取得胜利外,很少有其他战术。如著名的朱可夫元帅,他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是在兵力较敌军有较大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们也证实了这点,如叶廖缅科元帅在点评“常胜将军”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时称:他必须要有比敌人多 5 到 6 倍的兵力,否则就不会战斗。战争结束后苏联极力掩盖朱可夫的缺点和败绩。比如在官方历史中几乎见不到“火星作战”的记载。因此很少有人知道,朱可夫军事生涯里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1942年春天,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发动代号“火星”的作战计划,进行战略反攻。参战部队两个方面军,总兵力190万,火炮24000门,坦克3300辆,战机1100架。“火星”作战体现了朱可夫的典型风格:利用人数优势进行正面强攻。但最终“火星”作战以惨败告终:苏军阵亡和被俘26万余人,伤残50万人,损失坦克1847辆(超过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参战坦克的总和),大炮 1100门。而德军的伤亡在4万人左右。德军第9集团军12月15日的战报,算是对朱可夫“火星”作战的盖棺定论:敌军统帅一旦遭遇不测和伤亡以后,立刻失去理智,疯狂而徒劳地冲击坚固的防线。俄国人本质上迷信蛮力,崇尚压路机式的战术,不会随机应变。


德国:漫长的战败


有人曾评论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一样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历史。反思纳粹,已经成为德国人认识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连纳粹军官的曾孙们、那些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都被纳入了浩浩荡 荡的“反思大军”中。然而,面对历史,勇敢并不能代表一切。面对二战、对纳粹、对大屠杀历史,德国人的反思远非一帆风顺:这 一过程耗时几十年,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拜访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游客,在细雨中拍照留念。该纪念馆于2005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全馆由2711根柱子组成。在这个纪念馆建成之前,柏林一直没有专门纪念大屠杀的建筑。


电影《浪潮》剧照。故事改编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讲述了一场名为“浪潮”的微型极权主义运动从游戏般的开场、到野火般迅速蔓延、再到不可名状的狂热,并落得惨淡收场的全过程。


当地时间2月13日,6千多名“新纳粹主义分子”在德国德勒斯登举行欧洲最大的新纳粹游行,碰上1万多名反对者拦阻封杀。双方爆发冲突,造成至少27人受伤,约30人被捕。

为纳粹赎罪:对国家的审判抑或个人的救赎?


1945年8月,即法西斯投降后的3个 月后,战胜国联盟——美、苏、英、法四 国政府对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为了彻底清除德国纳粹思想,战胜国政府不仅起诉了纳粹党政 治领袖集团等六个组织,还对德国开始了所谓的“政治大清洗”行动,而“政治道德再教育”正是其中一环。 在对纳粹的反省刚开始时,几乎所有德国人都认为“纽伦堡审判”是公正的。然而,当每个 德国人都必须填表回答“非纳粹化运动”提出的100多个问题 时,德国人开始意识到,“政治清洗”的对象,已从被推翻的政体领导人转向了个人,而“非 纳粹化”,是不是已经演变成德国人的“集体有罪”? 上世纪60年代末,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沉默与回避后,联 邦德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反纳粹反思中,几乎每个人都争相表明立场、和过去划清界限。然而,如今却也有人指出, “非纳粹化运动”最 后已演变成了一种带官僚意味的“跟风行径”——而这与德国人难以解决“赎罪的意义”、赎罪对一个国家和一个个人的意义 这一问题不无关系。 反思罪孽:德国人是“加害者”抑或“受害者”? “非纳粹化”是二战后全世界热爱和平人们的诉求,但对于战后的德国社会而言,除了摆脱 纳粹,他们还需要走出历史阴影。德国人一方面在被迫勇敢面对纳粹历史,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找回自我——纳粹和大屠杀,不能成为他们的唯一身份。 60年代初,摆脱过去曾被看作是道德丑闻,提倡忘却历史的人更被冠以“第二重罪”,但与此同时,摆脱过去又是所有被冠以“加害者”头衔 的人的共同心声。作为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首届政府,阿登纳政府曾将尽快结束“非纳粹化运动”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总理阿登纳甚至不息任用大批原纳粹高级官员,他的做法甚 至被东德称为“纳粹主义的复辟”。 至今,德国人依然无法简单评判阿登纳的好与坏,正如他们无法简单处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不少人尝试为此给出答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就曾经发表《德国罪过问题》,尝试为纳粹时代所犯下罪过与责任分类,帮助德国人走出阴霾,如提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是犯下“政治罪过”, 而为“新极权政治文化”的形成则负有“道德责任”等。如何不放弃对历史的反思而同时走出罪人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一代代德国人。1999年,当德国政府最终决定在柏林为6百万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修建纪念碑之时,德国人也难以忘记,此事的讨论进行了将近30年之久。


“末日审判”:德国人的赎罪何时结束


虽然纳粹德国的灭亡距今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德国人对那一段历史依然“心有余悸”;虽然世界已多次见证了德国人的赎罪,65年似乎并不足以让德国人停止“内心的救赎”。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德国人仿佛从未停止为纳粹赎罪。 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1969年起,德国开始每年为犹太人团体赔付巨额战争赔款;1997年起,德国16个联邦州达成一致,规定纳粹主义和二战(包括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为9-10岁学生的必学内容;2005年, 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时,德国大小电视媒体在将 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集中营幸存者的访谈和反映当时情况的影片;2009年11月,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对“世界最后一桩纳粹大案”开庭,89岁的纳粹嫌犯代姆扬尤克(John Demjanjuk)抱病接受了审判;2010年2月,德国德勒斯登市万名市民手拉手阻拦6千名“新纳粹主义分子”的游行……


40年前勃兰特下跪之时,曾有人宣称,“总理的下跪让德国人重新站起来了”,但现在看来,事情恐怕远没有那么简单。谁都无法简单下结论,对最后的纳粹战犯审判,是否就能结束德国人在纳粹历史上的阴影。随着一批批对纳粹历史有真实记忆的人逐渐离去,留给年轻一代德国人的问题,除了如何不停止反思而又恰如其分地遗忘以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在祖父辈的反思之上,重新找回自我。


苏联的取胜之道和德国的战后反省中间的矛盾和冲突,恰好反映了战争这台“绞肉机”的邪恶之处。无论胜利或者失败,受到惩罚的只有人民。事实上当战争双方真正进行反思,并且还对反思本身进行反思时,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解与和平。



本文内容于 5/11/2010 2:23:11 AM 被相思的哀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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