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评价共产党和国民党

核心提示:尽管黄仁宇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本文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 作者:韩毓海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因此,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学术巨擘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是真正懂历史的大学者。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


--黄仁宇


主动的开放与被动的开放


“桃花扇底说前朝”,我们今天重讲大明旧事,这究竟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自然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努力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与500年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民族这最近500年的历史中,当然是有许多好的东西的,但认识到什么是好的东西却并不容易,而只有认识到了才能去实行它、发展光大它,当年孙中山先生所谓的“知难行易”就是这个意思。


500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和仁人志士们要使中国摆脱国家能力衰微的情势,提出了很多重要见解,综合起来,其中就有复井田、兴民兵、办学校,与之相应的,就是要去兼并、限募兵、废科举。王安石、张居正下来,直到康有为、梁启超,都有这样类似的主张。这主张大致上就是说: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家和田,才会组织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军队的实力靠的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保家卫国,这才是强军之本。同样,只有将学问与现实中的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造成有真才实学的一代精英,以彻底替代地方上的“吏”和利益集团,这是造就人才的强国之本,而科举只能造成完全脱离现实的废物,它只能使得国家日益衰弱。


所以,王荆公如此赞美《礼记》中的学校制度说: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和乐、养老恤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


但是500年来,他们改革的理想在封建制度下却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那么,是谁实行了这个儒家富国强兵的理想呢?今天看来,当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实现了这样的理想,这就集中地表现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用五四时代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与“科学”)。中国革命能够实现儒家这种最高的理想,是因为它要从基层出发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制度,它要让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它相信真才实学在人民的实践中,它指出真才实学来自于中国最基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真正是“复三代之制”,我们理应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


其次,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增加我们今天的危机意识,激励我们继续奋斗的精神。中国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取得了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胜利,而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是使我们部分地结束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于世界市场的垄断,任何否定这种成就的观点,都是割断历史。但是,我们今天还面临着更严峻的任务,这个严峻的任务就是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这才是空前困难的、艰巨的任务,但是,不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能实现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因为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经济对外“开放”,一种是建立在“固本”基础上的开放,比如以金融立国的美国,再比如我们建国后理顺混乱的货币体系,建立基层组织,努力搞自己的财政体系、工业体系,--这种对外开放的前提是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有效社会组织,同时,为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心脏,建立起自己牢固的货币信用体系、财政税收体系,如此才能有健全的国内市场和产业结构、才有旺盛的生产能力,而这样的开放总能以我为主,取人之长,我们说这种开放是主动的,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但是,还有一种开放,则是被动的,是由于没有确立起自己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信用体系,甚至内部的货币-税收体制一派混乱,所以只能靠外面力量的刺激来维持内部的经济,这种对外改革开放当然也能带来表面的增长,但这种发展是依赖型的发展,我们说明代中后期的开放就是这后一种对外开放的典型。特别是,由于明代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体系,它的开放即使能够造成经济的一度繁荣,但终究仍然不过是昙花一现。--这就是所谓“桃花扇底说前朝”的另一个意思。


蒋介石最大的败笔:攘外必先安内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说,是由于它丧失了危机意识。皇帝倡导无为,凡事只找容易的对付,道学家们一味空谈扯皮,因为道学的核心也是讲“天道无为”,所以对于一切变革,他们都是要反对的,尤其对于建立农民的基层组织,自然是上下同声都是要拒斥的。而一旦离开了对“危机意识”的警醒,任何对于明亡的讨论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之前,而且是国民党首先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和归结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而展开的。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据说还曾由陶希圣捉笔修订)一书虽然穷尽全力,但是,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在抗战全面胜利还未到来之时,而表现出的胜利者姿态和自居正统意识,即表现为危机意识的荡然无存。特别是,蒋介石仅仅是简单地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寇”和“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他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与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上述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对于明亡经验教训的简单化和通俗总结,而他一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竟然也就是基于保守派学者们所总结出来的所谓“明亡之教训”。例如,1940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就说:“其时对流寇常以抚议而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这明显不过的微言大义,无异于公然主张投降日寇而*共产党。而与其观点相同者,更有傅斯年《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之论。


今天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华民族500年不断走向衰亡的诊断,虽出自仍被时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国学大师”之手笔,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这却是十足的道学见识,它不但没有涉及到500年来“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涉及到不事生产的商人势力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更没有涉及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问题,这种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经得住学术界的驳斥。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亚子先生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


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所最鲜明地表现出的,就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也是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所激赏的原因。尽管郭氏的文章也没有从世界经济史的背景,结合白银引进的问题,触及明国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郭沫若立论高远,毕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难以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循环,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双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和社会团结能力反而持续下降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去不断思考打破这种循环的办法。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不足之处


从世界史的视野,结合近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经验,探讨明亡教训的是黄仁宇先生。他提出了货币理论的视野,从财政国家建设的失败来探索明代国家能力持续衰弱的原因,并以此追究明亡的教训,这种看法,当然是突破了历史上既有的关于明亡的讨论。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黄先生的着作被大批介绍到国内,这其实不是偶然的,他的研究促使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打破西方资本集团垄断世界金融的艰难课题。


黄仁宇教授是当代明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他尤其擅长于明代税制的研究,其作品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学术性最强、用力最深的则是《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后者值得专业人士一读。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着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本文内容于 2010-5-10 15:57:21 被红色飞行员编辑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