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明朝总理:万历首辅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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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步首播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使这位临危制变的改革家的命运,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中国历史上,对改革家的评价大多毁誉参半,对张居正更是如此。他任首辅时厉行新政,短短十年,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兵强,被称为“起衰振隳(huī)的救时宰相”。然而他死后却家产尽抄、爵封皆夺,险些被自己呕心沥血培养的学生万历皇帝开棺鞭尸。死后不足四十年又平反昭雪,为其鸣冤喊屈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曾经被他打压的反对派。


张居正到底是力挽狂澜的救时宰相,还是攀援阉宦后宫、专权弄术的权臣?他的人生何以在四百多年后,仍然引起人们的争论?近日,本刊专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作家熊召政,请他讲述张居正的风雨人生。


审时度势,隐忍智谋


《万历首辅张居正》,改编自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原著为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投资方特意请熊召政担任编剧,也是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厚重的历史感。


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人都被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深深吸引。但也有的观众反映,剧中将张居正塑造得过于完美。对此,熊召政坦言,改编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其中既有投资方出于市场的考虑,也有主创人员的艺术偏好,更有电视审查中的清规戒律。


在熊召政的眼中,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取得的成就,史有定论且有目共睹。但取得这个成就,绝不可能仅凭道德的力量。史家多“清流倾向”,欣赏所谓的“道德超人”。事实上,推动历史前进的,绝非那些不肯“与狼共舞”的清流,而恰恰是像张居正这样审时度势、追求事功的政治家。


张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他的祖父张镇是皇室宗亲辽王家的侍卫。他的父亲张文明,虽颇有文采,却时运不济,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直到自己的儿子成了翰林,他还是个不第的秀才。


在那样的年代,要想改变家族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入仕。好在张居正从小就是个神童,13岁考中秀才,16岁中了举人。就在中举的大喜日子,对他因妒生恨的辽王之子朱宪,以祝贺为名请张镇喝酒,活活将老人灌死。功名未就,祖父新亡,才子的心高气傲和身份的低贱,给张居正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和冲击,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居正做官的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以优异的成绩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两年后,他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撰写了《论时政疏》,首次提出****的主张,却石沉大海。那时的朝廷,皇帝不理朝政,内阁强人迭起,党同伐异,年轻人空有凌云壮志,又能何为?


嘉靖三十三年(1554),眼看朝政越来越受到严嵩的败坏,张居正“以病谢归”,选择了适时而退。此后的3年里,他在家乡博览群书,考察农民的疾苦,也曾低沉、彷徨,也有愤世和经世的困惑,却在休整和反思后,重新燃起了报效朝廷的热情。


回到朝廷的张居正,仍没有得到重用。当时严嵩的擅权越来越肆无忌惮,徐阶依然默不作声,张居正则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语,虚与委蛇,默默地等待时机。


纵观大明王朝的历史,在嘉靖、隆庆年间,内阁大学士们时时处在明争暗斗的状态。短短几年,徐阶攻倒严嵩,高拱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政敌轰跑,取得最后胜利的,却是一向低调的张居正,他靠的正是隐忍和智谋。

为成伟业,攀援后宦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皇权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而改革、变法要取得成功,势必要取得皇权的支持(虽然有时候皇权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在某种意义上,变法就是围绕皇权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和权力再分配。


隆庆六年(1572),隆庆皇帝久病而亡,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主少国疑,形势不容乐观。身边最亲近的,一个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另一个是大太监冯保。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


明成祖朱棣时开始,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发展到锦衣卫、东厂、西厂,宦官开始介入权力集团的核心。冯保一直是万历的男保姆,万历小时候闹百日咳,整晚不睡觉,只有骑在冯保的背上,把冯保当马骑,才能安静下来。那时冯保就趴在砖地上绕圈,一夜夜地转,膝盖都磨出了血。因此万历对冯保从小就有依赖之情,甚至从来不喊名字,只喊他“大伴儿”。


高拱最后被赶出朝廷,与他自不量力地要废除冯保有直接关系。


万历登基后,冯保顺利地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他的结盟也成为张居正唯一的选择。冯保多才多艺,且贪财好货,为此张居正先后送给他七张价值连城的古琴。


比冯保更重要的,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她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的。而张居正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持,也确实费尽了心思。


万历即位之初,冯保为取得李氏的宠信,示意朝臣议定,尊隆庆帝的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按照祖制,只有正宫皇后才可以加尊号,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可张居正却认为,没必要拘泥于此,他力排众议,促成了此事。


还有一事可充分显示张居正的智谋。李太后崇佛,隔三岔五地就要烧香拜佛,花销不小。这位出身民间的太后,对钱财又很在意,总觉得钱还是放在自己口袋里舒服。张居正既不能拿国库的钱去讨好她,又不能违背她的意愿。于是,他就做主把皇室“保和殿”的收入拨到太后名下,让太后用来做庙、做桥、印行福经。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流通机构,收入自负盈亏,有了保和殿的钱,太后花起来方便不说,也不好意思再要钱。


最让李太后对张居正另眼相待的,是张居正对年幼的万历皇帝的教导,身为帝师,张居正真是呕心沥血。他特意主持编撰了《帝鉴图说》,把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倒行逆施之祸,编成一个个小故事,再配以形象的插图,以方便年幼的皇帝学习。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不仅精心教导,还对皇帝严格要求。万历皇帝读《论语》“色勃如是”时,将“勃”字误读为“背”,张居正马上予以纠正。这一举动,使“皇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万历七年(1579),皇帝因与宦官张鲸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李太后训斥,张居正让皇上写下《罪己诏》,昭示百官,让皇上丢尽了颜面。


无论是国事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李太后对张居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万历皇帝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万历皇帝20岁时曾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也增强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反感。


历史上对张居正与李太后的关系也多有猜测,地方戏剧中甚至有“黑心宰相坐龙床”的台词。但在编剧熊召政看来,两人的感情仅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依恋,谁都不会冒偌大的政治风险而越雷池一步。江山社稷显然远重于儿女情长。


不管怎样,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支持在此后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动摇过,再加上与大太监冯保的结盟,三个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渐渐形成了牢固的权力铁三角,使张居正的改革变法谋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也使张居正在日后备受鄙夷,被人斥责为攀援后宦,谋取权力。


在各方面准备就绪后,张居正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政治理想。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整顿干部队伍。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从内阁到各级衙门,层层考核,以决定干部的去留、升降和罢免。在张居正眼里,贪官不能用,渎职官员不能用,但庸官也不能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是坏官。因为朝廷的官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庸官就挤掉了一个干事儿的人。他就按这样的标准整顿,3个月裁了6000多人回老家。


张居正要用什么样的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德才兼备,固然最佳;若德、才居一,则选才不选德。这一原则,在海瑞的任用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在那时,海瑞就已经成了清官的形象代言人。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万言书,非常震怒。但他不敢处死海瑞,就把他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驾崩以后,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派他到苏州任南直隶巡抚,那里是国家粮赋重地,明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此。结果海瑞在那里当了三年的一把手,地方财政收入少了一半。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因为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每天骑驴子上班。惹得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也想办法调走。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


张居正对海瑞很了解,他对吏部尚书说:海先生是一个好人,为人清廉,而且有气节,但是我现在要选用能臣为朝廷做事儿,是要选好官而不是选好人。好人就是大节不亏,不贪不懒,做事有规矩。好官不一样,上要让皇帝放心,下要让老百姓得实惠,上下通气才叫好官。如果搞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两头都不踏实,这就不是好官。与其这样,倒不如让海瑞在家做好人。因此他始终没有任用海瑞。


为了开辟财源,张居正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清查田亩,重绘鱼鳞图册。万历八年(1580),土地丈量完毕,全国田地为701万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00多万顷。与此同时,大力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使明朝的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此后,张居正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户丁与田额多不相符的情况,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将差役、杂役统统按田亩折成银钱交付。这样不但便利了老百姓,也让流通市场得到迅猛发展。山西的钱庄出现了,当时,全世界流通的白银大约七千万两,近五分之二在中国流通。中国的金融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明朝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不少知识分子为时艰所忧,纷纷探求救国之道。各地由私人组织的书院蓬勃地发展起来。不过,和官学不同的是,阳明心学代替了程朱理学成为书院的主流思想。张居正“特恶之”,诏毁天下书院,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这也是历史上对他批评最多的地方。


不过,“万历新政”实行不过十年,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原来穷得连官员俸银都发不出的国库盈实了,皇帝扫扫箱角就可以每月办一次大型灯会;边防在张居正重用的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的整顿下得以巩固,不断有外族前来通好;百姓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一时四海升平,百业兴旺。


位高权重,风光无限


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好转,张居正位高权重,一时风光无限。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


最夸张的,是他乘坐的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这轿子一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叫“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1852)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其祈祷。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神坛,长跪不起。官僚们争相雇募文人词客,代写表章,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其排场之大,连后来万历皇帝病重时也无法企及。


知我罪我 在所不计


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因患直肠癌病逝。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他生前所有的封号都被取消,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终,因为改革势必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难免遭致他们的反对。张居正在政治上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铁腕宰相,却独独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正是这种担当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张居正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有人说张居正腐败,事实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钱财,只要不是朋友,张居正都退回了。他对下人管教也非常严格,有一次管家游七收了一个人的钱,张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断了。而他的政治导师徐阶给他送来的,他说“惶愧纳之,不甚感谢。”他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变了,无法取得徐阶的信任。他把属于礼节的东西和有目的的东西,前者称为“人情”,后者称为“贿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为他喊冤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他们为了曾经的政敌,奔走呼号,鸣冤昭雪,岂料改革的盛景已时不再来。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它嘲讽的不是张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断送改革的体制,世态炎凉的人心!


链接: 电视剧与史实的出入


1/高拱与张居正并非水火不容


在剧中,高拱行为的中心就是打击张居正的势力,他发誓一定要把张居正赶出内阁,而且急不可耐,越快越好,这与史实是不相符的。事实上高拱并未成心排挤张居正出内阁,张居正与他政见多同,两人合力配合在强军安边、俺答封贡、发展商业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2/隆庆帝从不崇道炼丹


明代皇帝确实喜炼丹药,尤以嘉靖皇帝为甚,他死前不久,方士王金等还进献丹药。有此前车之鉴,其子隆庆皇帝虽好游乐,爱女人,疏于朝政,却并不崇道,直至驾崩,也无召延道士炼丹治病之事。


3/“京察”怎能不惩庸官贪墨?


剧中演到“京察”一段时,既没有表现张居正集中处置高拱一派的官员,也不提清除、降调那些不称职的庸官贪墨,而用心表现高拱及其党羽的破坏活动,以及张居正对高拱及其亲信何等的宽宏大量,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如果“京察”真是这等察法,那张居正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不会成功的。如此为了凸显张居正的厚道,而拔高人物,却反倒将他描绘成庸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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