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贵阳9名"被去职"警官实名讨说法

在试图通过组织内部反映、上访而达到目的的愿望落空后,贵州省贵阳市的9名警官以实名的方式把问题捅到了新闻媒体,希望后者能够帮助揭开自身遭遇的真相。


“我们都是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警察,应该说都清楚这支纪律部队的规定与要求,同时也清楚找新闻媒体会扩大影响的后果,但是我们不可能对莫名其妙被免职的遭遇默不作声,一定要讨个说法。”其中一名警官说,“而且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6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到贵州省委组织部、贵阳市委组织部,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市公安局等多处组织、部门反映过,许多领导也出面接待了我们,但是情况没有多少转变。”


另一名警官说:“以前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党委、政府解决好群众上访的问题,尴尬的是现在自己也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上访人员,也逐步体会到了其中的苦辣酸甜,觉得许多上访人员真的不容易,这种组织工作程序设计的效果并不乐观。”


2009年8月,在没有任何明确预告的情况下,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分局的一批警官职位突然换了新人,被去职的原班人马中的9位觉得“莫名其妙”、 “无法接受”,于是决定以集体实名的方式向单位领导和上级组织讨说法:原禁毒大队长杨联(50岁)、原刑侦大队长胡建明(52岁)、原纪委副书记兼政工监督室教导员侯建勇(53岁)、原环北派出所所长李一丁(52岁)、原巡逻大队长晁中海(53岁)、原法制室主任张惠萍(51岁)、原警务保障室主任杨健(53岁)、原网监大队长潘爱云(51岁)和原戒毒所所长汪长筑(53岁)。其中,杨联曾获“中国优秀青年卫士”称号,胡建明曾获“全国优秀民警”称号,其他警官也分别都有获得荣誉的记录。


自己“对号入座”找原因


“没有任何组织、任何领导告知或提醒,我们的职务突然就没有了。”其中一名警官说,“2009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我还加了一天班,带着队里的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星期天休息了一天,星期一去局里上班突然看见新的干部任命名单,我的名字没有了,我原来的岗位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名字。”


他说:“以前组织需要我工作,我就努力工作,后来组织觉得不需要我工作了,或者说需要变动我的工作了,作为一名国家干部,一名穿制服的警察,我肯定都会服从命令,但是我无法接受这样突然的打击。”他表示,作为一名从警30多年的老警察,他觉得组织对自己非常不信任、不尊重、不负责任,并且极大地羞辱了自己。


签署了9名警官名字的书面材料中这样表述:“我们是贵州省贵阳市公安系统的部分中层干部,我们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实名向上级领导反映贵阳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邹碧声和云岩分局局长庹朝金在干部调整使用中,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严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及其他若干问题。”


9名警官反映,贵阳市公安系统在干部使用过程中公然违规违纪,无视文件规定,将未到年龄的一批中层领导强行“一刀切”。2009年4月1日,贵阳市公安局领导在云岩分局公推大会上公开宣布的文件规定:2009年底满50岁不再提拔;2009年底男满55岁、女满53岁不再任职。然而,一批未到规定年龄的基层中层干部却被“一刀切掉了”。


他们认为自已是在基层一线的主要骨干,有在刑侦战线屡建战功者、有冒着生命危险驰骋在禁毒战线的功臣、有法制、预审部门的行家里手、有基层最前沿的派出所长……多是长年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踏实奉献、苦苦打拼的基层主官,可以说为云岩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确保国庆60周年大庆,全国上下都在全力以赴维护稳定,特别是处在维稳第一线的公安机关,更是责任重大。但是,就在维稳任务如此繁重、维稳形势如此严峻的敏感时期,贵阳市公安局和云岩分局主官却不经过党委会议集体讨论就大面积地对一批中层干部突击免职。”


他们表示,庹朝金任云岩分局局长刚一年,对这批中层干部如此轻易就否定掉,这不得不让人发问:“一刀切”的依据是什么?干部的提拔和调整本是一件严肃而正常的事情,本应依规按章地进行,为什么要大面积地突击进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不准以书记会、领导圈阅等形式,代替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干部任免。”而庹朝金局长对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问题就敢于不经党委集体讨论研究,一个人就擅自决定如此重大事项,这根本就是无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组织程序。


他们认为庹朝金局长作为云岩分局主官,说话极度不负责任。其在干部调整之前多次在分局干部大会上讲“云岩分局想当所长的人已经排到大十字(贵阳城区地名)和火车站,想当科队长的人已经排到省政府”。当被免职的所队长前去询问自己被免职的原由时,他对多人说过:“你当时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庹朝金局长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我们怎么‘找’他?他到底想要什么?难道‘找’了局长就可以不被免职了吗?”其中一名警官说。


按规定,干部被免职时,应当在谈话时就告知免职理由,而当9名警官当面问及贵阳市公安局长邹碧声被免职的依据时,邹碧声却让他们自己“对号入座”、自己去问上级监督部门,并坚持说一切工作都是正规程序。


“这种场合、这些话、出自两级领导之口,究竟是何用意?这两人还像是公安局的领导吗?”警官们说。


9名警官的集体行动一度惊动了贵州省各级组织和各种领导,包括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也亲自接待过他们,并且要求贵阳市公安局长邹碧声必须亲自与他们见面、交谈。


“邹碧声局长后来与我们见了面,但是除了要求我们在‘身体原因’、‘年龄原因’、‘工作需要’和‘履职情况’四方面自己‘对号入座’,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具体的回答,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突然免职。”其中一名警官说,“让我们自己‘对号入座’显然是很荒唐的逻辑,我们不认为自己明显符合哪一条。无论我们有什么问题,组织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该说清楚,为什么上级领导就不能明白告诉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


9名警官认为:8月份庹朝金局长在公安厅当着省厅政治部主任曾经说:这次发生的事情他有错,这个责任由他来承担。但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部门来追究他的责任。


他们认为,这次干部被免,无法完全以工作理由来解释清楚,“仅从对被免职的干部没有考虑过什么善后安置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次变动并不是一次有准备的、完整的组织行为”。

9名警官说:“我们还有一种难言的苦衷,首先是莫名其妙被免职,其次是我们到处反映得不到合理回应,现在外界看我们的眼神都是怪怪的,令我们非常尴尬。”


不便明说的免职理由


对于9名警官所反映的情况,贵阳市委宣传部、贵阳市公安局都没有刻意回避媒体的关注,相关人员也作了一些积极解释。


“按照有关文件,的确有‘男满55岁、女满53岁不再任职’的内容,但是作为一级组织机构,尤其是特殊职能的公安机关,我们贵阳市公安局因地制宜实施了一些工作措施。这9名干部虽然没有达到前面的年龄界限,但是都已经在50岁以上,所以我们才决定作出这样的调整,目的是为了加强贵阳公安队伍的战斗力,更好地服务社会。”贵阳市公安局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员说,“但是他们长期习惯于‘只能上不能下’的思维,所以对自己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免职自然有情绪,完全不顾及自己身在特殊的纪律部队,不服从上级的安排和命令。”


他表示,近年来贵阳市公安局的干部调整已经进行过数轮,不仅仅限于云岩区公安分局,而是包括贵阳市公安局下辖所有区县分局基层科、所、队长和市局直属各种机构,同时也包括市局机关自身的一些部门,涉及人员已经上千,所以外界不应该误会为“云岩区公安分局出了问题,或庹朝金局长和邹碧声局长别有用心”。


“除了云岩区公安分局,可以说到目前其他地方被调整的干部都没有太多反弹,说明我们的干部改革工作程序是经得住调查的,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说,“之所以云岩区公安分局现在看起来出了麻烦,我们认为一是其涉及人数较多,二是他们能够‘抱团’反映问题,而且上级组织和领导也在一直认真对待他们的诉求。”


他说:“当然我们不否认云岩区公安分局的工作程序有一些‘急躁’、‘粗糙’,没有做好思想动员和解释工作,为此市局的邹碧声局长已经专门提醒过云岩区分局领导,并且要求市局协助分局努力解决好被免职干部们的后续工作。”


对于干部调整前不告知、不谈话的原因,他说:“一是有关干部管理条例规定‘副县级以上干部才需要提前谈话、告知’,云岩区公安分局被免职的干部基本都是副科级,仅有个别人为正科级;二是警察是配备武器的特殊队伍,需要考虑工作进行中的风险,避免出现极端事件,给组织和个人都造成损失。”


他表示,贵阳市公安局和云岩区公安分局都很重视9名警官反映的情况,也多次面对面积极做了许多解释、劝导工作,贵州省委、贵州省公安厅和贵阳市委等多级组织、多位领导也都过问了情况,并且多次要求贵阳市公安局口头、书面汇报工作进展。


“一开始上级组织、领导也不了解我们的干部调整情况,后来经过我们的多次汇报、解释,现在基本上理解我们的工作了,并没有认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只是要求我们要爱护同志,从优待警,做好善后工作。”他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做这些工作,但是目前由于9名警官的情绪化很严重,心理上对我们很排斥,所以彼此一直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但是我们还会继续这些工作,只要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他透露,贵阳市公安局和云岩区公安分局领导都在积极向市、区两级有关部门汇报、协调,希望争取到一些“非领导职务的正科级名额”来解决包括9名警官在内的行政待遇问题,但是这样的工作公安部门自己做不了主,需要等待其他机构的审核、答复。


“但是需要说明,即使这些名额争取到了,也不是人人有份,更不会出现‘会闹的孩子优先’,仍然需要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来执行,特别是程序方面,如果考核、测评通不过,他们仍然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行政待遇。”他说,“目前他们这样不顾影响地到处反映、上访,不尊重现任领导,甚至惊动了新闻媒体,影响肯定是很不好的,也许还会影响到未来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和打分,我们非常希望他们能够考虑到这些层面的问题,学会顾全大局。”


他还透露,组织上其实掌握着许多不便外说的情况,9名警官都是曾经有过工作成绩,有过贡献的人,组织上也不想用一些的确存在的问题来为难、否定他们,所以形成了目前情况不明朗的局面,“对于干部的任免,组织上做事情都是有严格程序的,不可能乱来,只是有些东西属于秘密范畴,或者目前不便于公开,也可以说是组织对于干部的一种爱护和保护方式”。


对于贵阳市公安局相关人员的解释,9名警官表示不能接受:“我们之所以勇敢站出来,并不是因为职务问题或者是‘闹待遇’,受党教育多年,为国家、为社会工作多年,我们具备相当的思想觉悟。干部调整应当严格按照党的干部任用规定执行,干部能上能下,但必须是上得正当,下得明白。至于‘正科级待遇’,我们干了30多年,组织上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考虑,我们肯定不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牟取。”


“他们把云岩分局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一是因为我们人多,二是我们‘抱团’,避而不谈分局领导和市局的错误之处,请问,这是引起事端的根子所在吗?这也正是贵阳公安部门长期存在‘人治’、‘家长制’的明显特征。反映问题只是要讨个说法,需要组织和领导们明确告知我们被免职的原由,让我们今后活得明明白白,也让别人明明白白地看待我们。”


另外,对于贵阳市公安局相关人员提及“副县级以上干部才需要提前谈话、告知”的情况,一名副处级干部进行了反驳:“这样的话是不属实的,我本人就是公安系统的副处级干部,也是突然被宣布免职的,之前从来就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提醒过什么问题。”


不能以“莫须有”对待干部


在贵阳市公安系统,目前没有什么问题比干部任免更敏感了,干部调整原本应该仅限于各部门的需要,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抱怨已经司空见惯。


9名警官表示:“此次调整干部出现了许多怪异的情况,并且可以感觉到当中存在重大的问题,表面正常的改革背后隐藏着一股暗流,那就是吏治的腐败。我们站出来讨说法,意义不仅仅在于要弄清楚我们的不公平遭遇,也是对贵阳公安系统所谓干部改革模式的讨伐。”


他们称,在云岩区公安分局本次调整中新任用的人当中,有7人在2008年受到过行政处分(后一人已调离公安系统),有3人因对娱乐场所管理不作为被行政记大过(其中一人被停职近一年),后却被任命为3个部门的主官;按照党的干部管理规定,在一个地方或部门工作时间较长,应当交流,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但一名副政委在云岩分局任领导职务早已超过10年,却一直没有交流,明显违反了组织原则。


另外他们还反映了一些警察涉及刑事犯罪案件,已经受到了法律的追究。


贵阳市公安局政治部宣教处原副处长(副科级)冷晓雯,提拔前在原单位就曾经私分公款7万元,事发后,该事一直拖着没有处理。随后冷晓雯被调整提拔到贵阳市交警支队宣传科任科长(正科级)。冷晓雯提任后,又与贵阳车管所多名警察合作,私自贩卖驾驶执照上万个。2008年末,“冷晓雯案”被实名举报,立即引起了公安部主要领导的关注并批示,贵阳市检察机关先后侦查、批捕了10多人。案发后,贵阳市公安局一方面出面为冷晓雯办理取保候审,另一方面在此轮调整干部工作中将曾经负责查办该案件的贵阳市公安局纪委原副书记秦元维免职。


2008年,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分局环北派出所副所长邱源松和市公安局治安三大队民警徐立,伙同他人在贵阳市中心一家酒店内开设桑拿,长期进行卖淫活动和色情敲诈,后被市公安局查处。2009年6月邱源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徐立被判处3年缓期3年执行。贵阳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透露,邱源松和徐立均与市公安局某领导关系密切,同时还有亲戚关系,但是后者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处理。


9名警官认为,以上许多事件和问题都发生在现局长在任期间,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对其产生什么影响。贵阳市公安局的一名相关人员则表示:“任何组织和机构都无法保证没有人出问题,但是即使个别人出了问题,自有相应的党纪、国法进行调查、惩处,不能因为有一些问题出现就把责任完全推到现任领导身上。”


“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以用人为中心选人,把干部用对、用好、用强。要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树立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干部政策,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从制度上保证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干部任职年龄结构,调动各个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 200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面对各地县委组织部长所说的一番话,引起了社会热议和群众的广泛共鸣,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9名警官表示自己的情况与李源潮部长的讲话有许多相近之处,所以对其有着特别深的感受。


“我觉得实名反映情况的贵阳警官们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任何领导对于下属类似的非组织行为都会采取打压的方式,甚至不会考虑举报者的对错。上级总是希望矛盾不要上升和上交,更希望下级能够把矛盾自行消化。”长期从事公共行政及制度研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说,“这样的情况并非贵阳市公安局独有,应该说目前在全国都很普遍。”他表示,正常情况下一名在任干部被免职有四种情况:升迁、调配、退休或犯错误。“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9名贵阳警察似乎还不确定属于哪一种情况,所以他们的遭遇显然是很蹊跷的。”


“他们的身份既是党管的国家干部,也是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法》第十三条‘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之第二款‘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内容,显然贵阳市公安局对于他们的免职处理是不恰当的。”赵建伟说,“可以说贵阳市公安局对于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认真执行,相反以‘应该服从上级决定’来要求9名警官,显然不具备说服力。如果贵阳市公安机关自身都没有法制观念,不依法行事,那么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赵建伟说:“警察是国家重要的专政机关,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贵州省各级组织不能任由贵阳市公安局以‘当代莫须有’的方式对待干部的免职,而应该主动介入调查,依照法律规定程序给予当事人及公众一个明白的说法。”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党员干部的腐败。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突破口,那么这个事件很可能不了了之。” 赵建伟建议争执双方必须主动协商解决矛盾,尤其是作为“主导方”的上级领导,更应该主动想办法沟通,妥善处理9名警官今后的工作问题,否则矛盾的对立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以可怕的方式告终。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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