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和解协议遭7名劳工及遗属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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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10_5_10_16496_11116496.jpg[/img] 4月26日,签署了信浓川和解协议后,中国二战被掳劳工家属手持标语在日本国会前游行,敦促日本政府全面解决二战劳工问题。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 邓建国供图 [B]信浓川和解:搬走仇恨的岩石[/B] 5月6日,石家庄燕春饭店。“信浓川和解报告会”横幅下,66人再度聚首。他们替父亲或爷爷而来。二战期间,中国被掳往日本西松公司信浓川事业所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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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和解协议遭7名劳工及遗属拒绝

4月26日,签署了信浓川和解协议后,中国二战被掳劳工家属手持标语在日本国会前游行,敦促日本政府全面解决二战劳工问题。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 邓建国供图


信浓川和解:搬走仇恨的岩石


5月6日,石家庄燕春饭店。“信浓川和解报告会”横幅下,66人再度聚首。他们替父亲或爷爷而来。二战期间,中国被掳往日本西松公司信浓川事业所的183名中国劳工中,目前能够找到且健在的,仅为3人。


5月8日,信浓川和平基金设立。启动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二战劳工民间索赔,在第16个年头,终于迎来了第三个和解协议。与此前达成的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相比,信浓川和解获得了“最接近劳工意愿”、“参与和解人数最多”,“客观上有一定进步”的评价。


中国法律援助团团长邓建国说,经过许多人持续多年的努力,这一刻,中国被掳劳工心头岩石一般的仇恨,正一点点地搬走。


迟到66年的谢罪


劳工登记表上,石桂旺的爷爷史明金,编号18;张造领的父亲张小更,编号172;安增禄的父亲安四尼,编号113。


前者是一位八路军战士,后两者是抗战组织的地下交通员。1942年,战斗中受伤的史明金被日本宪兵队抓获;1944年3月和6月,在河北省无极县和灵寿县,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张小更、安四尼先后被抓。在当地的木笼子里示众了50多天后,他们被投入了南大营。


南大营位于石家庄郊区,是日本军队关押重要战俘的集中营。当时民间对南大营有“人进去鬼出来”的传说。史明金等人活着走出了南大营,但被押往塘沽,而后乘船抵达日本下关。


1944年,为了弥补因战争造成的国内劳力不足,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强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占领区各国被俘军人、普通民众,运往日本的35个企业的135个工地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安四尼等3人被转运到了日本新潟的西松建设公司信浓川水电站。“(他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每顿饭一个菜团子。动作慢的,不顺眼的,都要被打。没有一天不挨打,也没有一个人不挨打。有一天,一连打断了10多根木棍。”石桂旺说。


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记载,1944至1945年间,和上述三位老人一样被强掳到日本本土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有38935人。其中,西松建设公司信浓川水电站内183人。因为残酷的奴役,其中的6830人死亡。二战胜利后,幸存下来的人们未获分文工资,被送回中国。


2010年4月26日,日本东京简易法庭。在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联谊会、二战劳工中国法律援助团、日本友好人权律师的三方共同促成下,信浓川和解协议签署。


5月6日,时隔66年之后,试图为当年强掳劳工事件画上句号的信浓川和解报告会在石家庄燕春宾馆举行,到会的66名信浓川劳工家属写下了“同意和解”的签字。


签字的人大多数已头发斑白。和石桂旺、张造领、安增禄等人一样,他们也是当年被掳劳工的儿子或孙子


“66年了,大部分兄弟都走了。就剩我们这几个老头了。”下电梯时,到会的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有些伤感。他是会场中屈指可数的几位被掳劳工之一,已90多岁


受到质疑的和解


并不是所有的劳工都认可信浓川和解协议。律师康健代理的7名信浓川劳工及其遗属,拒绝参加此次和解。


4月27日,康健律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西松公司此举有绕开诉讼案件的原告,并强行绑架这些原告进入和解程序之嫌;同时,赔偿金额太低,和解协议中使用的偿金等词语,有救济等屈辱含义。此前,康健律师曾代理5名信浓川劳工及其遗属在日本提起诉讼。


类似的分歧已有多次。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劳工开始对日索赔算起,迄今为止已达成的三个和解协议,均饱受争议。


2000年,花冈和解达成。迄今为止,有许多人拒绝接受该协议。2009年12月,经过长达9年的僵持,安野和解达成。和解之后的报告会上,白发苍苍的李良杰与签订协议的邵义诚老人反目。李良杰历数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不满时,邵义诚站了起来:“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啊!”李良杰大怒:“你们是叛徒!” 此后,这两位饱受岁月磨难、同为劳工的耄耋老人再无联系。


索赔,在这些饱受磨难的人眼中,是民族大义,不是乞讨。索赔团体内部的指责,则更加敏感。


5月6日的会场上,康健的反对声音被屡次提起。中国法律援助团团长邓建国,日本律师高桥融、犀川治,签字的张造领等人一再解释和解的具体含义。


邓建国说:“信浓川和解搭建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同意该方案,可以加入。实在不想参加,本和解并不对其生效。此外,偿金在日语词典中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赔偿的意思。综合上下文来看,这笔钱明显是赔偿金的性质。与之前单纯给钱、拒绝认罪的花冈和解、安野和解,有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邓建国认为,信浓川和解亦有遗憾之处,条文中没有删除劳工不愿承认的“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条文”,感情上很难接受;日本援助律师高桥融则认为,目前的和解方式与和解金额离最初构想的“给受害者平均每人2万美金以上赔偿”,也有一段距离。


“问题在于,和解,本身就是双方的互相让步。在最接近劳工‘认罪、谢罪、赔偿’愿望的前提下,在老人们一天天减少,在日本政府不做正面回应,在10多年努力一次次回到原点时,在失败的诉讼中积攒了新的仇恨的情况下,这个僵局怎么打破?”邓建国说。


两种语境的谈判


详究条文,信浓川和解与花冈和解相比,确有重大进展;与安野和解相比,则有一定突破。


花冈和解中,鹿岛建设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5亿日元,建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邓建国说,信浓川和解,承认加害事实及责任,并在此前提下明确谢罪。与安野和解相比,将此前的“补偿”等词语,换成了日文中“谢罪意义相对更重”、更为中国劳工所接受的“偿金”等词语,基金也首次交给了中国基金来管理,赔偿金额在实际上提高了一倍;此外,还通过确认书形式,搁置了双方的争议,并限定了和解的适用范围。


简单但意义重大的文字变化背后,是10余年一点一点的努力


1993年起,中国劳工就开始与正在建设香港机场的西松建设公司交涉。2007年4月27日,在二审胜诉的情况下,日本最高法院翻盘,判决中国劳工败诉。此后,僵局始终难以打破。2009年3月,日本媒体曝光,为收集工程竞标情报,西松建设公司一直行贿日本产业大臣和多名政客。西松公司原6名核心领导中的5人随即下台。为挽回企业声誉,西松方建设的新领导班子找到为中国劳工出庭作证的日本大学教授,释放出了愿意和解的意愿。


二战中,日本本土共有35个企业的135个事业所使用了中国劳工。至截稿为止,西松建设是唯一一家明确表示愿意解决劳工问题的日本企业。


2007年,就在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劳工诉讼的同时,德国“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完成了向纳粹强征劳工提供赔偿金的历史使命,正式关闭。该基金设立于2000年,由德国政府和约6000家企业各出资25.8亿欧元,共向98个国家和地区的166.5万纳粹强征劳工支付了总额44亿欧元的赔偿。分摊到每名劳工身上,钱并不多。但正如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所言,赔款只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受害者的苦难得到了“公开承认”。


接到日本传来的信息时,张造领的父亲尚在世。在张造领等人的联络下,邓建国、高桥融等中日律师很快找到了其余60多名二战劳工的家属,逐一征求和解意见。吸收了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教训,这些律师决定收集大多数受害者的意见,并将其交到西松公司。


10多次会议,一遍遍地琢磨条文的含义之后,张造领等二战劳工认定:承认历史事实,深刻谢罪,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赔偿,是谈判的底限。在日本,高桥融等律师和西松公司法务人员就此展开了多次谈判,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是否写入协议,“遇难者”能否改成“受害者”,解决金是赔偿性质还是救济性质,成了双方拉锯的焦点。


最后一刻,东京简易法庭签字前夜,张造领、安增禄、石桂旺等人特意找到一些留学生,一个词一个词地询问这些陌生的日文的含义,“要是有问题,那可不能签”。


一点点搬走的仇恨


僵硬、傲慢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背后,是一些友好的日本反战人士和人权律师。他们和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的律师们站在一起,一点点地搬走了劳工及其家属心间的仇恨。


4月26日,张造领、安增禄、石桂旺等人前往东京简易法庭签字。路上,日本一些民间友好人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旗帜,跟在劳工家属身后,以壮声势。其中一个负责人告诉石桂旺,他们每个月去一次议会,迄今为止已经去了38次。还有一些友好人士,则特意买了西松公司的股票,以股东的身份督促公司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


签字之后,张造领、安增禄、石桂旺等人拜访了日本社民党、民主党、公明党等党派的负责人,并与多名议员进行了座谈。石桂旺说:“席间,他们都以鞠躬的方式,以个人名义向我们表示歉意,并承诺推动问题解决。其中一名叫近藤昭一的议员,目送我们离开时,发现我们回头招手,再次鞠了一个很深的躬。这是小事,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善意和推动问题解决的诚意。”


事实上,除中国法律援助团的成员不收分文外,日本法律援助团的律师们也是义务劳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多次自费来到中国,帮助劳工进行诉讼,时间长达10多年。


本次和解的高桥融律师已经70多岁。他说,他是为了他的国家做事,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个包袱不放下,难以反省战争的罪恶,难以避免新的战争,也难以建立真正的日中友好。


这几乎是过去10多年间日本援助团律师的标准答案。故宫研究院研究员朱春立为劳工诉讼担任了多年的翻译工作。她理解这些日本人做事的原因,“他们是一群有远大目标的人。通过不断地诉讼,唤起民众的舆论,从而影响日本的议会政治,为日本的未来带去更多的和平。”


正是这些人士的努力,事实的真相一步步被中日两国民众所获悉


用以确认劳工身份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曾失踪多年。战后不久,日本外交部就《以预想中方调查团近期来日,准备向中方调查团进行说明为目的》,指示全国各地的工地提交报告,详细记载每一位强掳劳工的姓名、年龄、住址、乘船港及乘船日期等各类信息。以此为根据,日本外交部做成了《华人劳工从事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但并未在联合国调查时将其公开。1993年5月,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公开了这些报告书。


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因其以各种理由驳回索赔请求,很难被中国劳工所接受。但私下里,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说,“日本的法官在前期做出了几个难得的胜诉判决,后期虽然关住了诉讼的大门,但同时确认了劳工受到的伤害,并指出:日本企业在战后因劳工问题接受了政府的额外补助,现在有义务解决此事。”


遗憾的是,和解的大门始终难以推开


难以预测的未来


5月6日,被掳劳工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也来到了会场。


“野人”刘连仁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逃到日本深山的刘连仁,一直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直到1958年被人意外发现时才回归人类社会。为父亲讨公道的漫长诉讼过程中,刘焕新曾3次会见过支持劳工的时为在野党议员的鸠山由纪夫。2009年9月,鸠山组阁后,他曾通过媒体向对方询问当年承诺能否算数,迄今尚无回应。


与劳工们的满心期待不同,邓建国有时很悲观。他说,在日本确实见到了一些议员,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这是少数。没见的,几乎都是反对的。


邓建国说:“目前来看,信浓川和解也有遗憾,也有不完善,但对方毕竟是第一个站出来的日本血债企业。只要认罪、谢罪,反省战争的罪恶,并予以适当赔偿,中国劳工可以选择宽恕。”


康健律师及其身后的7名信浓川劳工也愿意选择和解,但是要在“深刻反省战争的罪恶,诚恳谢罪”的前提下。作为支持,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向他们捐赠了35万元人民币。人均5万元左右,与赔偿金额相仿。


李良杰认识一个日本人。此人在二战后回到日本,四处奔走,宣传战争的罪恶。他告诉李良杰,如果再发生战争,他将第一个躺在战车前,让他们轧过去。2006年,日本国内的原子弹轰炸受害者起诉了日本政府,认为是日本政府的战争政策,导致了这一灾难。


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大山。无数像蚂蚁一样“苦劳”的人,正在一步步地搬走仇恨的岩石。


5月8日,张造领在北京参加了信浓川和平基金的启动仪式。西松公司到账的1.2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00多万元),平均每人约5万元(还需扣除调查费用、祭奠、追悼及管理运营费用),将在近期内发放。


去年12月,张造领的父亲张小更突然检出了贲门癌。担心子女钱不够,老人始终拒绝看病。在子女的反复劝说下,老人才住进了医院,但不久后去世。


编号172的张小更过世后,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的、目前能够找到的信浓川被掳劳工,仅三位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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