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母亲节话说辛勤奋斗几十年的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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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话说辛勤奋斗几十年的老母亲

作者:松山生人

今天是母亲节,在此,祝愿我的老母亲和世上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我想对老母亲说的话有许多,这不是一句二句就能说完的,为了表达对老母亲的尊敬,为了表达对老母亲的称赞,我就想到了写一篇文章,在铁血网上发个贴子,献给我的老母亲,同时也与网友们分享。

我的老母亲,姓姚,名凤娣,现年七十九岁(客家人讲虚岁),现在我家平远县平城中路六巷九号居住,年老在家休养,目前身体无大病,但小病经常发生。我认:老人家身体无大病,做子女的就谢天谢地了!因为现在许多的老人家,一病就躺在床上,起不来,要子女和家人服侍,这样做子女的又要工作,又要服侍老人家,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我母亲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生于大柘镇岭下村正南屋,因幼年丧父,生母改嫁坝头东片刘屋一人家。母亲从小在叔父家收养,八岁后卖到大柘梅东郭英屋下一林姓家为童养媳,十八岁时与林姓养家的男人成婚,婚后在林家生有一女,小女取名腾凤。不久解除婚姻,但还在林家过日子。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一年,我母亲二十岁时,带着小女腾凤与我父亲结婚成家。

我的父亲凌育烈,乡亲们习惯地称呼他“阿烈哥”,结婚当时年龄三十六岁,正直壮年时期,身体很健康。他是一个地道的老实人,为人忠厚老实,待人热情,做工做事认真、负责、扎实、肯干,每件事情他都做得很好,但动作慢些。

我母亲结婚当年二十岁,乡亲们习惯称呼她“凤娣嫂”,当时正是青年时期,身体比较健壮。我母亲没有读过书,解放后,跟着村民们上过一段时间夜校,认得几个字,学会了间单的算数,看称、称东西,学会了做点小买卖。她待人热情,比较会说好话,非常勤劳,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有一种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精神,做事情动作很快,生产劳动做工只要求动作快,要求数量多,但做事比较乱,不在乎好不好。

我父母结婚成家后不久,迎来了全国的土地改革。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我们平远县实行土地改革,根据土地、财产拥有和经济来源状况,把农村的户主划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含雇农)”五大成份。“地主”和“富农”定性为剥削阶级,是打倒批斗的对象;“贫农(含雇农)”、“下中农”是被剥削阶级,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是掌握农村政权的阶层;“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因为解放前我家田地少,父亲经常靠“挑担子”、“做长工”、“打短工”过日子。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我的阿公阿婆年老体弱,我的父母亲解放初期才结婚成家,因此家庭成份评定为“贫民”,政府分给了土地和房产。当时我家五人共分得土地共计:可耕地叁拾柒坵,柒亩玖分壹厘叁毫,非耕地叁坵,贰亩陆分伍厘零毫;房产共计房屋伍间,地基壹间。

自从解放后,贫苦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土地改革后我家分到了土地房产,有了房屋居住,有了田地耕种,父母亲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劳动耕作,取得丰硕的劳动果实,家庭生活逐步好转。到了一九五三年冬,父母婚后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了,是个小女孩,取名阿桂。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父母婚后的第二个小孩出生了,是个小男孩,取名阿生。隋着小女孩、小男孩的出世,给这个生活逐步好转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欢笑,注入更多的活力。我父母经常对村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家。只有解放后的新社会,才有我们家今天的平安生活。”

由于解放初期,全中国的人口比较少,国家鼓励生育,多生育的母亲,政府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才提昌计划生育;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双职工只能生育一个子女。

我父母婚后生育了八个子女,除了我和姐姐外,父母还生育了六个弟妹。大妹阿香,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生,现年四十九岁;生有一子一女,都在读大二。二妹阿冬,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生,现年四十七岁;生有一子,军校本科毕业后,分配在空军某部工作,现是中尉军官。三妹阿兰,一九六七年十月出生,现年四十四岁;生有一子,现大学毕业后正在找工作。四妹阿满,一九六九年九月出生,现年四十二岁;生有一子一女,大女在读高一,儿子在读初一。弟弟阿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出生,现年三十九岁;也有一子一女,大女在读初一,小儿年幼在家。小妹阿菊,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生,现年三十七岁;生有一子,在读小学六年级。

我父母结婚后生育了八个子女,加上我母亲带来的腾凤姐,我们家共有九个兄弟姐妹。因腾凤姐“文化大革命”期间嫁到陆丰县,听说生育了二个小孩,然后病死了。现在我们还有八个兄弟姐妹,大的姐姐现年五十八岁,已经做了四重阿婆。我也五十四岁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去年考入了银行工作。妹妹们都已经组建了家庭,有子有女,有的在县城买了房子,有的在农村建有房子,有的在县城租房居住,现在的八个兄弟姐妹,生活都还算过得去,也经常有联系,有来往。

由于当时无计划生育,生育的子女多,生活确实是比较艰苦的。又加上当时的年代,在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时期,父母每天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当时生产队劳动是记工分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劳动日记八分至十分,比较辛苦的劳动日记十二分。放牛、养猪也是计算工分的,总之做什么事、做什么工都是记工分的。生产队每年生产的粮食、农作物,都是按全队总工分进行核算分配。十分为一个劳动日值,上半年进行预算分配,全年进行年终结算分配。在当时的年代,要想分多一点粮食,就必须多做工,多争一些工分。因此,父母亲每天上、下午参加生产队劳动外,每天早晨母亲都要很早起来,牵着一头牛,挑着一担粪箕,到房屋对面的山丘陵地、草山坡上去一边放牧,一边刈草皮,将刈的草皮称给生产队,得一些工分,记得当时生产队规定,每百市斤草皮,可计算三分。每天中午要到山上砍柴,或者说刈鲁箕,砍树技,挑回家,晒干后用来烧火做饭等。每天傍晚回家后,又要到家里的菜园去浇水淋菜。农闲时节都很忙,农忙季节就更不用说了。父亲早晨、中午和傍晚在家做饭菜,管理年幼的子女,养猪喂猪,中午或晚上切猪菜,煮猪食的东西,或者做别的事情,总之也是没得闲,没有时间休息。在那个年代父母亲的劳动强度大,远远超过一般的村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要养活那么多的子女,父母亲只有哎紧牙关,艰苦奋斗过日子,他们艰信,等到子女养育大后,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就可以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

我的老家在平远县大柘镇田兴村松山下。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刚上小学时,当时松山下生产队粮食水平比较高,村民们年年都有余粮,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民们逐步富裕起来。但是进入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期,在越大越公的政策引导下,小生产队合并为大生产队。我们那里,将原先的松山下、沙背、塘埯三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大的东风生产队。因为分散、人口多,人家多,田地也分散,不便管理,不便耕作。加上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粮食产量低,因此,每年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少,全年人均粮食只有三百至四百市斤,每人每月平均只有二十多市斤稻谷,有的年分只有十多市斤稻谷。到了一九七三年,在村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好分队,由大的东风生产队又分成原来的三个生产队。分队后,松山下生产队的村民们积极性有所增强,管理有所加强,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是因为多年来的严重缺粮,生产队干部还没有改选,领导能力差,带头作用差,一时也难以改变,每月人均口粮还是二十多市斤。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这时家里多了个主要劳动力,我父母亲肩膀上的担子减轻了一些。我在生产队时,什么样的农活都做过,我学会了播谷种、插秧苗、收割稻谷,打谷子,晒谷子,挑谷子,学过犁田、耙田等;学会了种黄豆、种花生、种甘蔗、种番薯、种烟叶、种各项蔬菜;学会了挑沙子,装车等。挑沙子、并装上八吨车,在当时年代,靠五、六个人用铁锹,一锹一锹把沙子装上装满八吨车,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事。到了一九七四年冬,生产队改选队干部,村民们都选我当队长,但我考虑到自己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不懂农业生产,怕难胜任,就要求大队按排一位有经验、有年纪的人当队长,我改任生产队会计。在担任生产队干部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积极配合队长,里里外外,勤勤恳恳,边学边干,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多增产稻谷,分配给社员群众。一九七五年生产队的粮食大幅增产,社员的口粮分配从一九七四年以前每月人平口粮二十多市斤稻谷,提高到一九七五年每月人平口粮三十六市斤稻谷,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水平。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利用生产队的旱地,我组织几名男女青年,组成多种经营种植小组,种四季豆、种冬瓜等经济作物,产出的一部分挑到市场去卖,所得现金购买化肥农田使用;产出的另一部分供应给社员,帮助社员改善伙食。一九七五年度,我被共青团平远县委授予“全县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在这一年,我看到母亲经常多了一点笑容。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被大队选送到平远县“五.七大学”学习,当时母亲非常高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当时每个大队只选送一人上大学,她的儿子能被大队选上,并派去“五.七大学”学习,成为一名当时的大学生,是众人称赞的事,她怎么会不高兴呢!在当时的年代,能选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人,是青年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个大队每年只能选送一至二人上大学。

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我报名参军,母亲起初不同意,担心当兵吃苦又危险,后来经我讲明部队是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比“五.七大学”更好锻炼人时,最后,她同意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我应征入伍,到五三八0六部队服兵役。我入伍后在侦察班当过计算员,在有线班当过电话员,一九七八年一月任有线排七班副班长,一九七八年三月代理班长,一九七八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先锋战士。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带领一个阵地有线班,同战友们一起,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园满完成了战斗任务,荣立三等战功一次。一九七九年四月中旬,我和连队的陆连长、李排长、小建等战友一起参加了五三八二五部队的庆功大会。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提升为一营指挥连有线排排长。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九日,我们部队从广西南宁地区乘列车返回广东翁源县翁城的军营。

一九八0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探亲时,经常听村民说,当时我母亲一听说打仗,一看到电影放打仗的镜头,我母亲都非常怕,总是担心自己的儿子,在前线不知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当时部队规定,战前一段时间不能写信回家,战后又不断转移,只有稳定后才能写信回家,当时通讯不发达,一封信来回至少半个月。当家里收到我打仗凯旋归来的信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父母亲,心中“那块沉重的石头”总算放下来了。当我母亲到县民政局领立功喜报书时,她那高兴劲就无法用语言表达了。

一九八一年秋,我休第二次探亲假时,母亲忙着托人开始帮我找对象。起初熟悉的亲朋好友都非常关心,提这个,说那个,但都没有说成,不是女方的条件高,就是我认为不合识。一九八二年七月份,经战友阿建的爱人阿娜和他家人的介绍,通过几封书信往来,认识了当时在差干供销社工作的一位青年女子,这个青年女子,名叫阿萍。一九八三年四月中旬,组织上批准了我和阿萍结婚,并批准了我休结婚假。一九八三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和阿萍到差干乡民政办依法登记结婚,领取了结婚证书。正式结婚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我们要把这个家庭建设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我结婚成家后,父母非常高兴。一九八五年九月下旬,我们的小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我儿子的出生,给我和阿萍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幸福;同时也给做阿公阿婆的父母亲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幸福。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转业到中国农业银行平远县支行工作,曾任支行人事股劳资员、政工办副主任、大柘营业所副主任、支行综合管理部文档资料员等职,至二00二年八月因撤并网点精简机关人员,申请办理内退。在县城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对家里的父母有了更多的关照,尽到了做子女的义务。

我父亲于公历二00二年一月二日中午,在家年老病逝,享年八十六岁。在我父亲患病期间,好在我母亲每天在家照顾他,从而大大减轻了我们做子女的压力,我父亲也安享了晚年的幸福生活。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带到我在县城的小家居住,我现一家四口人,生活和睦,老人生活能够自理,子女孝敬,家庭幸福。我母亲现年七十九岁,身体基本健康,现在是子孙满堂,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于二0一0年五月九日,写于广东省平远县平城。





本文内容于 2010-5-10 17:10:41 被松山生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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