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女人:北京姑娘在日本面对家暴和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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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电话中约好,在市川车站南口见面。因为是初识,自然要说一下特征。记者是老调新弹,告诉她:“我手里拿着一份《日本新华侨报》。”她倒也爽快,说:“我右眼被日本丈夫打后的痕迹还在。非常好认。”听后,记者只觉得骨鲠在喉。 到了车站,记者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报纸,就认出她了——她的右眼眶周围显露着青紫色,眼球上面除了应有的黑色和白色以外,还布满着网络状的红色血痕。 从车站到她家需要走15分钟。至今,记者已经记不住一路上和她说些什么了。只是觉得当时脑海的荧屏上闪现出一个又一个问号:何必要从中国来挨日本人的打呢?挨

电话中约好,在市川车站南口见面。因为是初识,自然要说一下特征。记者是老调新弹,告诉她:“我手里拿着一份《日本新华侨报》。”她倒也爽快,说:“我右眼被日本丈夫打后的痕迹还在。非常好认。”听后,记者只觉得骨鲠在喉。


到了车站,记者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报纸,就认出她了——她的右眼眶周围显露着青紫色,眼球上面除了应有的黑色和白色以外,还布满着网络状的红色血痕。


从车站到她家需要走15分钟。至今,记者已经记不住一路上和她说些什么了。只是觉得当时脑海的荧屏上闪现出一个又一个问号:何必要从中国来挨日本人的打呢?挨打过后,为什么还要被抛弃呢?同时,记者又在内心里暗暗地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民族化,不要过于情绪化,好好了解一下事情的背景。


走进她的房间,只见屋内空荡荡的,她黯然地说:“所有的电器和家具都被他拿走了,剩下的是被褥。大概他的新女人也要用新的被褥……”这时,记者猛然想起的是中国盛唐“诗圣杜甫在诗中传递的那份悲情——“只闻新人笑,哪听旧人哭……”


坐下。记者想松弛和缓一下情绪,便说:“你家里的榻榻米保存得真好,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她忿忿地回答:“地上铺的地毯也都被他卷走了。”


这样,记者掏出了笔记本,听她讲述一个离奇但不遥远的人生故事……




● 情感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很难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判断。


走出中学的大门,她就进入了富丽堂皇的香格里拉饭店,做会计工作。这一点,她与同龄同学历的人相比,也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在新的环境里,她亲身体会到英语的重要性,更为校园时光的流逝而惋惜。一年后,她果断地辞退饭店的工作,到一所大学学习英语。


又是一年。读了一年英语后,她考入位于北京繁华闹市的王府饭店。原来,说好是再做会计工作,进去后又被告知:会计的定员已经满额,你到日本餐馆去工作吧。


一个新的环境,一片新的世界。在这里工作期间,是她至今为止,感觉最好的时期。经济上,每个月收入是不错的,自己花起来还是绰绰有余;工作的内容虽然属于“侍候”人的行业,但工作的对象大多是“大款”“大腕”和外国人。恰值豆蔻年华的她,不可能不去注意那在街头店内时时出现的“回头率”,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眼界抬得太高了”。


她有一个男朋友。对方追求了她10年。进入到实质阶段时,她发现对方在生活上“不行”。毕竟是21世纪了,“不行”就是不行!为了结束这段令人心碎的情感,她把目光移向中国人以外的种族。


一位欧洲某国家的驻华使节与她情投意合,交往过后又说不能和她成家,但可以给她介绍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她不是用嘴,而是用鼻子发出了“哼”的一声后,骄傲却脚步沉重地离去了。


就在这时,厨房里出现了一位从香港“稻菊”饮食集团来的日本人厨师——伊藤。两个人第一次目光对视时,都有一种瞳孔骤然放大的感觉。那么,就跟着感觉走吧。


她觉得伊藤有些“鬼聪明”,会说一个单句一个单句的英语,会说让北方人听起来犹如外语的广东话,会说一些拿不到桌面上的中国普通话单词,当然,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最后这一点,今天说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呢?有过热恋经验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其中的韵味和价值。


京城的园林风光没有玩遍,也走得差不多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两个人要结婚了。眼看着“鬼子真的要进村”了,她的父母出面反对,用长辈的经验劝说她:“孩子,他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只会在厨房里鼓捣鼓捣,将来不会有大出息的。你还是止步吧。”


她拿出了家中小女儿特有的任性,和现代大多数青年一样,对父母反对的婚姻,都要致力于成功。当然,婚礼没有讲什么排场,只是请亲朋好友吃了一顿饭。伊藤说自己没有钱,每个月要从工资中给瘫痪的父亲寄去15万日元。结婚时,伊藤把25万日元交给了岳母,不知这算不算是聘礼。


伊藤没有耐性,想回日本了。她有些担心,担心伊藤每月挣的35万日元能不能养活得起家口。听说中餐厅的经理曾经在日本留学,她就去请教。那位经理说:“35万日元不算多,但也勉勉强强养家了。不过,日本人有一点可以让人放心,他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会让你也有一口吃的。”


她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安心下来。2006年9月18日,她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和伊藤一起回到日本。


当然,在中国的时候,伊藤因为她没有把方便面泡好就端过来好,一拳把她眼睛打青的事情和临行前伊藤又从岳母手中借走15万日元的事情,都曾让她对伊藤的感情发生过暂短的怀疑。但是,她又具有现代年轻人的时代特征:只要有爱,爱过了再说!




● 情感世界里的常态与变态,因人而异自有选择。


到了,灯火辉煌的东京。一下飞机,伊藤沮丧地说:“我常年在外,在东京已经没有家了,我们先住饭店吧。”那种辉煌,她顿时感觉全无。


在饭店住了3天后,伊藤带她到京都旅游。她觉得京都的古色古香与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古都北京非常相似,四面环水的金阁寺在夕阳斜射下更是熠熠生辉。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前途却没有这般灿烂。


回到东京,伊藤带她找房子。伊藤曾经打过工的一家寿司店的老板娘发了善心,不要头金、礼金,让他们住进了正空闲着的员工宿舍。她呢,急忙给北京打电话,略带兴奋地告诉家里:“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啊,我可没有被伊藤卖掉。”


接着是找工作。专售瓷器的山城屋出面帮忙,把他们介绍到一家新开张的日本料理店,伊藤仍然做厨师,她挽起袖口来涮碗。好景不长,第一个月拿到了工资;第二个月发工资时老板不见了。没有工资还干什么呢?她劝伊藤另找工作,伊藤抬手抽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信地说:“在日本公司工作要讲究忠诚的,老板肯定还会回来的。”


第3个月发工资时,老板仍然不知道在哪里。她劝伊藤打官司,伊藤又说打官司费钱费时不合算,还是蔫蔫地不干了为好。这样,两个人64万日元的工资,来无影去无踪地为了“忠诚”打了水漂。


到日本的第三个月,她怀孕了。伊藤虽然在上野一家料理店找到工作,钱却从来不交给她。她只知道伊藤为了租房,从老板手里借了50万日元;伊藤说他还欠有200多万日元的税债,家中也常有“日本直贩”寄来的催款单。她无奈,一面拖着孕妇的身躯在新宿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辛勤地涮碗,一面用中国人妻子对付中国人丈夫的”三个高招”来对付伊藤这个日本人丈夫:高声吵闹、威胁离婚、要回娘家。


结果,她没有取胜,反而是常常遭到暴力的惩罚。一次,她又被伊藤手打了,当场口吐白沫,晕了过去。等她醒来的时候,人已经是在急救车上了。


不过,伊藤每次动手之后,都是立即赔礼道歉;每次把她的眼睛打得青紫后,都是立即送上热手巾给她热敷;每次施加暴力以后,都有一番充满激情的爱抚举动。她虽然难以忍受这种暴力,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暴力之后还有“爱”。




● 情感世界产生裂变的时候,给人的回味是无穷的。


在日本生孩子,是可以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到补助款的。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境,她和伊藤商定回中国生孩子,以把这笔补助费全额拿到手。谁知,伊藤拿到补助费后,只给了她12万日元,另外的则留给自己的日常饮酒生活做了“补助”。


伴随着女儿的问世,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由两点变成了三点。在数学理论上,两点可以连接成一条直线,三点就可以构成一个平面了。一条直线易折易断,一个平面则相对稳定了。3个月后,她把襁褓中的女儿从中国带回来,以为女儿总可以拴住爸爸的心。


15岁就离家出走到外面学徒的伊藤,对女儿也真是疼爱。买了西瓜,自己舍不得吃一口;早上上班以前,要给孩子做好饭。因为孩子的到来,他还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架摄像机,准备把女儿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人生起点都记录下来。


眼看着小日子要越过越红火的时候,日本低落经济破坏的触角延伸到她的家庭。伊藤情绪低落,说公司里不时地裁减员工,自己也没有干劲了。她非常担心,又无能为力,想尽一切安抚丈夫,甚至用小时候描红模子练出来的那份不能称为书法的笔法挥出一个“忍”字,并把这张字纸挂在厕所的门前,让伊藤不时地过目,不时地省思。谁料,心字头上一把刀,忍是需要功夫的,功夫不到家的伊藤终于没有忍住,自作主张地把工作辞退了,整日沉浸在喧闹诱人的“弹子房”里面。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过好日子只有靠自己。她凭借着中国女性的信念,又把女儿送回国内抚养,自己要承担家庭的重担。


找工作,谈何容易?伊藤说要给她介绍工作,还写了一封日文信,并把她带到新小岩车站附近一家店前。伊藤有点难为情地说:“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旁边的咖啡店里等你,这样方便一些。”她也是糊里糊涂,拿着信就往店里闯,门口一个彪形大汉突然挡住她的进路,问她要干什么。她本来就不会说几句日语,着急了就更说不出来,挤了半天才说出一个“阿鲁拜伊斗”(钟点工),并把信递了上去。大汉看了看信,挥手让她进店。进去后一看,才知道这里是用嘴为客人做性服务的地方。她呆住了,又看见一个女士走过来,旁若无人地脱去仅有的一件上衣。她吓得腿抖了起来,“呜呜”地哭着跑出了这家店。她找到伊藤,捶他、打他、骂他,可这有什么用呢?关键是不能离开他呀!伊藤还觉得很遗憾,说:“你看,一天两三万元收入的工作让你给搞没有了。”


她别无选择,还是得找工作。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找到白天在中华料理店涮碗、晚上在拉面店涮碗的工作。伊藤呢,每天在家做模型飞机玩,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 情感世界的排列组合,还透出民族意识的玄妙。


男人倒霉的时候和走运的时候,对妻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伊藤也不例外。他在她的柔情下重新燃起工作之念后,在银座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厨师工作。而且很快做了厨师长。不过,问题也很快出来了。


伊藤经常彻夜不归。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被日本社会接受或者本身排斥日本社会的人。他们(她们)在自己追求的涉外婚约中,产生过新鲜的乃至优越的国际化感觉,也隐含着某种失败的挫折感和寂寞感。当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的异性重新向他(她)伸出双臂敞开情怀的时刻,他(她)也会义无反顾地重返其中。


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借酒浇愁,只能是愁更愁。出去娱乐,回来要被拳打,被用烟头烫脸,被用雨伞戳胸,被捆起手脚。假如,这一切能够换回丈夫的“家心”,也就做罢,事实上并未如此。


她要把女儿从北京接回来,让伊藤看着女儿、看着妻子,恢复那男子汉的儿女情长。伊藤同意了,并把她送到成田机场。


她从北京往回打电话,要么是没有人接,要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的电话打错了。”几天后,家里的电话更是切断了。


她自知不妙,再往回赶,只见家中似被扫荡一番,能够使用的家具器物都被拿走了,甚至包括她的内衣。


她以泪洗面,硬是把伊藤叫回来,得到的是一顿毒打、一通捆绑和一纸伊藤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届”(离婚登记书)。房东也来了,说:“伊藤办理了退房手续,你只能住到这个月底


“我怎么办?就这样回国吗?”她在悲愤中带着哭声问。


记者说:如果日本政府允许它的国民毫不负责地对待“日本人配偶者”招之即来、挥手即去的话,这个政府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走,找律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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