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跟着洋人学坏变傻

张纪纲3 收藏 1 93
导读:刘仰:跟着洋人学坏变傻 作者:刘仰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有一些高人是把“争夺西门庆故里”这样的无耻竞赛当成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丑陋,好像学了西方的先进就能避免此类无耻。为此,本人要不厌其烦地再次表达:这种无耻竞赛,是跟着洋人学坏变傻的结果。性压抑不是好事,但性解放到无所顾忌,打破一切禁忌,也不是好事;发展经济不是坏事,但一切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也不是好事。因此,争夺西门庆故居的无耻表演,完全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这个学坏变傻的过程,正在中国到处上演。 前一

刘仰:跟着洋人学坏变傻


作者:刘仰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有一些高人是把“争夺西门庆故里”这样的无耻竞赛当成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丑陋,好像学了西方的先进就能避免此类无耻。为此,本人要不厌其烦地再次表达:这种无耻竞赛,是跟着洋人学坏变傻的结果。性压抑不是好事,但性解放到无所顾忌,打破一切禁忌,也不是好事;发展经济不是坏事,但一切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也不是好事。因此,争夺西门庆故居的无耻表演,完全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这个学坏变傻的过程,正在中国到处上演。

前一段时间,我与易中天先生有一个文字上的争论,双方都比较客气。易中天先生认为应该“不问动机,只问结果”,我对此表示反对。在“争夺西门庆故里”这样的事情上,“结果”是什么?假如“结果”就是要发展经济,因为旅游收入很容易精确比较多少,并以收入多少代表成绩好坏,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结果”,利用一下西门大官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假如对于“结果”的要求变了,比方说,不以收入多少为指标,也许事情又不一样。因此,易中天先生主张的“不问动机,只问结果”,不能无条件地成立,它不得不看对于“结果”的要求是什么。

“不问动机,只问结果”事实上也是轻视道德、只重视法律所得出的结论。它先把自由变得绝对化,在自由的名义下,人们可以解除一切禁忌。能够限制自由的,只有法律,是否触犯法律变成唯一的“结果”标准。面对这样的“结果”,只要没有触犯法律,任何道德限制都变成伪君子,任何趋利行为和自我膨胀都当成真小人。而被西方洗了脑的知识分子,要么大力主张“真小人”优于“伪君子”,如那个著名的范跑跑,要么扭扭捏捏地认为“真小人”也不比“伪君子”差。善恶的标准被真假取代。在善恶与真假之间,他们又采用了当年张春桥的手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当今很多知识分子大都鄙夷张春桥,而事实上,他们的手法与张春桥基本上一样——只有真小人、伪君子,没有其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简单,当今很多知识分子像张春桥一样,都是以西方为老师,只不过张春桥正好颠倒过来,大致属于“只问动机,不问结果”。两者都违背了中国传统,两者都造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危害。

那么,中国传统是什么?我们看另一个例子。前一阵,江苏睢宁县政府颁布了一个《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被媒体和一些专家学者称为“政府给百姓的道德打分”,这个说法比较准确。易中天先生也就此事件指出,政府给百姓道德打分很可笑,所以,政府不能管道德。对此我表示认同,但在我看来,江苏睢宁县政府的做法,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做法,而恰恰是向西方人胡乱学来的。《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的西方源头就是西方银行的个人信用评定体系。我大致看了一下睢宁的《试行办法》,其给百姓打分的手段,除了具体指标外,本质上与西方银行评价个人信用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在一些媒体的评论中也看到这样的字句:睢宁是想由政府“管道德”,而西方不是政府“管道德”。媒体的评论说到这里为止,但我要追问一下,政府不能“管道德”,像西方一样由银行之类的企业来“管道德”就可以吗?睢宁政府“管道德”的确很可笑,但是,为何从来不见我们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企业“管道德”提出质疑?既然我们现在以向西方学习为目的,既然西方企业“管道德”被视为是先进,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何不能“管道德”?只要把地方政府也变成企业,不就行了吗?

江苏睢宁的《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毫无疑问是向西方银行信用制度学来的。西方不仅由企业或机构来“管道德”,而且,还把个人信用分成等级。不同等级之间的主要标准就是金钱,例如存款数量,收入状况,借钱还钱的守时、拖欠,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阶段性或长期性失业等等。睢宁县的“大众信用管理”方式,在理念上与西方银行信用制度完全一样,不过是具体评测指标不一样,例如有没有偷东西,有没有闯红灯等等。这种把道德量化,并且由某个权威机构来评定的做法,的确很可恶。它在西方已日益遭到非议,但是西方社会的利益集团,依然把对别人的道德评价,抓在自己手里,成为控制别人的工具。

例如,西方尚未消失的金融危机,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个人信用体系的畸形发展,所谓“次贷”就是信用差的人,这些人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引发了金融危机,似乎正可以说明西方银行家们“管道德”没管好,给很多信用差的人“放水”,才导致了金融危机,似乎更应该严管消费者的道德。但是,这些银行家们自己又如何呢?华尔街的巨额高薪受到美国社会的批评,显示出美国民众对于银行家道德的不信任,但民众管不了银行家的道德,奥巴马也管不了,反而,银行家继续在管着民众的信用道德。如今,高盛出事了,要面临起诉,银行家的道德出现明显的污点。但是,有多少人质疑银行家们管理消费者信用道德的做法?高盛的事情虽然还未了,高盛放风说要花几十万美金“私了”,西方社会这种道德管理者自身具有极大道德缺陷的现象,并不是少数。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下调,引发欧元危机,以保住美元的地位。事实上,美国的债务同样巨大,美国为何不给自己的信用降级?对别人的道德评价已经成为美国控制别人的武器。我们不应该以为西方金融系统的信用等级、信用评级只是一个金融指标,在金钱至上的环境中,金融指标就是道德,除了这个可量化的指标外,没有道德。此外,美国社会经常发布别国的“人权报告”,也是把自己当成道德的评判者,给别国进行道德打分。正是这种西方式的“道德管理”量化体系,才导致了江苏睢宁出现对民众的道德打分。它绝不是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是什么?中国传统政治中,政府不是管理道德,而是首先遵守道德,并提倡道德。政府或官员并不管理别人的道德,只是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同时非强迫地影响别人。用形象一点的例子来说,中国传统是要求法官具有高尚的道德,因而能够实现公正,而并不要求原告、被告每个人都有道德,否则,还打什么官司?调解只是一个非强迫的手段。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只把对于法官的要求降低、局限到“职业道德”的范畴,其他方面,法官只要不犯法,怎么都可以。我们当今对美国拿别人在人权等问题上的道德评价说三道四感到不满,原因就在于,美国没有像中国传统要求的那样,自己首先是一个奉行道德的“真君子”。所以,政府管理道德的做法,不是中国的传统,相反,它恰恰是西方政治的愚昧。

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政府用道德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是管别人。换句话说,拿学雷锋作比喻,中国传统要求的是,政府和官员个个学雷锋,而不是要求老百姓学雷锋。如今,中国传统已经被极大地丑化,因而被遗忘或抛弃,传统真正的精华已所剩无几。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大堆垃圾被学来,一大堆西方的劣根性被学来,一大堆西方的愚昧被学来。学坏变傻了,居然又责怪到中国传统的头上,不是无知,就是故意给中国传统抹黑。“拿来主义”没错,问题在于,自己要有主心骨,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要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对自己不了解,对别人也只知皮毛,胡乱学西方,就是东施效颦,就是削足适履,学出一身的毛病,学得更坏,学得更傻。争夺西门庆故里就是一个典型,睢宁给百姓道德打分,也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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