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宦官们:从皇室家奴到掌握皇帝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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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所谓“宦”,本来只是指在政府里学习办事。战国时贵族多养“门客”,“宦”又成为充当门客的意思。这种门客不仅贵族门下有,国君也有,专门蓄养着充当近侍随从,就叫做“宦官”。因此宦官本来并不都是阉割过的人。但既成国君的亲随,经常穿宫入户,弄得不好会和后妃们搞不正常男女关系,总不如阉割过、丧失生殖能力的人来得保险。正好,古代本有对男性俘虏施加“宫刑”的办法,即阉割后到宫室里来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选用这类受过宫刑的人来充当以上都根据吕诚之(思勉)师的考证,见所著《三国史话》,民国三十二年开明书店本。。最受秦始皇宠信

所谓“宦”,本来只是指在政府里学习办事。战国时贵族多养“门客”,“宦”又成为充当门客的意思。这种门客不仅贵族门下有,国君也有,专门蓄养着充当近侍随从,就叫做“宦官”。因此宦官本来并不都是阉割过的人。但既成国君的亲随,经常穿宫入户,弄得不好会和后妃们搞不正常男女关系,总不如阉割过、丧失生殖能力的人来得保险。正好,古代本有对男性俘虏施加“宫刑”的办法,即阉割后到宫室里来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选用这类受过宫刑的人来充当以上都根据吕诚之(思勉)师的考证,见所著《三国史话》,民国三十二年开明书店本。。最受秦始皇宠信的宦官赵高,就本系赵国“诸赵疏属”,国亡后受宫刑当上宦官的(《史记》卷八八《蒙恬传》)。《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可见直到前汉宦官还不都阉割,要从后汉起才都用受过宫刑的阉人,当然也包括许多自行阉割以投效谋生的现在又通称宦官为“太监”,这是因为明代的宦官办事机构分设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为长官,以后宦官权势大了,人们也就把非太监的宦官混称为“太监”。。


古代门客之于主子多少有点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成为宦官制度以后,宦官更统统是奴隶身份。唐末以昭宗名义所下诛戮宦官的诏书中就说过,“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讲就是皇帝的家内奴隶。家内奴隶通常和从事劳动生产的奴隶一样,都是被奴役受压迫的;但如上升为奴隶头儿,奴隶总管,成为高级的宦官,那就转而站到主子的立场去压迫奴役别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提一下史学界老前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案奴隶本多是俘虏来的,也有是买来的,唐代北方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比较厉害,即使战败也多不愿受阉割当家奴。皇帝家奴只有从当时从事农耕的南方少数民族中选用。但这些皇帝家奴得宠掌权后阶级地位就起了变化,不再代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利益,而只能是代表皇室的利益,成为皇帝的得力爪牙了。这点务请读陈先生《述论稿》的读者们注意。


我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历史上宦官掌过权的朝代,如秦、汉、唐、宋、明等莫不如此。战国以前照我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贵族和国君共同掌权,魏晋南北朝出现的门阀制度是领主制残馀在地主制社会的回光返照,皇帝得靠世家大族撑腰,皇帝家奴更没有资格多说话。少数民族皇帝的金、元、清等朝在内廷基本上不搞汉人那一套,即使有个别宦官作点威福也形成不了制度。


再就中央集权的朝代来说,也并非一开始就让宦官掌权。因为开国皇帝身边总有一批同过患难、经过考验的功臣元勋,即使他们贵为宰相,和皇帝仍是休戚与共,皇帝用不到另外培植贴身亲信。如唐开国时高祖有他的“太原元谋功臣”,太宗有参与“玄武门之变”帮他夺取政权的功臣。高宗即位时,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是先帝太宗的旧人,为了从他们手里夺回权力,转而依靠“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昭仪武氏,形成了在皇帝身边的另一个中枢机构所谓“内朝”,而和宰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武氏当上了皇后、太后,最后改唐为周当女皇帝,先是自己掌权,晚年信任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又形成了女皇帝的内朝。中宗复周为唐,又宠信韦后形成内朝。这几个内朝都还轮不到宦官参与。


开始让宦官组成内朝,是在唐玄宗时候。玄宗吸取前此皇后擅政的教训,在废掉王皇后后不再立皇后,不让所宠爱的武惠妃、杨贵妃凭借皇后名义插手政治。把政权全部交给外朝宰相吧,当然更不放心。于是挑选了身边的大宦官高力士协助他处理政务,“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力士也就此“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这样就出现了由宦官组成的和外朝宰相抗衡的内朝。原先,唐宦官机构“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长官“内侍”只是四品,这时设置正三品的“内侍监”为长官,抬高到和外朝正三品的宰相同一级别。


唐玄宗之所以让宦官组成内朝,当然是由于宦官都已阉割过,按照习惯这种阉割过的“刑馀之人”是没有可能当皇帝的,不像宰相权势大了有可能篡位当皇帝,皇后也有可能当女皇帝;同时,也由于宦官是家奴,既贴近,又恭顺听话,不像外朝宰相有时要摆官架子,装得严肃可怕。至于宦官中选用高力士,则是因为高力士给他出过大力,“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玄宗剪除太平公主从太上皇睿宗手里取得全部政权时,力士又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旧唐书·高力士传》及卷八《玄宗纪》),可说是经得起考验的干才。以后各个皇帝宠任的宦官就两《唐书·宦官传》所记,如李辅国、窦文场、霍仙鸣、吐突承璀、仇士良、田令孜等,都曾是皇帝在东宫当太子时的亲侍,程元振、俱文珍、王守澄、梁守谦等都以拥立皇帝建有殊勋,总之多数是皇帝心目中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物。要知道,“任人唯亲”本是旧社会的通病,唐代某些宰相也是以东宫旧人的身份被擢用的,何况宦官!


在《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述唐代官制的文献里,都曾备列内侍省自内侍监以下大小宦官的官职,但这些事务性官职并不能使宦官掌握多少权力。宦官之能够掌大权,是由于玄宗以后他们可以外任监军、内任神策中尉和枢密使,这些不见于当初正式编制的才是真正有权有势的要职。


先说派宦官监军,这种做法在唐初是没有的,因为当时的将领多半和皇帝共过患难,而且有大征战,部队都是临时抽调组成,“将帅无握兵之重”,用不到再派人监视。玄宗时设置了九节度使,边塞重兵长期由节度使控制,这就需要派自己的家奴宦官去充当监军。如宦官边令诚长期充当安西四镇节度使的监军,安禄山叛乱,现任和前任节度封常清、高仙芝战败,边令诚凭玄宗敕书就能在军中把封、高诛杀,可见监军的威权(《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封常清传》)。乱事平定后,中央为了对付河北、淄青的乱党残馀势力,抵御西北边吐蕃等少数民族,以及巩固全国其他地区的统治,保证运河粮道畅通等需要,先后主动设置了三四十个节度使、观察使。可又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叛变作乱,就派出大批宦官分头到他们的管区充当监军,形成了固定的监军制度。当然,充当监军的宦官未必都懂军事,还经常干出贪污受贿之类的丑事,甚至会因私嫌而诬构陷害节度使(《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内臣贪货”王贱言条、李国贞条,卷六七〇“内臣诬构”薛盈珍、高重昌、许遂振诸条)。但在代表中央加强对节度使控制这点上总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有时节度使管区内发生变乱,监军也有能力及时敉平(《元龟》卷六六七“内臣立功”皇甫政条,《旧唐书》卷一四五《董晋传》记俱文珍事)。


宦官开始插手禁军也是在玄宗时候。先是高力士和禁军将领争宠,禁军将领葛福顺及其后台王毛仲等失败被贬杀(《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另一伙以陈玄礼为首的禁军将领就倒向了高力士。到肃宗朝的大宦官李辅国,代宗朝的大宦官程元振,就都曾正式“专掌禁兵”(《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程元振传》)。但所有这些禁军还只是用来驻守宫城,巩卫京师,力量究属有限。要到神策军由宦官专掌,才可算事关大局。


神策军本来只是陇右节度使管下的边防部队安禄山叛乱时才开进中原作战,归监九节度使的高级监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大宦官鱼朝恩指挥,本军旧将领调走了,鱼朝恩就很自然地成为它的正式长官(《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新唐书》卷五〇《兵志》)。要知道,自从安禄山叛乱之后,皇帝对节度使再不敢无条件信任了,他迫切需要建立一支直属自己的野战部队,以维护中央的威权。这支直属部队的兵源光靠招募不行,临时招募拼凑不会有战斗力,必须找一支建制完整且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排除其原有将帅,由既与此部队有渊源、又忠于皇室的人来统带,从而化此地方武力为中央嫡系。以宦官鱼朝恩为长官的神策军适当其选,于是在代宗时开进京城升格为天子禁军。这支禁军和过去的禁军相比较在性质上已起了变化,它不仅负责京师的巩卫,而且如上所说成为了皇帝的直属野战部队,把京西北的好畤、麟游、普润、兴平、武功、扶风、天兴等地划归它驻防,称为“神策行营”,实际上是以京城为中心设置了一个直属皇帝的节度使级管区。而且这个管区的兵力比任何一个节度使都强大,在德宗时已扩大到十五万(《新唐书·兵志》),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有十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而当时节度使手下真能作战的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加之节度使之间矛盾重重,即使最不听话的河北、淄青也很难联合起来对付中央,因而这十五至二十万神策军足可使节度使们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有所举动,皇帝可以马上动用神策军。《新唐书·兵志》所谓“神策军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确实点清了神策军的积极作用。


神策军之成为禁军是鱼朝恩的功劳。以后鱼朝恩跋扈被杀,代宗没有再派宦官接管神策军,而由神策军将自行统率。这些军将不是当大帅的材料,到德宗时又改派出身朔方军、懂得军事的文官白志贞来统率。以后由于打河北、淄青及打淮西把神策军调空了,京西北的泾原兵过京城发动兵变,白志贞受到朝廷反对派的攻击无法继续干下去。等前线的神策军撤回来平定了兵变,又发现它的临时统将李晟过于飞扬跋扈,不敢让他正式成为神策全军的长官。比较起来还是家奴宦官可靠一些,于是先让曾经充任李晟监军的宦官窦文场和另一个宦官霍仙鸣,以“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名义作为神策全军的监军。贞元十二年(796)正式设立“神策中尉”,以窦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为右神策护军中尉,自此出任中尉的宦官成为名正言顺的神策军长官。当然,皇帝对神策中尉的信任还是有限度的,他采用过去禁军分左右的办法也让神策军分成左右,设置不相统属的左军中尉和右军中尉,让他们在自己面前互相争宠,互有牵制,而自己从中操纵利用。有些中尉之所以会被贬逐诛杀而无力反抗,正是因为他不曾掌握神策全军,得不到另一个中尉支持的缘故。



神策中尉独掌兵权,枢密使则分掌政权。前面说过,玄宗时高力士接受“四方进奏文表”,这实际已起着后来枢密使的作用。代宗时用内侍董秀“掌枢密”,“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秀诛,以〔乔〕献德代之”(《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总序”、“恩宠”)。从此逐渐形成制度,到敬宗时正式设置了两员由大宦官充任的枢密使。枢密使的本职如上所说只是在皇帝身边掌管机密,宣传诏旨,但实际上可以和宰相“共参国政”(《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条),甚至有权过问宰相的任命(《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五月条),所以和两神策中尉合称为“四贵”。一般说来,枢密使的级别似乎比中尉低,中尉往往由枢密使升任,但由于枢密使干预政事的机会多,和皇帝更亲近,地位实际上反高于中尉。不过中尉也经常干政,尤其是政局有大变动时,掌握兵权的中尉往往有力量否决枢密使的主张。此外还应看到,皇帝不仅任用枢密使、中尉组成内朝,还同时任用文人以“翰林学士”的名义来充当自己的机要秘书,当时称中尉、枢密使为“内大臣”(《唐语林》四库本卷七),而翰林学士和枢密使又都有“内相”之称(《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曾“总枢密之任”的宦官梁守谦墓志拓本),这又是皇帝在对各帮势力搞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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