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名人不为旅游:古代笔记中的西施归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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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摘自《博览群书》杂志2009年第10期 西施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她的结局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谜团。破解这个谜团,成为历代文人学者的一大爱好。 晋王嘉《拾遗记》卷三载: 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即西施、郑旦之别名),以贡于吴。吴处以椒华之房……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 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魄,谓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军乱入,见二女在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熊光宪选辑点校,《古今逸史精编·西京杂记等八种》,重庆出版社,2002

本文摘自《博览群书》杂志2009年第10期


西施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她的结局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谜团。破解这个谜团,成为历代文人学者的一大爱好。


晋王嘉《拾遗记》卷三载:


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即西施、郑旦之别名),以贡于吴。吴处以椒华之房……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


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魄,谓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军乱入,见二女在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熊光宪选辑点校,《古今逸史精编·西京杂记等八种》,重庆出版社,2002,P166)


这则笔记只讲越军“望而不敢侵”,后来怎么样了,《拾遗记》没有说。值得注意的是,吴国人把两位美女看成“神人”,越军也把两人看成“神女”,显然来自于两人惊人的美貌。《拾遗记》具有浓重的神话传奇色彩,但写西施之美是有据可凭的。而这一点正是后人追索西施之终的一个出发点。


宋人姚宽是在笔记杂记中较早提及西施之终的一位。他在《西溪丛语》卷上“西施归宿”条说:


《吴越春秋》云:“吴国亡,西子被杀。”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东坡词云:“五湖间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予问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苏,一舸自逐范蠡,遂为两义,不可云范蠡将西子去也。”尝疑之,别无所据。因观唐《景龙文馆记》宋之问分题得《浣纱篇》云:“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国微不自宠,献作吴宫娃。山薮半潜匿,苎罗更蒙遮。一行霸勾践,再笑倾夫差。艳色夺常人,效颦亦相夸。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始觉冶容妄,方悟群心邪。”此诗云复还会稽,又与前不同,当更详考。(姚宽、陆游,《西溪丛语·家世旧闻》,中华书局 1993,P33)


姚宽罗列了西施之终的几种可能:一是被杀,一是随范蠡泛舟五湖,一是回到了故乡会稽。三种不同说法何者为是,姚宽并没有进一步考辨。


明人俞弁在《逸老堂诗话》卷上中,对西施的结局给出了答案:


《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之在当时,固已死矣。宋之问诗:“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邪。鸟惊入松网,鱼畏沈荷花。”则西子复还会稽矣。杜牧之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则西子甘心随范蠡矣。及观东坡《范蠡》诗:“谁遗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则又为蠡窃西子而去矣。余按《墨子·亲士篇》曰:“西施之沈其美也。”西施之终,不见於史传,古今咸谓其从范蠡五湖之游,今乃知其终於沈,可以为西子浣千古之冤矣。墨子,春秋末人,其所言当信。(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P1314)


俞弁举《墨子·亲士》的记载,认为西施“终於沈”,即被人沉于江中而死。沉水是杀的一种具体方式,因此,《吴越春秋》的记载与墨子的记载并不矛盾。墨子的记载推翻了宋之问、杜牧、苏轼三人的说法。


而在此前,南宋罗大经曾对西施之终及其原因有过一种推断。他在《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荆公议论”条说:


而谓“不愁宫里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后,脱屣富贵,扁舟五湖,可谓一尘不染矣。然犹挟西施以行,蠡非悦其色也,盖惧其复以蛊吴者而蛊越,则越不可保矣。于是挟之以行,以绝越之祸基,是蠡虽去越,未尝忘越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 ,1983,P186)


罗大经的看法是,西施在吴亡后随范蠡泛舟五湖。范蠡带走西施绝非他本人爱慕西施美艳绝伦的容貌,而是怕西施的容貌在蛊惑吴国君主之后再蛊惑越国君主,使得越国也最终不保。罗的这种推断看上去入情入理,但实际上猜想的成分太多。据史料记载,范蠡在吴亡后离开越国,目的并非要带走“祸基”西施,而是为了保全自身。所谓“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


明人杨慎另辟蹊径,征引《吴越春秋·逸篇》中的一条记载,表达了与俞弁相同的观点,他说:


世传西施随范蠡去,不见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也。予窃疑之,未有可证以折其是非。一日读《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去之一证。”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书得其真然。然犹恐牧之别有见,后检《修文御览》,见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笑曰:“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未精审,一时趋笔之过也。”盖吴既灭,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随鸱夷者,子胥之谮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故云随鸱夷以终。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影撰此事,以坠后人于疑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诬千载,又何幸遇予雪之,亦一快哉!(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P2788)


杨慎通过举《吴越春秋·逸篇》的一条记载,证明西施在吴亡后为越国沉水而死。这条记载涉及到对两个词的理解。一是“鸱夷”。“鸱夷”原指皮囊,吴王夫差杀害伍子胥用的就是置伍于“鸱夷”中沉于江;同时“鸱夷”又是范蠡离开越国后为自己改的名。《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在越国灭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后人便用“鸱夷子”或“鸱夷”来指称范蠡。一是“浮”。“浮”的通常意义是“漂在液体表面或空中”。但杨慎认为,这个“浮”字应作反训,指“沉”。这样,“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就有了两种理解:其一、越国让西施跟着范蠡泛舟五湖;其二、越国沉西施于江,让她随子胥而去。杨慎认为,第二种解释与《吴越春秋》及《墨子》的记载相合。杨慎还说,伍子胥之死,与西施在吴王面前进谗有关,因此用同样的方法,让她随子胥而去是“报子胥之忠”。



杨慎的这一说法引来不少争议。第一个出来反对杨慎此说的是明人陈耀文,他为纠正杨慎《丹铅录》等书错讹,特意著《正杨》一书。就西施归宿问题,陈耀文引了唐人陆广微《吴地记》中的一段文字:


(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并说:“观此则《逸篇》宁非影撰耶?”(《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对陈耀文引《吴地记》这段文字以“正杨”的做法,同时代人王世贞很是不屑,并讥嘲《吴地记》是“说梦”,而陈耀文则是“梦中说梦”。他说:“范蠡为越成大事,岂肯作此无赖事。未有奉使进女三年于数百里间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吴王不怒越者。齐东野人之谈,何足据也。”王还认为,《吴地记》中的 “语儿亭”即当时人所称的“女儿亭”,这个名称是由《越绝书》中提到的“语儿乡”与“女阳亭”误合而成,所谓“语儿亭”是不存在的。因此,《吴地记》将《越绝书》“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看成由上述之事发展而来的观点很不可信。(《弇州山人四部稿》,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P7425)见到王世贞的文章后,陈耀文反驳说:“《吴地记》其书见存,杨谓《逸篇》者,出何典记耶?余谓其影撰,故引以正之耳,元美不能逆志,而云各有所出,殆梦中说梦之后更呓语耶。”


应该说,王世贞对《吴地记》所述西施之事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说它是“齐东野人之谈”也不为过,但说陈耀文是“梦中说梦”则是不恰当的。陈耀文只是以现存之书来批驳影撰之事,亦即杨慎所引《逸篇》没有交待出自何处,陈也从未见到过,有凭空捏造之嫌。王世贞显然误解了陈耀文的本意,因此便有了陈耀文“梦中说梦之后更呓语耶”的反唇相讥。今天能见到的《修文御览》,确实没有杨慎所说的《吴越春秋·逸篇》引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212册)


明末的徐树丕从另一个角度立论,支持了杨慎“西施被沉”的说法。他在《识小录》中说:“当吴之亡,吴王逃至阳山自杀,必先杀西施,不以所爱为仇辱,此理之可信者。沈于江,必吴沉之也。蠡高人又智士,岂取亡国之妃为俪,其必不然矣。”


徐在这里提出的两条理由,即吴王绝不愿所爱之人为仇人所辱及范蠡绝不会娶亡国之妃为伴侣,都十分勉强,所依据的仅仅是吴王与范蠡两人的人格自尊,这显然把复杂的人性看简单了。同时,他针对《吴地记》中的所谓“语儿亭”,给出了不同于王世贞的解说:“‘语儿亭’在华亭,去槜李百里,盖华亭原属槜李,当时本名御儿,吴设以御寇,其后有生子能言者,遂改语儿亭。‘御儿’之改为‘语儿’,‘语儿’之讹为‘女儿’,又以加于西子,岂不悖哉!”徐认为,所谓的“语儿亭”,完全是一讹再讹的结果,如果将这样的结果“移植”到西施身上,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之说就变得全不可信。(《笔记小说大观》第40编第3册,台湾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5—82,P388—389)不过徐的这一说法,到底是从实地考查得来还是从书中考订得出,不得而知。


清人杭世骏持与杨慎相同的看法,他在《订讹类编》中说:


愚按:《西溪》载《吴越春秋》所云西施被杀,别无所考。意所谓被杀者,即沈之于江,非刑杀也。陆广微《吴地纪》引《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本又无此条。盖“鸱夷”,子胥也。范蠡亦号“鸱夷子”,故有是误。升庵引《墨子》及皮、李诗,以证西施之沈江,确不可易。至杜牧诗有一“舸”字,明系误用,不得为之曲解也。(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中华书局,1997,P40)


杭世骏的分析比较仔细,逻辑上也颇为严密。他还对杜诗和《吴越春秋》中“鸱夷”一词作了辨析,认为杜牧诗中“逐鸱夷”,指的是将西施沉江而殉子胥,因为“鸱革浮胥骸,亦子胥事也”,“鸱夷” 是指装着子胥尸骸的皮囊,而不是范蠡;《吴越春秋·逸篇》所说的“令随鸱夷以终”,也是指将西施沉于江,原因是子胥之死与西施在吴王面前进谗言有关,“鸱夷”则是指沉杀子胥的皮囊。至于有人将“随鸱夷”理解为“随范蠡”,乃是因范蠡亦号“鸱夷子”引起的一种误解。再次,《吴越春秋》所说的“西施被杀”之“杀”,指的就是“沈之于江”,而不是其他方式的“刑杀”。最后,杭认为,陆广微《吴地纪》中所引《越绝书》西施随范蠡泛舟五湖的说法,因“今本无此条”,不足凭信;杜牧诗中的“舸”字,也是明显的误用。


不过对杨慎的某些说法,清人胡式钰持有异议,他在《窦存》的“书窦”篇说:


杨氏斯论,边见犹未免也。越王长颈乌喙,方自歼其忠臣矣,尚念仇国之臣,而曰沈西施以报子胥乎?特鉴彼尤物足以亡国,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杀,用给范蠡以终,说者又未必不谓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人;亦惟西施美人,宜终托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随范蠡,亦以全西施报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并非偷掣之逃,何损其亮节哉?雪诬之说,恐范蠡不任受德耳。(《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P725)


文中的“边见”是佛教用语,指执着片面极端的邪见,相当于通常说的“偏见”。胡式钰的意思是,越王在灭吴后连杀自己国家的忠臣也唯恐下手太迟,哪里还会去顾念敌国的忠臣,杨慎“沈西施以报子胥”的说法未免可笑。越王之所以杀西施,只是因为有“尤物足以亡国”的前鉴。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西施范蠡走在一起,是高士与美人的结合,珠联璧合。西施跟着范蠡,既是为了报范蠡,也是为了托终身,因此杨慎的为西施“雪诬”之说反而是冤枉了这位美女,而范蠡也是不会接受这种“好意”的。


综上所述,古代笔记对西施结局的看法有三种:一是在水中沉杀,二是随范蠡泛舟五湖,三是回到了故乡。以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较多,证据最为原始也相对可信。问题是,越国为什么要沉杀西施,沉杀一个为越国报仇雪耻的功臣原因何在?“报子胥之忠”显然不太符合情理,红颜祸国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吴国灭亡的教训就在眼前。勾践为什么不既留下这位绝色佳人,又保持对色欲的一份清醒呢?难道勾践如此把持不住自己,如此缺乏自信?孟子曾说:“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孟子·离娄下》)这句话仿佛在告诉人们,西施之死与其“蒙不洁”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越国在事前,只是把西施当成是实现“阴谋”的一颗棋子,在事后,也根本没有把她看作是功臣,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视女人的贞操的,因此在西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把她作为一个“蒙不洁”的罪人给沉杀了。尽管这个罪人,这种“不洁”是越国君臣强加给她的。


西施的结局究竟如何,由于事情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史料的缺乏和记载的语焉不详,使得它成为一个千古难解的谜案。还西施归宿一个历史真面目,还有待于更可靠的证据。当然,这个谜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不过,无论怎样,这些都无关乎西施的美和她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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