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法名全称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中国前藏达布地方噶夏村人。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说,“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布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清德宗“谢恩”。

1902年(大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

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九世班禅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忆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中国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1937年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同时,也加封了九世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

1912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的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后藏总官)。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溪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溪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这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达赖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光,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发觉,作了必要安排。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视野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国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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