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灭太平天国的劲旅“湘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下的阿蒙 收藏 0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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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选兵将。毛泽东说过,士兵是部队的基础。官兵素质如何,往往直接决定了一支军队的起点和水平。绿营兵之所以不堪使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员素质低下,作风散漫,视训练为儿戏;甚至雇人代训、冒名当兵;许多将领更是勇于私事、怯于战阵,军事无术,盘剥有方,上下怨望,官兵关系紧张。曾国藩以绿营之弊为恨事,也以绿营之弊为镜鉴,他的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建军标准,应当由什么样的兵源才能胜任呢?曾国藩从“戚家军”那里学得经验,其选择勇丁的标准是:“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①募勇时,“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检查”②。招募士兵往往以县籍分营,兵由将选,关系密切;各营最初又有各种名称,如湘乡勇、新宁勇、平江勇等。曾国藩认为,这样的招募和编组方式可以有效控制官兵,同时由于勇丁之间是同乡、同族、亲戚等密切的关系,从而能够在作战时“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①。


合理编制。兵员和武器装备一经确定,编制就成了主要问题。简而言之,编制就是官兵和武器的排列组合,优化的组合是战斗力的倍增器,可以创造以少胜多、“八百破十万”的战争奇迹,混乱的排列只能集聚起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兵多将广、投鞭断流,也难免风声鹤唳、仓皇北顾。湘军在衡州扩招后,各类兵丁达到近两万人,有陆师也有水师,有步兵也有马队,有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也有抬枪鸟铳等火器;如果不能合理编组,很容易折戟沉沙。曾国藩在湘军确立“营”为基本单位,每营的人数,由最初的360人改为衡州训练时的500人,设营官1名,营官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每营4哨,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什长8名,正勇84名,另有伙勇42名;每营长夫180名,随营行动;营官有亲兵6队,即劈山炮2队,刀矛队3队,小枪队1队,共计6队;每哨有刀矛队4队,抬枪队2队,小枪队2队,共计8队②。水师编制则依据大型快蟹、中型长龙、小型三板的战船区分,编制大营和小营,初其以大营为主,后期则重视小营,以适应长江(内湖)水战的现实需要。湘军营制,重视武器装备的搭配,如冷兵器与火器的搭配,大小战船的搭配,以便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各自长处,同时注意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实战的需要而不断更新编制③,这也是它在同太平军作战中屡败而不溃、愈战而愈强的重要因素。


勤加训练。曾国藩曾自称“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也确实在湘军的训练上花了很大功夫。当时所称的“训练”并不同于今天所说的军事训练,而是分为“训”和“练”两个方面;“训”是思想政治教育,“练”是军事技术训练,所谓“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①。曾国藩注重训、练并举,并特别重视“训”的作用,自称“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②。曾国藩规定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种,他认为太平天国以异国邪说迷乱士民,只有对官兵强化教育,使他们对朝廷忠心、对敌军憎恨、对民众爱护,并服从严明的军纪,才能使招募来的“朴实山农”都成为“尊上而知礼”的敢死之卒,才能对抗具有牢固宗教信仰的太平军。但是,他反对把思想教育弄成空洞无物、泛泛而谈的无聊说教,而要求各级将领以父兄教子的方式,以爱护士卒的姿态,结合勇丁的切身利害进行教育,比如“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③。对于“练”,曾国藩强调“治军以勤字为先”,要求各级将领和全体官兵勤于练兵,强化技艺、枪法和阵式。他曾专门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帮助教授湘军勇丁军事技能,有时亲自组织单兵军事技能考核,并亲笔记下,某勇“善扒墉跳沟”,某勇“善打火毬”④。对于劈山炮等重火器,曾国藩更为重视,并曾写信给带兵的曾国荃,要求他“将各营亲口教之,亲眼验之,乃不失劈山炮之妙用也”⑤。他还亲自制定了《初定营规二十二条》、《营规》等,从招募、行军、扎营、训练都做了严格规定,使湘军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制度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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