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

吴下的阿蒙 收藏 3 1216


拙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发表在2002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第5期(以下简称“吴文”),11月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摘登了该文要点。现郑异凡先生就该文中的观点与我商榷(见郑异凡:“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简称“郑文”)。郑先生是研究苏联历史的著名学者,非常高兴就此问题请教郑先生及同行。


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与苏联解体密切相关。但学界对这句话有两解:一是认为斯大林时期杀人太多、甚至几千万人,这个制度属于“暴政”,因而必然解体;一是认为由于肆意歪曲、夸大的镇压人数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了苏联的解体。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确实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既然郑文与吴文都冠以“考证”的题目,“考”者,追根溯源也。关键不仅在于说清楚被镇压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些数据的权威性,它来源于何处,是权威机构的原始、档案资料,或是人云亦云、相互转抄的资料。


一 “大清洗”概念与档案资料


(一) “大清洗”包括的时间


郑文认为:“斯大林镇压时期的起止……应当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为止”。“‘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大肃反’……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学界一般公认斯大林完全执掌政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以这里郑文观点十分清楚,他指出的“镇压时期”、也就是“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


这个观点的确需要商榷。


吴文专门有一节论证大清洗的时间,认为大清洗时间应当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结束。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拙作,这里不再赘述,仅作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清楚:在苏联谁是“大镇压”一词的来源和始作俑者,是谁定义的“大清洗”年代。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他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他似乎不同意郑文“从1928年就有了镇压行动”的观点,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1。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2。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镇压”年代划定在“1937-1938年”。3尽管在大清洗开始于1935年或是1936、1937年,还有一些小的学术争论4。颇有影响的俄罗斯《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组织――该组织1988年成立,专门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牺牲者情况”、分部遍及全国――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确地写道:“从1937年7月开始的大恐怖时期大约1年左右”。5

我国学者基本持以上观点。周尚文、叶书宗等先生著《苏联兴亡史》中有“大清洗”节,时间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6。就是在郑先生亲自参与写作的、由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一书中,也认为大清洗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延续了4年”。7甚至当时郑先生在自己所写的文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镇压” 这个提法8,而没有象现在扩大到50年代。


哪些人应当列入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这个问题仍然必须从原始档案寻找结论,而不能凭主管臆想。还是在前述的苏共政治局和内务部决议中15,不仅确定了镇压对象,而且说明了对这些人的镇压形式。在内务部决议“关于被镇压者的惩罚措施及其人数”第二条第一款,确定了哪类人枪毙、哪类人判处若干年不等的徒刑;第二、三款是确定各地被镇压人数;第四款、即最后一款确定哪些人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哪些人迁徙和驱逐出境。这就是当年的大清洗范围。(顺便指出:决议在总标题“镇压”下——俄文用:репрессия——把镇压对象分为枪毙-расстрелять;关押-заключенные;迁徙-переселение等几种惩罚形式。显然,根据决议原件,如果郑文说“镇压一词是个大概念”还有某种合理成分,但郑文说“‘镇压’的同义语就是‘被处死’”则是完全不妥的。不仅词汇不同、语义不同,更重要的是混淆了判刑种类之间的区别、把不同判刑种类通通说成“被处死”是无法准确反映大清洗情况。这也正是大清洗数字夸大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法机构实际上也是按照上述范围的判刑种类统计30年代被镇压人数。


所以,吴文关于被镇压者的统计范围是这样写的:“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包括了被判死刑的,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的,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种判刑的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在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在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上述判刑种类概括这个总体情况的”。16


如果郑文觉得吴文这个统计范围太小,还没有包括郑先生所确定的统计范围,显然不应当指责我――而应当与他们去商榷。但我很怀疑,任何中国或外国学者,能有这个资格去指责苏联、俄罗斯政府的公安部等权威机构所确定的本国镇压范围是被“缩小”了的。这里我同意郑先生的观点:事情发生在别人的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


3、集体化运动中的受害者


郑文列举的镇压数据里还包括集体化中离乡背井、客死他乡的人(1000万);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600万)……他们是否属于镇压对象?


吴文明确指出30年代大清洗运动包括了所谓的富农,这部分人数已经统计在吴文关于被处死的、关押的、流放的、驱逐出境等各种镇压形式的人数中。


至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富农――必须指出,当时并没有大清洗运动――他们仍是以被处死刑、关押、流放、驱逐出境等各种形式被“消灭”的。尽管吴文并不研究集体化运动及整个斯大林时期被无辜镇压人数,但在吴文所引关于20、30-50年代甚至整个70年代被镇压人数中,包含了这方面一些数据(但不是1000万)。


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能否算作被镇压者?郑文给予的是一个模糊答案:又说“不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又说“可以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曾经专门撰文回答这个问题。在其“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有多少牺牲者?”一文中,提出不能混淆“被镇压者”和“制度的牺牲者” 这两个概念,明确指出“1932-1933年饥荒中死亡的人并不是被镇压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流放”。17文章出于否定苏联社会制度目的,把这些人称之为制度的牺牲者当然是不能同意的。集体化尽管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成就、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等也是相互联系的。2002年出版的经俄罗斯国家教委审定、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萨哈诺夫主编的《20世纪祖国史》写道:“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条件”。18仅仅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挽救了苏联(甚至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制度的牺牲者”和“制度的受益者”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就连这个组织也认为不能把这些人统计成直接镇压对象。


二 大清洗人数与档案资料


郑文最后总结:斯大林时期被镇压总人数为2000万。但对这个结论有点不甚理解:


其一,这里“镇压”是什么意思?俄文“镇压”,前述包含了处死、监禁、流放等几种形式;中文“镇压”,按照郑先生所引词典,也有包括处死(口语)、强力压制等二、三种释义。郑文一方面说“镇压”概念的具体内容“包括被枪毙的、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死里逃生的”,同时又强调“镇压”等同“被处死”,可见自己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偏偏用一个多义词,让读者去猜测“镇压”指那一层意思?19


其二,更主要的是,郑文对自己这个数字没有具体论证。按郑先生说法,他是从引用不同学者的数据中概括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问题在于,这些人各自认可的每种镇压形式的数据都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很大。如郑文引用德·沃尔戈科诺夫的数据:“从1929到1953年有150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此人被郑先生称为权威人士;同时又引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话:“1920到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并说由于其身份“这个数字应当是可信的”。两者都是说镇压总人数,所指时间段一样(后者甚至还比前者多9年),具有可比性。但后者统计人数竟少于前者1080-1780万……那么,郑文的2000万到底引自其文中各种说法中谁的数据?为什么要引用某个数据、为什么不引用某个数据?没有说明;这些数据来自那些档案资料?没有说明;郑文给的是一个囫囵数字,其中死刑、监禁、流放人等各是多少?政治犯、刑事犯各是多少?没有说明。


怎么敢相信这个2000万的数字?


公正的说,郑文所列举的这些人,确是传布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而在全世界颇具影响的人物。对其数字进行辩伪和考据,意义远远超出吴文与郑文争论。我们把其中一些主要数据与吴文进行比较研究,请读者自己判断这些数据的可信度。

(一) 被判刑及判死刑总人数


对郑文这方面所引以下数据,我们逐一进行比较、考据:


1、 引用拉达教授的话,认为“有5000万人被斯大林杀害”。郑文认可的镇压人数是2000万,可见连郑文也否认这个数字,当然不值得再去考究。但郑文引用这个与己数差距达整整3000万人的数字,又不说明这个数字是错误或者正确,反提出 “可以作为参考”,读者该从那方面参考?


2、郑文写道:“波利亚科夫教授说,1936-1939年有100多万人遭镇压”。按郑文对镇压的一个解释,即有100多万人被处死。


这是1987年10月14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登路透社记者10月9日报道“苏联一位高级历史学家尤里·波利亚科夫教授”的谈话。但教授真是这个意思吗?让我们读原文。教授说:“估计在1936-1939年斯大林掀起的逮捕和枪决浪潮中有100多万人遭镇压”。很明显,他说的“镇压”包括逮捕和枪决等不同惩罚形式。这一点连路透社记者也看出来了,记者写道:“波利亚科夫没有具体说明他提出的100多万受镇压的估计数字是专指那些被处死的还是包括全部被逮捕并送进劳改营的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直至50年代中期才获释。”20显然不能把这位教授的话理解成100多万人被处死。


往下读,波利亚科夫还说了另一句话:“所谓有多达1900万人‘遭镇压’的估计‘纯属想入非非’”。21可见教授不仅不同意郑文的2000万数字,而且还严厉批判了对“大清洗”夸大其辞的行为。这句话恐怕也可作为参考。


3、郑文还引用以下人的数据: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从1929-1953年总共有1950到2200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1622万。此外,还有兹·布热津斯基:总共2000-2500万人被斯大林处死;雅科夫列夫认为有4100万人被判刑,又说有2000多万人是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


这些材料是否可信?不管什么权威、甚至什么领导人,关键看其数字来源于何处,以判断真伪,这是历史研究的常识。


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引用的大清洗数字均不是自己的研究结果,正如郑文指出,这里他是借用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一书的数据。《大恐怖》一书1968年出版后,曾被译为31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后来各国学者关于大清洗的数字大多引自该书。该书自称资料主要来源于30年代、60年代官方公布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受害者本人资料、苏联叛逃者在国外所写回忆录、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及二战时期被德国人掠走的部分档案资料22。但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清洗档案资料。可资证明的是,正如俄罗斯学者阿·杜金指出:“直到1985年春天,无论谁都没有可能利用真正的档案资料分析30-50年代祖国历史上痛苦的一页”23,阿·利特温写道:“1991年8月后,随着部分早期秘密档案的解密,才开始真正研究大清洗问题”24。同时,在涉及成千上万人、长达若干年的数据时,仅凭记忆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尽管是当事人,并非就都能客观、准确反映当时情况。曾经被关押十余年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在监狱关押了2000万到3000万人。后来他承认“关在监狱里的人容易夸大被关押者的数量”25。原因何在?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写道:“因为我看不到档案资料,所以没有写古拉格历史的企图”26。


再来看郑文所引罗伯特·康奎斯特关于“1936-1938年有至少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几个数字。“600万”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德迪耶尔的著作27;“300万”同样是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莫沙·皮亚德1951年8月6日的讲话28;“200万”则是转引索尔仁尼琴的数字29。这些无非都是相互转抄的数据,根本不是引自第一手档案材料。但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数据多次被我国学者引用30,因此吴文说一些学者以前受“西方学者影响,夸大镇压数据”,怎么被郑文指责为这个说法“太轻率”?


雅科夫列夫说出镇压人数差别达一倍的两个数据,本身就显得不够严谨(2000万和4100万,到底是那一个?)郑文中所引其数据均没有注明来自什么档案材料。何况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些人中除政治犯外还有刑事犯。那么,其中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就是按照沃尔戈科诺夫的比例,雅科夫列夫的数据也会减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如是,还会认可郑文所引雅科夫列夫数据吗?

《共产主义黑皮书》关于大清洗时期有130万人判刑、其中60-80万判死刑的统计人数与吴文一样;所写600万关押在集中营等地的人,仍然没有明确其中的政治犯人数。值得注意的是其作者之一、法国学者维尔特2000年5月曾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指出:以前流传的苏联大清洗被杀害、被流放的统计人数被大大夸大了:被杀害者实际上只有原来所传数字的十分之一,被流放者只有十五分之一。


德·沃尔戈科诺夫关于1937-1938年被镇压人数,又说350-450万,又说450-550万(见郑文),同一内容相差200万,原因何在?他自己承认:“没有掌握关于1937至1938年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因此他宣布只要把国家统计的数字公布出来,他的“这个估计是可以推翻的”31 。德·沃尔戈科诺夫的著作出版于1989年,他当然不可能掌握有关资料。


下面我们看看吴文关于大清洗统计数据的来源。在吴文中已经注明了所有数据出处:


第一:国家正式认可的数据:


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公布的数据:从1930年-1950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778324人, 被判死刑786098人32;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了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其中死刑827995人33。


至于大清洗年代,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认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34;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更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35。


第二,来自国家档案馆的资料:


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从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3777380人,其中642980人被判处极刑”,这个材料来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36这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死刑人数相差约10余万人,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2000年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37。


至于1937-1938年被枪杀的政治犯人数,根据俄罗斯1992年第2期《国家档案》公布资料为681692人38。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曾经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39这和上面《国家档案》在90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吴文所引这些数据被郑文说成是“官方数字”,似乎一提“官方统计”,数字就不可靠。问题是什么样的官方、统计的是那方面资料。以上数据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亲自要求统计的。赫鲁晓夫是苏联官方批判斯大林第一人,他是对斯大林焚尸扬灰的人。为了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唯恐搜集罪证不全,还会为斯大林隐瞒杀人数?如果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但还肯定当时的社会制度,戈尔巴乔夫则是发誓要推翻“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人;如果说前两人至少还是苏共党员,叶利钦则公开退出了苏共,甚至颁布禁止苏共存在的法令……这几个人对斯大林态度一个狠似一个,完全不存在粉饰斯大林的“主观故意”。而他们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统计渠道得出的数字竟然基本一样,恐怕没有根据怀疑这些数据“被缩小了”。


这不仅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俄罗斯学界也基本认可这些数据。除吴文所引泽姆斯科夫、瓦季姆、杜金等著名学者外,1999年,阿·利特温在“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众所周知,综述文章是对整个这方面研究情况的总结――写道:“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40。


(二) 劳改营死亡人数


郑文一方面断言:“劳改营中死亡人数是至今官方统计中的空白”,指责吴文似乎忽略这方面统计和拿不出这些数据;同时又写道:“1987年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个镇压的数字:1700万人被送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有500万家庭被流放”,不知该相信郑文那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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