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已拜读]2258.诚实与忠诚

王东镇 收藏 0 100
导读:2258.诚实与忠诚 2010.5.6 她只小我一岁,168公分,体重却超过了70公斤。无论年龄,还是身材、容貌,都与我的征婚要求相去甚远,过去这个岁数和条件与我联系的女士还从来没有,我也不会理睬。然而,自称干部子女、也要找干部子女的要求和“我不相信老干部的孩子会成为贪官”的信任吸引了我——互联网上这样的表白和爱情宣言实在少见!于是,在对方没有打开视频的情况下我也与她通了话,并上网查找、核实了她的身份。 她不是一名成功的女士,自称不关心政治、高血脂,孩子在父母的溺爱和许诺下也不争气,自有房产消失于股市

2258.诚实与忠诚

2010.5.6

她只小我一岁,168公分,体重却超过了70公斤。无论年龄,还是身材、容貌,都与我的征婚要求相去甚远,过去这个岁数和条件与我联系的女士还从来没有,我也不会理睬。然而,自称干部子女、也要找干部子女的要求和“我不相信老干部的孩子会成为贪官”的信任吸引了我——互联网上这样的表白和爱情宣言实在少见!于是,在对方没有打开视频的情况下我也与她通了话,并上网查找、核实了她的身份。

她不是一名成功的女士,自称不关心政治、高血脂,孩子在父母的溺爱和许诺下也不争气,自有房产消失于股市,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工农兵学员,现住在父母留下的、走五七回来后分配的、属于兄弟姐妹共同所有的老房子里——这份坦诚倒与我一样,可以看到父辈的身影和与众不同的一面。

她自称看不懂我的许多文章,回忆往事的文章却写的比我还要精彩——她说是发自肺腑原因。还有,就是亲身经历。写得较好的有两篇,其中一篇如下:

唯见青松雪里栽--怀念我的父亲聂长林

我的父亲聂长林一九零六年农历七月初二生人,到今年整整一百岁了。时光转瞬既逝,今天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回忆往事,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二十多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之情居然不肯有丝毫的退去,时常让我感到彻骨的心痛。

父亲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县张家店一户贫苦的农家,家境贫寒。性格要强的祖父母倾尽全力供父亲读了五年私塾。十四岁时,家里无力再供他念书了,祖父便送他到吉林的山城镇当学徒。而祖父自己则到吉林柳河的三源浦镇与他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商铺取名“汇源隆”。几年过去,生意十分红火,慢慢的发展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家。此时的父亲也被召回“汇源隆”与祖父一起苦心经营自己的生意。后来祖父就将全家迁到三源浦落了户,决心在这块土地上开拓自己的事业。于是他请来风水先生,在距三源浦十里开外的二道沟山中选一块莹地,将来故去后就长眠在这里。当时风水先生看中了两块地,对祖父说:“你是希望后人做官呢?还是人丁兴旺呢?”祖父说:“当然是人叮兴旺啊!”于是选择了其中一块莹地。这是趣谈,可几十年之后竟然应验了风水先生的话,我们聂家已经繁衍到近一百口人了。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原浦是铁路沿线的经济重镇,又处于抗日队伍活动频繁的中心区域,日军派重兵严加防守,“汇源隆”的生意急转直下。日本人限制经营品种,伪满官商克扣盘剥。目睹国土沦丧、人民惨遭欺凌的现实,父亲一腔悲愤,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参加了抗日的秘密组织“反日会”。这个“反日会”活动在通化柳河一带,虽然是民间的抗日组织,但实际上同杨靖宇将军率领的抗日联军相同,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联主要是在军事上打击日寇,而“反日会”则是秘密串联群众,在人员、物资、情报方面支援抗联,使抗联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物资保证。父亲的上级同时也是带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刘山,是杨靖宇将军抗联独立师的参谋长。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独立师三次攻占三原浦,司令部就设在“汇源隆”,也就是祖父家。三三年春,杨靖宇指挥部队端掉抚顺日伪警察局。为取得这次战斗胜利,他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他知道父亲是抚顺人,他指示父亲设法搞到市区地图,并了解敌军部署情况。父亲找到在抚顺运输公司工作的舅舅要来一张市区详图,完成了任务。由于日伪的严密封锁,抗联部队缺乏弹药,刘山通知父亲一定要搞到一些子弹,于是父亲秘密联络了几个反日会成员,想方设法和日伪警察交上了“朋友”,请他们喝酒吃饭,趁他们喝得酒酣耳热时,求他们帮助搞些子弹,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父亲搞到了好多子弹,可是有了子弹怎样送到部队上又成了一个难题。当时日伪为防范抗联的袭击在镇四周都修了铁网栅栏,每个人出入都要被严格的搜身。父亲将子弹用布条一条条的缠到了身上,外边再穿上厚厚的棉衣,看上去有些臃肿。出城时,日本人刚要搜身,父亲急中生智急忙拿出香烟递了上去点上火,日本兵朝父亲说了声“要西!”就朝父亲摆摆手放他走了。出了城走了二、三里地,来到一片密林中,十几个抗联战士已经在那等急了,他们不知父亲会不会安全回来,当他们看到父亲回来了,就知道又有子弹了,高兴的了不得,簇拥着将父亲举了起来,又叫又跳。后来杨靖宇将军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告诉父亲以后千万别这样做了,这样太危险。保护好一个地下物资站、交通站可是更重要啊!那时也有很多同志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父亲说每次通过日军的防线与战士相聚的时候就像见了隔世人一般,那种心情是现在的人无法体会到的。杨靖宇带部队撤离三源浦不久有一个叫朱连举的叛徒向日本人告密,说父亲是抗联内线,专门为抗联弄弹药。日军随后即去祖父家抓捕,那天正好父亲不在家,日本人扑了个空,从此父亲再也不能回家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南口扶轮小学任教,并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那是一九三四年,后来任中共南口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父亲在南口入狱。在狱中,父亲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的身份,经过数次过堂逼供,他们始终无法确认他的共产党的身份,加之经过组织的大力营救,父亲在入狱六个月后获释。

父亲出狱不久,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车向忱来到北平,一来为办学开展募捐,二是招聘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加入教师队伍。在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下,东北竟存学校于己于一九三六年在西安成立了,学生中大部分是东北军子弟,还有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当时共产党经过长征来到陕北,为了争取奉命围剿红军的东北军掉转枪口抗击日本侵略军,开展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所东北竟存学校已纳入了精明的共产党领袖的视野。得知车向忱先生来北平的消息,上级党组织立即与东北流亡抗日组织领导人联系,向车先生推荐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共产党员到东北竟存学校工作。一九三七年四月,父亲随车先生来到西安东北竟存中学任训育主任,车向忱任校长。一九三八年学校由陕西迁到风翔。学校在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发展很快,一批批共产党员陆续来到了学校,最多时中共党员达六十多人。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充实了教师队伍,人民音乐家、中共党员张寒辉任学校的音乐教员,他创作的“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很快在全国传唱,引起极大反响。任教其间,父亲带领几名进步学生开办贫民夜校,把当地贫苦市民、喜欢读书的青年人组织起来教他们读书认字,宣传抗日主张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父亲还创作了东北竟存学校校歌:《打到鸭路江边》。歌词这样写道:“清澈溪畔,纸坊街头,团结着一群流浪的朋友。田园被践踏,父兄做马牛,我们怎能含垢忍受?数载飘零血海深仇,忍辱偷生枉为黄帝的裔胄。起来,起来,起来!流浪的兄弟,苦难的朋友,坚定钢的意志,锻炼铁的身手,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先生的指导,同学的批评,要诚意的接受。亲密团结,英勇牺牲,为了抗日救国,打回老家!挺起胸膛走,臂挽着臂,手牵着手,冲出山海关去,策马长白山头!渴饮日阀血,饿啖倭寇肉,不打到鸭绿江边誓不罢休!”张寒晖老师为父亲所做的校歌谱曲,在竟存校园中传唱。抗战期间,东北竟存学校培养了近千名学生加入抗战行列。有位学生在给父亲的一首诗里这样描述:“八百前线燃烽火,三千敌后竟蓓蕾”。竟存学校向共产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很多人成长为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建国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记得父亲曾经与我讲过有一个叫曹炳文的学生,极有才华,但因家庭贫困读完小学就要辍学,父亲牵着他的手去见车校长,车校长特批他免费就读竟存的中学部。曹炳文后来参加革命,到六十年代才找到父亲,他已更名为李冰,时任湖北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是的著名诗人。他给父亲写来一封充满深厚感情的信,还寄来他的两本诗集:《刘胡兰》和《波涛集》。

抗战开始时,宋庆龄等人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筹集资金开办工厂,生产战时急需的各类物资,当时在西安设有办事处。一九三九年底,党组织委派父亲前往宝鸡在工合开办的学校任教,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工合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工合西北办事处情况比较复杂,几个国民党右翼分子反共气焰嚣张,他们严密监视有共产党迹象的人,排斥打击所谓激进分子,致使党的一些活动很难开展,当时父亲也是他们怀疑控制对象之一。这些人想出一个计策,强迫全体员工集体加入国民党,谁不加入自然就是共产党,父亲将情况向地下党组织做了汇报,为了避免被国民党以各种罪名逮捕入狱,组织决定让父亲尽快转移,先到晋东南某地待命,然后去延安。那时家里已经随父亲到了宝鸡,在距宝鸡西三十公里的永清堡安了家。在接到组织的转移命令后,父亲连夜准备行装,母亲在灯下为父亲补衣服。那时父亲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刚满周岁。但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只好离开家。天快亮时父亲悄悄出了门,没想到他这一走竟是他和妻子的永别。由于没留下照片,我无法知晓这位母亲的容貌,但我想象得出她一定是位十分坚强的女性。父亲走后,家里的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我无法想象这位坚强的母亲是怎样以她病弱的身躯来支撑着这个家,抚育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支持着丈夫的革命事业。我对这为未尝谋面的母亲充满了敬意。

父亲离开了家在渡黄河时遇见了一位英国青年乔治•何克,他当时二十六岁,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战开始,他毅然离开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何克来到中国后在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做职员,有记者身份,父亲任职的学校也在西北工合属下。何克会讲汉语,父亲也会说几句日常英语,两个人认识后谈话很投机,父亲便请求何克去宝鸡时去家中看看他的妻儿。何克是一个极富同情心且很讲信义的人,知道父亲是一个地下党,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背井离乡,于是他在不久之后去宝鸡时到父亲家探望。此时母亲因为终日辛劳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家中的生活已经濒临绝境。老三、老四已被送进了当时开办的孤儿院,于是他将母亲送到了当地的医院,老大、老二就由他带回了当时与他朋友,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开办的培黎工艺学校念书。何克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艾黎是董事长。母亲在孩子走后不久在医院与世长辞,死时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更无从知道他两个小儿子的命运将会怎样。在战灾孤儿院里的三哥因为时常吃不饱肚子,加上经常受管教人员的欺凌,便偷偷跑出来去医院找他的母亲。护士不忍告诉他母亲已经死了,只是说母亲已经出院了,于是他又连夜跑回家,一到家一看门锁着,邻居告诉他母亲已经不在了,他便嚎啕大哭起来,何克惦记着他们母子,便与艾黎一块跑回来看望他们,一见他们的母亲已死,家已不复存在,于是去孤儿院接回老四,带着老三一块回到学校,从此何克和艾黎象父亲一样抚育着这四个孩子。后来培黎学校迁往山丹,一九四五年何克不幸染上破伤风逝世,年仅30岁。孩子们失去了何克,悲痛万分,从此这几个孩子经常带着几样何克爱吃的东西到他的坟前与他说话,老四那时还很小,天真的与何克说悄悄话,“你出来呀,你变成小蜜蜂飞出来看看我们啊。”何克死后四个孩子就跟上了艾黎,一直到全国解放。

父亲离开家后就由组织送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又被派回晋东南抗日前线,任工合游击队政委。关于父亲在晋东南的生活他和我讲了许多许多,而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鬼子大扫荡,父亲他们在山里还没来的及转移,被围在了山里。和鬼子硬拼突围,敌众我寡,显然不行。于是决定分散隐蔽,等鬼子走了再集中。父亲和几个同事隐蔽在一个村庄的后山,这里山多林密,鬼子轻易不到山上。地方组织派一个叫李铁毛的民兵做他们的向导。天亮时,一大队日军占领了那个村庄,然后便向后山搜索。父亲躲在茂密的矮树丛中。不多时一队鬼子端枪向父亲躲着的地方搜过来,当鬼子搜到距父亲五十米时,父亲将手榴弹从腰间拔了出来,准备与鬼子同归于尽。这时,躲在父亲身边的李铁毛突然嗷嗷大叫着跑了出来,挥着枪向右面的山坡下跑去,那队鬼子追了过去,随即响起了一片枪声。父亲的眼睛湿润了,他想铁毛为了救我们肯定已经牺牲了。午后鬼子撤了,大家来到约定的地点,竟然看见铁毛毫发无损。原来这个机智勇敢的小伙子是当地人,对每一条小路都非常熟悉。他放了两枪引开了鬼子,顺着小路向右面的沟跑去。鬼子追了一阵,怕遇埋伏就不敢再追了,事后父亲向地方组织给铁毛请了功。父亲离开村庄时还将身上仅有的几快大洋和一块洋布送给了铁毛的母亲。老太太流泪了,说你走了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了。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找他,可是由于工作忙,加上对当时的村名不太熟悉,一直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上了大学,我有一个同学是晋东南人,我也托他找过铁毛叔,但始终未果。父亲常说,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掩护,我早就没命了,也就没有你们这一大堆了。我深深的思念这个没见过面的铁毛叔叔,我想他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把对他的思念之情寄托在我的山西晋东南的同学身上,我和她一个农村的孩子成了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我还非常喜欢与山西人交朋友。

一九四二年父亲奉命重返延安,在中组部工作,亲历了延安整风。因为父亲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经常蹲国民党的监狱,他也被当作叛徒、特务对待,交代问题、挨整,最后被解放。父亲所在支部斗争十分残酷,为了让他们说出自己的问题好几个人被拉到河边假枪毙、骑木驴。父亲显然不爱提起这段伤心的往事,只是说后来毛主席在延安礼堂给大家鞠了躬、道了歉、陪了不是,大家都落了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央召开中直属群英大会,父亲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特等模范工作者。获此奖项的一共四人:毛主席的警卫员,朱总的卫士长,办公厅的张子良和父亲。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参加了群英大会,毛主席为奖状书写了“特等模范工作者”的题词。毛主席逝世后为收集他的题词真迹,辽宁省博物馆的同志找到我家,把奖状借去拍照存留,这是父亲一生引以骄傲的殊荣。

抗战胜利后,父亲作为第一批赴东北的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过晋、冀、热三省到达辽宁。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大批部队进关后占据了南满交通沿线主要城镇,中共部队退守北满,辽东省政府以通化地区为中心活动,国共展开拉锯战,父亲在通化地区经历了四保临江战役,这时他结识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彭晓晨在伪满国立女子高中毕业后工作在柳河银行。国民党打到柳河,她随银行一起撤退到临江,与父亲同在柳河工作又是老乡,经友人介绍两人相识结婚。听母亲讲,他们结婚时只有一床盖不住脚的破棉被,妈给爸买了一双新袜子就算结婚啦。一讲这事我妈就开心的笑,我真羡慕这样的爱情。

一九四八年春,父亲作为庄河县第一任县长赴任。一九四九年调回省政府担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兼任辽宁省供销社主任,从此一生从事财贸工作。

一九五三年春,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我们全家人由丹东迁往沈阳,父亲开始在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处长,不久调任东北合作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一九五四年以后父亲一直在省里工作,先后任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省财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父亲一生为辽宁省的财贸工作和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工作笔记和手稿满满的装了一大木箱,文化大革命时父亲烧掉了这些东西。父亲从不和我们谈起工作的事,但父亲的清正廉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还是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遭遇了天灾人祸,有一次父亲出差从丹东回来一进门便将我门几个孩子叫到了一起,每人给了一块“好吃的”,我们放到嘴里,硬硬的,咬不动,难吃极了。我们刚要吐,父亲厉声说:“吃下去,灾区老百姓有这东西就不会饿死!”我看到父亲眼里含着泪花,表情难看极了。听他讲灾区路边有很多用破席子卷着的死人,作为掌管一省财贸工作的领导,他一定非常痛心,但当时他是左右不了这种局面的,我们乖乖的把这叫“代食品”的东西咽了下去。我记得那时我们吃的也不好,有时也吃榆树钱和玉米面的窝窝头。父亲作为财贸口的领导完全可以用他的特权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好过一点,可是父亲从来没有搞过特殊化,也不许他手下的干部做这些事。一次,有一位干部请示父亲说省糖业烟酒公司有些库存物资可以处理,春节快到了可否给财委的同志分一点好过年,父亲说: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我们管钱物的不可以搞近水楼台哦!那时作为品尝,他们是可以分到好多外边没有的东西,可父亲从来不允许。送来了糖果,他们只允许吃一块。那时好多干部对父亲都有意见,可后来他手下的干部说要不是聂主任,文化大革命我们可就惨了!是啊,文化大革命中财委的干部竟没一个被抓小辩子的,更谈不上犯错误的了。父亲去世后组织给他很高的评价,其中“一尘不染”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也和所有人一样无法逃过这场灾难。省里有问题的老干部全部都被强行集中在八大局院内办学习班,交待自己的问题,学习期间不可以回家,工资冻结。每天还要被“造反派”拉去批斗,还要打扫院子。我时间长了看不到父亲心里很惦念他,知道学习班离我家不远,就和弟弟商量去看看他。于是我们给父亲带几件换洗的衣物,又买了他爱吃的榛子高高兴兴的去了。来到大院门口,一个看门人拦住了我们,我们说明来意,那人蛮横的说“不行,不许探视!”我急了,和那人吵了起来,那人一拍桌子:“怎么?刚刚出个庞公子大闹革委会,你还要来个聂小姐大闹学习班啊?”原来前几天省组织部庞然部长的儿子因为什么事情在革委会门口和把门的理论一番,事后庞部长被狠狠的整了一通。我知道其中缘故就不敢再吱声了,生怕再给爸爸找麻烦,但我也不走开就站在那哭,后来那人看我哭的可怜,就叫我们进去了。我们拿着东西走到院中,远远看到爸爸在那扫院子,他看到我们,急忙用手捂住了左胸,当他接过东西转过身去不经意放下手时,我清晰的看到他胸前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的“大叛徒聂长林”,我惊呆了,我心象被刀割开了一样,看到我要哭出来了,父亲安慰我说“不要难过,会弄清楚的,相信爸爸!”我当然相信爸爸,我们从小就听爸爸讲他的战斗故事,爸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他几次出入国民党的监狱,和敌人不屈的斗争,真的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活下来的,如今遭此不公真是没有天理!爸爸说:“回去告诉你妈,我很好,不要挂念我。”离开父亲,我们一路哭着跑回了家。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号召知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家一天走了三个,我十六、我二姐十八、大姐二十。那天学习班破天荒给了父亲一天假,让他到育才学校去送我们。他那无奈而又悲伤的眼神一直紧紧的盯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车快开的时候,我看到他一只手扶着树,另一只手捂着眼睛,我想他可能流泪了。是啊,我们都那末小,正值青春大好年华,爸爸在延安时的老同志在部队任要职,多次来信叫我们去当兵,可父亲还没解放,他一定认为是他牵连了我们。看到他深爱的三个女儿有书不能念,有军不能参,有家不能归,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记得父亲曾给我讲在抗大时父亲在第九班当班长,那时主席特别重视学员的学习情况,经常检查学员的学习笔记,从中发现优秀学员加以重用,一旦接到通知父亲就骑着马将他们班学员的学习笔记给主席送去,毛主席还和他拉几句家常嗑。那时,父亲多末想毛泽东能像在延安整风时那样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干部说上几句公道话啊?父亲是一个脾性刚烈、耿直的人,面对造反派的无情批判和斗争他总是强忍怒火压抑着自己,但当他们让他交待如何叛变革命的问题时,父亲立刻义正词严的反驳他们:“三十年前我蹲的是国民党的监狱,我一没出卖组织,二没出卖同志,是党组织营救我出狱的,难道就因为我活着,就要蹲共产党的监狱吗”?这话在当时简直是胆大包天、大逆不道。父亲义正词严反驳更加激怒了造反派,得到的是更加残酷的批判和斗争。我无法想象父亲是怎样熬过的那些日子,可能他是在想总有一天党的政策的阳光会照到他们头上。

建立了革委会,省直机关大批干部被派到盘锦五七干校劳动,父亲是戴着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头衔走的,那一年他已六十二岁,没人把他当老年人对待。派给爸爸的活是拉水车,他每天要往返二十多华里拉来洁净的水供他们自己食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到了晚上,还要站着挨批斗,连年三十都不能幸免。爸爸将那天批斗他的情景和心情写了一首诗,在妈那存放。晚上爸爸给他们烧好了炕,自己只能睡炕梢。炕很大,炕梢是很凉的,我想他的病就是那时落下的。

五七干校结束,毛主席又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那时父亲已被宣布解放,他被按着老红军的待遇安排在辽南小镇熊岳城,和他同去的还有东北局和省委、营口市的七八个老红军。在沈阳时我家是一 座日式小楼,且有自己的锅炉房、防空洞和鸡房,院子也非常大。搬家时省里派来送爸爸的小邢叫来两辆代斗的大卡车。他一再告诉爸爸那儿啥也没有,一定要把东西带全,还要拉一车煤,不然到了那没法生活,还说这是组织上允许的,可车开的时候我看到连半卡车都没装满,就几个行李卷、几箱书、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和一些花盆。他说:我就这些东西,比以前搬家多多了。不是我的,一根草也不要!以前搬家,家具公家都给配好了,这回可是下乡啥都没有,不过我们都不敢说什么,爸的脾气我们都知道,说也没用 。到了熊岳果然和小邢说的一样,就两间半房,和别人家同用一个厨房,是那种烧炕的大锅灶。由于小邢的到来父亲特地多做了好几个菜,做好了饭菜竟找不到一个摆碗的东西,后来爸用一个大锅盖放一个小马扎上就是饭桌了。小邢是爸一手提起来的干部,他有文化人也聪明,他对象也是爸给找的,还当他的证婚人。他爱人很漂亮,我们走的很近,象一家人一样。文革中,我们满以为他会关照爸爸,没想到他对爸爸最狠,还打过爸爸。面对着这一桌好菜,看到此情此景,小邢低下头流泪了,他哭的很厉害,边哭边说:“聂主任,我对不起你啊!”我不上桌,我不会原谅他,我趴爸爸耳边说:“鳄鱼的眼泪!”事后爸爸对我说:是这场运动扭曲了很多人的心灵。他还年青,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可是我就不原谅,我一直不理他。全家搬到熊岳后我就从开源转到熊岳公社李屯大队插队,第二年抽调到熊岳气象站工作。父亲到熊岳后没有事情可做,他看到当地闲散人员很多,而且日子过的很是拮据,好多人年轻轻的就那末闲呆着,于是他给他的老部下写信求他们帮忙购买了机床变器等设备,办起了街道工厂,有机械加工、电焊、汽车修理,还有缝纫点。好多没文化的家庭妇女也都有了工作,解决了好多人的就业问题,小工厂的效益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国营企业,他们视爸爸救星一般。弟弟上大学时,缝纫社的阿姨给弟弟做了一套衣服,爸爸将高出很多的钱叫弟弟送去,那几个阿姨说我们要钱还算是人吗?可后来她们自己也说这老头买豆付都站排,太认真了!于是接受了衣服钱。她们亲热的叫父亲“老聂”,我也跟着父亲借光。大家对我非常好,和爸爸一样戏称我“三小姐”。在熊岳那几年生活挺苦也不习惯,可心情很好,也很快乐。

爸爸在单位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领导,在家是妈妈的好丈夫,我们的好爸爸,他对我们是即严厉又痛爱,我们一旦有点病他就急的不行,夜间总是要起来给我们喂药,还叫阿姨给我们做点好吃的。平时他工作很忙,一周也难得和他说上几句话,只是有病了的时候,他就抱起你来喂药,这时我们就感到特别温暖,有时我真想装病叫他抱抱我,和他耍耍娇。可他检查我们学习成绩时可从不不含糊。成绩好时,他就表扬鼓励你,不好时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他经常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如孔融让梨、苏武牧羊、乌鸦反哺、马不欺母,等等。教育我们要尊重、孝敬老人,还经常提醒我们要将老师视为父母。他搞地下工作时已经在学校当教员了,也是桃李满园。他学生的学生还到过我家,代他老师来看我爸,可见他的学生和他的感情非同一般,我爸就是他们的师爷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家给我的老师写大字报,还没写完就被爸爸发现了,他大怒:老师教你们学文化,学做人,怎么还教出仇啦?没良心的东西给我滚!我吓坏了,赶快跑了出去。要不就要挨揍了。后来我到学校还是把大字报写了也贴出去了,这件事叫我后悔了一辈子!就是现在我得罪了教我知识的人,也老是深深的感到不安。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聂家的九个孩子,如今我们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的四个哥哥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在电业、冶金、农业、石油行业默默的耕耘,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的大姐考上了文艺兵,后来转业到人民大学,通过她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大学文凭;我和二姐还有大弟都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因为底子薄,没学到更多的东西,也都凭借自己的努力,补课、回炉,增加了好多知识,在各自的岗位上踏实工作,获得了中高级职称;我的小弟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做领导工作。我们真正秉承了父亲的优秀的品行:正派严谨、洁身自好、不会阿谀奉承、不谙官场之道。我们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诲,健康的成长着。我四个哥哥对他们的养父路易•艾黎也尽到了做儿子应尽的孝道:艾老一生没有结婚,可晚年并不孤独,每到周六在京的哥哥就带他们的孩子到他家陪他。我哥的孩子丫丫和小龙、小青更是他的开心果——他们的到来使艾老高兴的跟孩子似的。文革时我们去看他,他对我们说:要是没有你哥他们我早就闷死了!我奇怪他的中国话咋说的这末好?后来才知道他二十多岁来到中国就没回去过,他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宋庆龄称他是“白求恩似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是艾老的八十寿辰,邓小平主持寿辰并至寿词,席间艾老将邓小平带到哥哥和他们的爱人、孩子面前介绍说:“这是我的家人”,小平一一和他们握手、照相。遗憾的是父亲这时正在北京住院,不能参加寿宴,他写了一首诗送给艾老,对他的八十寿辰表示祝贺,也对他抚养他的孩子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艾老八十五岁以后四哥便住到了他家,白天上班,晚上就陪着他,和工作人员一起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一直到他九十一岁过世。四个哥哥年幼时被两个外国人收养的传奇经历曾被国外一家全球杂志登载,一位美国影视编导看到后试图将其改编成电影,那时我的二哥正好在美国,于是他就找到二哥,说明来意,并说公映后可给他们数百万美金,但遭到哥哥们的一致拒绝,他们认为:艾黎与何克之所以收养中国革命者的孩子完全是出于一种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他们与那些外国编导的世界观道德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决不是金钱可以换取的。如果这些事情叫他们编的不伦不类,社会效果将难以预料,也有违两位国际友人的意志,这是万万不可以的。艾黎逝世后,为了纪念这俩位国际友人,中央电视台制作了纪实性的电视连续剧《艾黎与何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哥哥们为此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分文不取。

一九七六年我被单位选派到南京气象学院念书,那时妈妈早退已调回沈阳工作,想到我走后家里就剩爸爸一个人了心里就特别难过。熊岳的六年我得到了其他兄弟姐妹不曾得到的父爱:刚参加工作时我只有十九岁,晚上出去观测要走好几十米,一个人害怕极了,那时我一值班爸爸就陪着我,一直到我习惯了他才放了心。每次下班回来,热呼呼的饭菜就端上桌来,每次出差回来,爸爸都上车站接我,远远的看到爸向我招手,心里真是温暖极了。他若出门回来,漂亮的衣服和皮鞋是一定要有的,他老是把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好像把这末多年应该给孩子的温暖全都补到我的身上。我是带工资上大学,三十八元六的工资足够我的生活费了,可他每月都给我寄二十元钱,我的生活费比我的大学老师的工资还高。他每周都给我写一封信,鼓励我要好好学习、要求进步,他的信在他过世后都叫我封存起来了,我不敢看它,一看就要掉眼泪,后来就把它们烧掉了。我想就是现在,我五十多岁了,我也不敢看他的字迹,看他的信就像他在和我说话,我无法排解对他的思念,这滋味是太不好受了!

一九七七年冬天,爸爸患膀胱癌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爸爸怕影响我的学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知道时他已做完手术了。那天爸爸的病情不太好,家里人商量给我发了电报,我接到电报就赶往北京,下了火车,哥哥姐姐都来接我了,那时我还不知道爸爸患的是癌症。当姐姐告诉我实情时,我的心象掉进了冰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爸爸刚刚七十多一点,平时啥病都没有,去海边回来他车骑得比我们都快,等我们到家时他已烧好了饭菜。四人帮倒台以后他还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呢!去医院的路上我想了一路哭了一路,到了医院一进屋我趴在爸的身上不肯起来,爸看我难过的样子安慰我说:还死不了呢,还要工作呢!是啊,整整十年,好不容易盼到可以为党工作这一天,他却挺不下去了,爸爸一辈子哪过过一天好日子啊!想想爸这末多年被人欺辱、折磨,如今又要离开爱他的家人而去,我的心象让人撕裂开一样。一天,爸背着妈给了我二百元钱,他知道我大大咧咧的不会过日子,生怕他走后我会舍手,他放心不下我,他说他走了家里少了收入,妈还要供弟弟读书,不会给我钱了,要我学会过日子不要大手大脚的,我哭着接过爸给我的最后一笔钱——这也是爸对我的偏爱,是其他孩子没有享受到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爸爸终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去世后,省里超规格在省青年宫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使家人和亲友深感安慰。在外地的许多爸的老战友、老朋友纷纷发来唁电,父亲在延安时期的老朋友蔡天心、江帆夫妇写一首诗吊唁父亲:“雾漫苍空雪侵林,熊熊烈火识真金,了遥望辽天殇君逝,满腔悲恸泪沾巾。”父亲的一生他自己没有多少记载,他写的自传封存在党案里也无从查找。去世后组织上写的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与了极高的评价,我以为父亲的一生应该是成功的一生,是无怨无悔的一生。他忠实实践了他树立自己信念时所许下的诺言,做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事情而没做一件共产党人不该做的事情,看是简单,实则不易;看似平凡,实则宏大。正是有了像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人的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强盛的中国!

父亲的晚年不免蕴涵着一些悲剧的色彩,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蒙受的屈辱并没有使他放弃他的信念和追求,他所想的不是“达责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是长怀忧国忧民之心。无法做大事,就为群众做一点一滴的小事,而不是享受闲云野鹤、世外桃园的生活,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一九八零年冬,父亲最钟爱的学生、作家、诗人李冰来沈公出,令他最遗憾的是未能和他的恩师见上最后一面。遗憾感慨之余,他信笔写下一首诗给母亲:“火神庙前下课后,两鬓霜染我才来,恩师已去无处问,唯见青松雪里栽。”是啊,我的父亲就像一棵苍松,矗立在关东的山野里,自然、挺拔,而又无畏。

我爱我的爸爸,我崇拜他,我想念他。(引用全文结束)

文章表达了女儿的思念和崇敬,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和高风亮节,及她为什么要找干部子女的原因。

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她父母的身影,从她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父母的身影,从我们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后代的深深烙印!


本文内容于 2010-5-6 10:30:39 被地对地导弹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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