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抗日战争的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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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方面称之为日中战争,是日本对华侵略、中国反侵略的大规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大陆。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侵占中国东北,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日本除了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又相继在华北、上海等地多次挑起军事事变,而中国政府的妥协政策使这些冲突没有进一步扩大。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发生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的妥协政策走到了尽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除了苏联的有限援助,中国几乎是在独力对日作战。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与美国、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轴心作战,中日战争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1945年8月9日,苏联也加入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


战后,中国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之一成为了新建立的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据估计约有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战争。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再次陷入国共内战,在抗日敌后战场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在这场内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参 1]。


[编辑] 释名

[编辑] 中方

“中国抗日战争”,也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人习惯简称为“抗日战争”或“侵华战争”、“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也被称作“八年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中正于7月31日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算起),另一种讲法为“十四年抗战”,认为抗日战争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算起[参 2]。


[编辑] 日方

这场战争,在现在的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当时,日本的前身大日本帝国,把“珍珠港事变”以前的中国抗日战争称为所谓的“支那事变”或所谓的“日华事变”,原因是当时大日本帝国并未和中华民国相互正式宣战,因此“原则上”并非一场战争。[参 3]“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大日本帝国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


[编辑] 战争的前奏

[编辑] 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参见: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的其中80%用来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占有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从而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应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参 4]。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东北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当时驻防沈阳的是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而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声称奉了蒋中正的“不抵抗”命令,严令部下不准对日军作战,翌晨全城即告陷落。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等抵抗日本军阀侵略,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防司令)等。


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侵略。


[编辑] 日本加紧侵华

参见:一二八事变、长城抗战及绥远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守军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蒋中正也立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但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29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17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军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中国守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


[编辑] 中国地方割据及分离主义

正在南方“剿共”的蒋中正闻讯后,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并立刻返回南京筹商御侮救国之计。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中共除了于1929年11月喊出“武装保卫苏俄”口号主张让中国苏联化,并支持苏联分裂肢解中国的蒙独、**政策(具体表现为,承认民族自决权,可“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而日本也有类似的分裂中国政策)。


参见: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事变、一二九运动、七君子及西安事变

1933年10月2日,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在瑞金草签《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2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民政府闻讯后抽调十多万人,以蒋鼎文为统率讨伐第十九路军。1933年12月3日,中共召开第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要派兵支援第十九路军,会后因十九路军曾参与第二、第三、第四反共围剿等血债,12月5日,中共中央转而不支持中华共和国政府[参 5]:65-68,未得到中共应有即时的军事支援,中华共和国迅被平定。


[编辑] 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正遭到围剿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二九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中共和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同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但蒋中正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反蒋主张。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中正实施“兵谏”。共产党闻讯后欣喜若狂,誓言将能一举清偿上海反共清党的血债;不料张学良在看了蒋介石日记后深感愧疚无意杀蒋,斯大林亦发来电报,强硬要求释放蒋介石[参 6],最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苏俄指示,与国民党间和平协商解决问题,共产党后来也转变了看法,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关键因素之一[参 7]。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自愿被蒋中正收编瓦解。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


[编辑] 中国政府的国防准备

蒋中正开始加速进行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编辑] 全面战争的爆发(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编辑] 卢沟桥事变

参见:七七事变及平津作战


1937年7月,中国第29军士兵在卢沟桥向日军还击

1937年7月,中国最高统帅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谈话]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华北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卢沟桥事变原本可能像之前中日双方在华北的一系列冲突一样,以中国方面的妥协告终。但到了7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决心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而东京方面则决定将中国政府排除出华北。经过激烈战斗,日本在7月底占领了平津地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参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宛平进行军事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绝之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第29军吉星文团奉命还击。事变发生后,中国在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前往天津与日军谈判,幻想以妥协换得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南京政府则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一方面通过第三国外交试图阻止日本侵略,另一方面针对事变扩大进行军事准备。11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将事变升级为“华北事变”。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中国对日本退让的底线以及准备全面抗战的态度。红军以及四川、广西、山西、青海、云南等地将领在事变发生后一致表态拥护政府,要求共同抗日。19日,宋哲元向日军妥协,准备将北平守军撤往保定,并承诺阻止中央军北上。24日,宋哲元收到中国政府关于日军增兵华北的情报,在了解到国内抗战呼声和政府的抗战决心之后,开始准备抗战。但日本朝鲜军和关东军增援各部已经到达进攻出发位置。25日,日军攻占廊坊车站。26日,日本中国驻屯军获得参谋本部的动武授权,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日军当天在北平广安门与中国军队交火。27日,日本陆军下令华北日军进攻整个平津地区,并以3个师团增援华北,另各派1个师团前往青岛、上海。28日,日军攻占南苑,中国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月底,日军攻占天津、北平,第29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作战结束。


[编辑] 中日进入全面战争

日本占领平津之后,7月31日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编辑] 华东战场

参见: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及花园口事件


图为《中国娃娃》:淞沪会战中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

1937年的南京,自发组织的人们在埋葬死于日军屠杀的中国儿童。

黄河花园口决堤,导致黄河下游部分地区交通全部中断,起到了阻碍日军的推进的目标,同时造成数百万居民遭受水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军队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来源请求]8月13日,冲突爆发。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中正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守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来源请求]


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向中国首都南京进攻。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中国守军“突围”,南京城随即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打击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杀害无辜的中国人约三十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中正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国民政府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第10师团与第5师团攻势遭到滞迟。但这场胜利对徐州战场并无决定性成果,逃离包围圈的日军仍持续自南北两线对徐州战场进行包围,最后国民革命军避免遭到围歼黯然退出徐州。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使得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参 8],因此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以及知情民众对国民党做法的抵触。参与会战的中国军队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编辑] 华北战场

参见:太原会战


1937年10月,太原火车站,中国179旅开赴前线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制定了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企图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和绥远,待保定作战之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


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路东段向察哈尔发动进攻,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参 9]:212。中国方面为加强华北的防御,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绥路东段防御。8月7日,中国第13军进入南口阵地。11日,日军即以主力向南口展开攻击,并以一部侧击南口西侧的长城防线。中国军队经激烈战斗仍未能抑制日军攻势,8月下旬,怀来、延庆、南口、张家口相继失陷。29日,日军两支进攻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继续进攻。9月11日,中国第299团孤军坚守天镇一周后失守。13日,大同中国守军不战而走,日军进占大同。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10月,日军又相继攻陷绥远省会归绥和重镇包头。平绥铁路作战至此结束,日军完全控制了内蒙并解除了其华北主力进攻河北、山西的侧翼威胁[参 10]。


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的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并决心与东线平型关当面日军决战。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协议派出第18集团军林彪115师、贺龙120师配合第二战区作战。25日,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歼灭日第5师团辎重部队千余人[参 11]。这场战斗是国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的首次协同作战,即取得抗战以来对日军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参 12]:426[参 13]。在双方于东线平型关苦战的同时,29日西路日军攻占繁峙,遮断了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的退路,阎锡山被迫下令南撤五台山地。10月初,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一带作战。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的正面守军与敌后18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给日军重创,日军在晋北陷入苦战[参 12]:434-452[参 14]:12。由于上海方面战事扩大,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以抽调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军第20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纵队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中国第26路军依工事顽强抵抗。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对溃退的中国守军展开追击,30日占领晋东阳泉。11月2日,晋东方向的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以保卫太原[参 12]:470-475。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35军独守太原。5日,日军从东、北两面逼近太原城郊,8日总攻,经过激战在当晚突破了北面城垣,傅作义率部从城南突围,9日太原陷落。


[编辑] 华中、华南战场

参见:武汉会战及广州战役


常德会战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国民政府军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中国军队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军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但到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中正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编辑]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编辑] 日本政策的转变与分而治之的策略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鉴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与所剩无几的战略资源和后方的不安定因素, 日本知道它没有能力管理所有占领了的中国国土,所以在这段时间中日本支持中国人成立傀儡政权[来源请求]。先后于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两年后,于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隔年,于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参 15]:21,发行钞票。后来日本又在占领区设立了亲日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的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在蒋中正的坚持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终没有向日本投降。 同时日本的作战方针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并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不同名义的与日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来源请求]



1939年国民政府军行军走向前线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劝说,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来源请求]


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来源请求]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参 15]:132。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同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随即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召集人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并抨击在国民党执政下,毫无政治自由可言[参 16]:124。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中立条约,其宣言另附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共也立即为此发表社论支持[参 17]。


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政府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编辑] 敌后战场的发展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来源请求]


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形式迥异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并使战略部署回复到会战前。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着手设立边区政府、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1940年夏,蒙古族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图为蒙古骑兵在抗日战争时的训练。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政府军的地方部队。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国民政府敌后大规模扫荡,国民政府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也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共产党利用其游击战的技巧,生存下来,利用这种“真空”迅速发展。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至1940年7月,共产党部队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与国民政府军起冲突。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以彭德怀为主的部分将领未经共产党中央批准就发动百团大战[来源请求],初期动员了22个团,主要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后又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加入,据共产党所称共消灭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俘虏约两万人。但共产党方面的军队也遭到一定的的损失。


中共新四军与当地国军因发展敌后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等问题多有冲突,而其背后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直接指使。1940年10月,中共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袭击苏北韩德勤部队[参 18],韩德勤部89军全军覆没。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产党部队新四军9000余人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政府军7个师8万余人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参 19]。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来源请求],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有时更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撤退,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华北日军因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中条山战役、一号作战,以期消灭中国有生力量。


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发起车桥战役,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生俘24人)、伪军483人(生俘168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此次战役成为新四军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的开始,新四军在这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通过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新四军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1]


[编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大陆战场(1941年12月-1945年2月)

[编辑] 同盟国与战略反攻


国军在鄂西三峡地区行军

开罗会议三巨头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先前与日本签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以租借法案的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来源请求]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想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的惨剧,远征军第5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200师师长戴安澜战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


1943年11月,中国蒋中正委员长及夫人宋美龄,美国罗斯福总统,英国丘吉尔首相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98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运输船队遭美国猎杀使得战争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结果日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方先觉自杀未遂,后被俘。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中国守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相持局面而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日军侵华的一号作战计划,则因潘汉年即早侦知情报,让延安几乎未受日军攻击。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雷多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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