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两道勾结太深?深圳声势浩大的“打黑”悄然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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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深圳打黑一月高举之后轻放   日前,一位在深圳、东莞拥有多家公司的台湾老板对记者说,过春节以后,有时想从东莞的总部带客户到深圳去放松一下,但那些在深圳开KTV或桑拿的熟人却总也联系不上。    “偶尔打通电话,他们都说在东南亚或台湾出差。”这位台湾老板说。他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最近看到报纸上“打黑”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做这一行的,大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背景,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总是能够提前嗅到。”    3月30日,深圳市召开“打黑除恶”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从即日起深圳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

深圳打黑一月高举之后轻放


日前,一位在深圳、东莞拥有多家公司的台湾老板对记者说,过春节以后,有时想从东莞的总部带客户到深圳去放松一下,但那些在深圳开KTV或桑拿的熟人却总也联系不上。


“偶尔打通电话,他们都说在东南亚或台湾出差。”这位台湾老板说。他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最近看到报纸上“打黑”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做这一行的,大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背景,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总是能够提前嗅到。”


3月30日,深圳市召开“打黑除恶”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从即日起深圳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警方当日透露,深圳已有67名黑恶势力犯罪分子被宣判,其中最高获刑者入狱20年。


一个月后,深圳警方向记者表示,目前已发现了多起关于涉黑势力的线索,警方将根据这些线索继续调查。


随着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的临近,深圳警方表示,打黑风暴还将继续。


潜规则“保护费”


在深圳做生意,不管你做什么,同时也不论大小,如果不向控制地盘的涉黑团伙缴纳“保护费”,人身财物都有可能遭遇不测。


记者在深圳罗湖区文锦北路水贝市场旁边的一条小巷里见到了正推着自制手推车卖菜的郑玉泉。


郑玉泉一般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5点到达附近的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菜,然后再拉到这里来卖。


“今天菜卖得好,但也只刚刚挣够管理费。”郑玉泉说。当天早上,他卖菜的收入近50块钱,扣除成本折耗,纯利润在20元左右。


郑玉泉提到的“管理费”,就是向涉黑组织缴纳的“保护费”。


“在深圳,尤其是在关外,不管做哪一行,缴纳‘保护费’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郑玉泉说。


今年38岁的郑玉泉,原籍河南周口,在深圳打工已经15年。其间曾经在关外宝安区的沙井、龙岗区的布吉等地开过饭馆、网吧和发廊,由于不堪“保护费”的侵扰,最后都是不得不关门走人。


郑玉泉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在深圳做生意,不管你做什么,同时也不论大小,如果不向控制地盘的涉黑团伙缴纳“保护费”,人身财物都有可能遭遇不测。


在深圳,特别是在特区之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商家被收取“保护费”的新闻屡屡被媒体曝光。有时直接以街道或村社收“管理费”、“治安费”的名义强行征收,稍有不从,轻则财物被砸,重则人身安全难保。


郑玉泉表示,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他多年打拼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产,经过反复折腾后损失殆尽。但生活还得继续,他不得不带领家人重新寻找生活来源,目前做点小本生意,靠流动摆摊卖菜为生。


尽管每天要辗转几个不同的地方,还要随时提防城管的出现,郑玉泉仍然认为:“比在关外好多了,保护费每天只有20元,而在关外,可能50元都打不住。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负责这个片区的涉黑势力是河南籍的老乡。”


在深圳,一些涉黑团伙一直以来都具有地域化的特点。根据公安部门人士的分析,呈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深圳这样一个户籍严重倒挂、流动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的认同感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远比其他城市重要。


在基层,黑恶势力与政府的管理总是纠缠在一起。黑恶势力的强大让基层管理者也难以招架。一些基层管理者为了工作,有时不得不跟黑恶势力搞好关系,甚至借助黑恶势力的力量。


一个靠近关口的街道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他们管不了当地的小贩,又要向上级汇报工作成绩,就请当地的黑恶势力代为“摆平”。不消几天,小贩被整治得妥妥当当。由于小贩减少也间接减少了黑恶势力收取保护费的利益,该街道办掏出一笔钱补偿了他们。


(转自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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