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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极权博弈变奏,人民币的升值之日,即是美元的全面贬值之时。美国借赖账以重振经济,迫使人民币升值是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中国要浓缩国内货币的膨胀压力,同样也需要就借助“明升实贬”路径。

因此,单纯地从货币或金融层面论及奥巴马政府及国际社会威迫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实际意义。在汇率游戏的桌面下,“舒默议案”更能接近事实的真相。《美国需要一个制造业政策对抗全球竞争》的建议,期待于奥巴马政府如何恢复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这里忽略了两个前提,一是美国不是政策驱动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美国制造业的沦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几乎毫无关系。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源于美国全球化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体系的形成:美国把含金量最高或产业控制枢纽的最高端放在了本土,而把价值最低、污染和资源浪费最严重的中下游倾泻到新兴经济体。

这一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完善,承载着美国经济极权战略役使全球的深层使命:通过贸易保护规则等做掩护,以产业链上游绝对控制和下游销售终端规模化制胜,实现对世界的产业定价权。通过不同形式的行权手段,掠夺和控制处于产业组合劣势的国家和市场的财富。假设没有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美国制造业的这一尴尬境地仍将被长时间掩盖。华尔街金融震荡不但动摇全球金融业,也震撼了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所有国家和市场。中国首当其冲,美国也被捎带。如同美国任意放大日本丰田召回事件的影响一样,130位议员的“情愿书”,同样是美国安抚或蒙混老百姓的花招。只要稍微冷静一想,美国人民就会发现,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多数贴着欧美的商标。中国人民只是从中赚了点血汗钱,而这些被制度性阻断的“酬劳”最后还换成了美元“垃圾”。

与此同时,所谓美国制造业的沦落,使以“底特律们”为代表的阶层丧失了就业机会,始于美国信贷驱动模式的难以为继,累及实体经济陋相毕现,最终又回到了金融或货币问题本身:结果就是只能再从金融或货币寻找突破口。

而中国在减轻或化解汇率或人民币升值压力方面,最根本的是本土的国家产业投资战略铺陈,而不是临时性的讨价还价。假如说市场不是政治,那么产业肯定是赤裸裸的极权政治的化身。未来世界想要最大限度地相安无事,建立平等合约体制下的多极世界,是最优选择。

本文内容于 3/24/2010 9:38:33 PM 被st9552222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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