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试论封建时代的蕃封——兼与robin00网友商榷(国史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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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quuott]EI14aMX3MsTghSTBlhZEkQ%3d%3d[/quuott] 以藩王出镇地方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有传统的,这个归根结底是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的。对于帝王(特别是王朝的开国帝王)来说,自己的王朝在未来是亡于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或是权臣篡位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他那一家一姓失去政权,再也不能作为君临天下的天子执掌大权,作威作福;而且,作为封建王朝灭亡的一个后果,皇帝的家族一般都会被斩尽杀绝(从秦开始的中国封建王朝在2000多年里只有很少的亡国皇族逃过了这样的命运)。因此,

 以下是引用robin00 在第15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5v 在第13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robin00 在第12楼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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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名将都留下的话~就不会靠分封亲王来守边界~而且老朱分封的亲王除了少数之外其他人并无多少军事才华~说明老朱的政策并不成功~试想~李文忠、傅友德一类的悍将一直镇守边界的话~亲王反叛就可以根本避免~而且分封的大量皇族也给明朝的税收加重了负担~


以名将镇守边关是根本不可能的,朱元璋如果这样做的话,明朝的历史可能会短许多。道理很简单:诸位开国名将皆位高权重,声名显赫,朱元璋活着还可以镇得住他们,一旦朱元璋死了,即位为帝的“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任帝王们,怎么能镇得住势大权重的边将?


实际上,朱元璋取得帝位后最费思量所防范的问题,就是异姓将领篡权夺位的问题。他在位31年期间的很多大事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的。分封皇子、屠戮功臣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必然结果。在唐朝中后期的藩镇之乱后,一千多年间的所有封建王朝,再未赋予守边军事将领以政治实权,也是出于记取了唐朝教训的缘故。


在明后期,边军已经成为明军中唯一有较强战斗力的武装集团。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军队的统帅权实际上掌握在异姓将领的手中,那在京城中的皇帝岂不是就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拿掉的摆设了吗?


明朝的皇帝们其实很在意这个。朱棣的“天子守边”的做法,也源于这个思想。异姓将领不可靠,皇亲国戚也不可靠;儿子靠不住,兄弟更没谱。所以就只能由自己亲自来做了。

汉也是大封刘姓藩王~结果引出了八王之乱~老朱应该有前车之鉴可以参考的~儿子也不是那么可靠~

反之~分封将领去守边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东周虽然后期王权名存实亡军镇诸侯割据~却是存活时间最长的王朝~唐朝也是军镇割据~却也是在安史之乱王权衰落之后才开始失去对各军镇的控制权的~实际上明朝后期也是靠臣子去守边界~明朝四大防区里都是文官名义统治~武将指挥战斗~所以我觉得让武将守边界并不是什么问题~起码不会再短时间内让明朝终结~


以藩王出镇地方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有传统的,这个归根结底是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的。对于帝王(特别是王朝的开国帝王)来说,自己的王朝在未来是亡于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或是权臣篡位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他那一家一姓失去政权,再也不能作为君临天下的天子执掌大权,作威作福;而且,作为封建王朝灭亡的一个后果,皇帝的家族一般都会被斩尽杀绝(从秦开始的中国封建王朝在2000多年里只有很少的亡国皇族逃过了这样的命运)。因此,为了保住权力,防止这样的后果出现,皇帝对于大臣天然是不信任的,越是威望高、能力强、得到大家拥戴的大臣越容易受到皇帝的忌惮(听说过“威震其主,其能久乎”的说法吧?)。朱元璋在位31年,从胡惟庸案开始,到洪武28-30年杀傅友德、冯胜止,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借一系列的所谓“谋反”株连案件几乎杀光了“从龙开国”的功臣们(其建国时的核心统治集团成员几乎只有汤和一个幸免于老朱的屠刀,那还是得说汤和极其了解老伙伴的心思,识时务,不恋栈,建国后立即放弃兵权,居家享乐,不问朝政,以示毫无夺权篡位的野心,才终得善终),其内在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以至于朱家子孙失去天下。


其实,何止是朱元璋这样做,几乎所有封建王朝的开国帝王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刘邦在垓下胜利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进入韩信的兵营,夺取其兵权,之后将韩信削爵降级,又利用游云梦泽的时机突然逮捕韩信,最后还是将被囚京城、已经没有任何权势和谋反可能的韩信杀掉;对萧何等人,刘邦也是百般猜忌,逼得萧何不得不伪装成“污吏”以求自保;最后,在以各种手段剪除了所有在楚汉相争时为争取盟友而不得不分封的异姓诸王后,刘邦与大臣“刑白马为誓”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个屡为后世400年间历代汉朝统治者以及维护汉室正统地位的人所引用,作为法理武器来抨击诸如王莽、曹操等“篡汉之贼”。


西晋司马氏在取得政权后,认为曹魏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分封皇室以藩卫王朝,以至于大权落入异姓权臣之手,失去天下,因此,大封司马氏皇族出镇各地,最终酿成“八王之乱”,直接导致西晋王朝的灭亡和长期被中原政权挡在漠北的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影响了其后数百年间的中国政治格局。


南北朝时期,各个大小王朝无一不是以皇族藩王出镇各地,对于异姓权臣严加防范。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除了陈最后为北方的隋政权所灭外,其他三个均是亡于篡位的权臣之手(如果加上刘裕篡晋,就是四个),而且权臣篡位的手段几乎如出一辙:利用继任皇帝或昏聩无能、或年龄幼小、或是皇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机会夺取军权,之后利用掌握军队的有利地位自立为王,在政府中扶植心腹、排斥异己、架空皇权,最后以“禅让”之名行政变之实,而且都在建立新朝代后将前朝皇族诛杀殆尽;在北方,北魏分裂后均亡于大权在握的“股肱之臣”篡位,而除了北齐亡于北周的兵锋外,北周亡于外戚利用皇帝幼小、皇室衰微的机会篡位,而隋也是亡于李渊利用隋末农民起义致天下大乱的机会乱中夺权。


唐朝建立后,对于异姓功臣和能臣的防范也是很严格的。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武则天称帝后唐实际上是亡国的,因为不仅皇帝换了姓(甚至换了性别),而且连国号也改为“周”。如果不是武则天最后在“还位于子,宗庙祭祀时可以作为皇后享祭;而如果传位于武氏,则宗庙祭祀中没有姑姑享祭的道理”的劝谏下在临死前还位于唐中宗李显,则唐朝就会成为历史上唯一亡于妇人之手的王朝。在武氏之后,玄宗之前,还出现了韦氏之乱。而终结大唐盛世的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够发生,与安禄山、史思明等作为出镇在外的异姓权臣、手握重兵而不受中央政府(皇帝)的节制有很大的关系。在安史之乱后,终唐之世,唐朝中央政府就再也没有解决异姓权臣拥兵自立的问题,最后篡唐的朱温也是拥兵自立的异姓大臣。


唐之后宋之前的几十年里,政权象走马灯似的的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内部争权夺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北宋兴起于“陈桥之变”,赵匡胤因此深知异姓将领掌兵的祸害,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作为对于异姓武将的防范,宋朝不仅明确规定了以文治武的原则(这个原则为后世历代所沿用,并且在近现代发展成为“军事服从于政治”的原则),而且不惜削弱国家对外战争的实力,大力加强皇帝直接统帅的禁军,削弱驻守地方的厢军和边军,以确保“强干弱枝”,有野心的人没有造反的实力;规定“兵将不得专属”,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有战事时临时由国家将某支军队交由某将领指挥,战事结束,将领则需立即交出军队指挥权。因此,象岳飞这样的人物,终为宋室所猜忌、防范也就不奇怪了。除了岳飞“北迎徽钦二帝”的说法做法为赵构所忌惮外,那支基本上只有岳飞能指挥得动的“岳家军”也是南宋皇帝的心腹大患。从赵构的角度看,如果岳飞真的踏平黄龙府、迎回北狩二帝、重建天阙,则岳飞功高盖世,加上手握重兵,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想重演“陈桥之变”(须知,当年赵匡胤也说过他本不想夺位,无奈下属兵将以刀枪相逼,逼他不得不做皇帝——虽然地球人都知道这是纯粹的胡扯),他赵构能以什么来抵抗呢?所以,任由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终宋之世,皇帝以对外积弱、连战连北为代价,解决了拥有兵权的异姓大臣对于皇位的威胁。但是这个代价过于沉重,其后果就是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亡国于异族入侵。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出于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的考虑,不得不对当年曾经与他同患难的那些有功之臣严加防范。历代封建王朝的开国帝王与开国功臣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富贵的根源就在于,皇位的诱惑实在太大,而又只有一个,一旦条件许可,任何人都会争取成为那个“真龙天子”,而一切的约定、道德在这样的诱惑面前都是分文不值的,只有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而明朝建国前(以及建国后巩固政权)的一系列战争的实践证明,朱元璋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些不世出的军事、政治天才,和他们相比,自己那些才交弱冠之年的儿子们未免太过稚嫩,无论是为人处世的经验、政治斗争的技巧还是统领国家万民的威望都远远不及。如果任由这些人掌大权于朝堂之上,领重兵于国家要地,一旦自己死去,他们必然失去制约,而一个“皇帝”的虚名根本无法帮助自己的儿子对抗这些经验丰富、拥有实权的异姓大臣(后来的靖难之役的全过程就是对朱元璋这种担心的最好证明。因为夺权的是朱元璋的亲儿子,继任皇帝的亲叔叔,所以还是朱家内部的矛盾;如果朱棣是一个异姓大臣,则朱允炆的失败就意味着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从自私的家天下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朱元璋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削弱乃至剪除这些人的权势、影响,直至将他们肉体消灭;同时,必须扶植自己的儿子们,让他们在各地执掌大权,拱卫朱姓王朝。在他看来,儿子是最能靠得住的人——尽管事实证明,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儿子也是靠不住的——其实这个也不奇怪,我们自己想想,自己那点小家小业还不是往往最终要给儿女?封建皇帝看待天下,与普通人看待自己的家产是一样的,千万不能用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民主政治思想来要求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所以,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传承千年的丞相制度(当然后世“丞相”借“内阁首辅”之名还魂是老朱怎么也料想不到的);分封儿子出镇各地;规定藩王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拥有干预地方政事、调度指挥军队的权力;任何大臣对藩王要拜行天子之礼,出击蒙古的各军,如果有藩王随征,则所有将领无论级别、资历均受出征藩王的节制(当然,很多时候,实际上出主意想办法的还是这些将领,毕竟有些藩王刚上阵,实在太嫩,不可能有实际指挥军队作战的能力);国家有乱,藩王可以起兵“诛奸臣,清君侧”(讽刺的是,朱棣造反正是借口朱元璋的这一“祖训”);等等。所有这些做法,在朱元璋看来,是他借鉴了过去一千多年间的种种历史经验教训而所能安排的最好的治国之道,是可以保证朱家天下享国长久、传于万世的法宝。因此,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了,还特地搞了《皇明祖训》,规定后世帝王只能照他的办法行事,不得做任何更改。


从客观效果看,朱元璋的做法的确有效地压制了异姓大臣对于皇位的觊觎。终明之世,没有出现过权臣对于皇权的严重威胁。无论是治世能臣如三杨、刘大夏、马文升、谢迁、李东阳、刘健、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力挽狂澜如于谦、孙承宗、袁崇焕等,抗敌名将如戚继光、谭伦、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权奸如严嵩等,宦官乱政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无一能对明朝皇帝的皇权构成致命威胁。而且权臣得势皆由皇帝的支持,权臣失势也是皆由失去皇帝的宠信,有明一代200多年间无论皇帝是英明还是昏庸,勤政或是懈怠,莫不如此。


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的确是长期由异姓边将直接统领边军戍边御敌,但是这与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是根本不同的。有明一代,不论是多么声名赫赫的军事将领,其统兵的合法性均是出自朝廷(皇帝)的任命。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就会“片纸旦下,而夕系于请室”,想借助属下的部队起兵造反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明代的边军属于政府(也就是皇帝),不是统兵将领“父子传承”的私人武装,即使是戚家军这样以将领名字命名的军队,中央政府依然有自由调动和任免将领的权力。这些使得当时无论多么凶悍的军事将领,都无法借助军队形成地方割据。而这样的结果,恰恰是朱元璋没有将实际权力交给异姓军事将领的结果。


作为对于朱元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明成祖朱棣通过一系列的削藩行动进一步削弱了藩王的权势,夺回了藩王手中的地方军政大权,而后世明帝陆续的限藩规定使明中后期的藩王实际上成了只能领取国家俸禄的纯粹的寄生虫和皇帝的高级囚犯,稍有异动即有被削爵囚禁的风险。这样,明朝皇帝消除了对自身统治最主要的两类威胁(异姓权臣和皇族内讧),但是皇权的空前膨胀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最终导致王朝走上衰落灭亡之路。

本文内容于 2010-3-17 12:40:11 被5v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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