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讨厌江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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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一次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


谁都知道,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


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毛泽东说 (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岗)、饶(漱石),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 《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


从毛泽东这段相当坦率的叙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怎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


1966年4月,江青积极参加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持”或“部分主持”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等。在这个通知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组长,这其中的深意即谁的旨意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


下面讲一件我亲历的1967年 “五一劳动节”那天的事情。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 (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于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照了相。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再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讲,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敌人是刘少奇即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而江青是刘少奇专案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制造刘少奇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上,江青态度最坚决,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多,调门也最高——不消说,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的心愿和要求的。


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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