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军”统领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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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但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名臣” ,还造就了几位来自西洋的名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个。 戈登不见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绝对是个传奇人物。戈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毁誉参半非常与众不同。在中国官方正史里,戈登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屠夫,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长毛之乱的大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但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名臣” ,还造就了几位来自西洋的名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个。


戈登不见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绝对是个传奇人物。戈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毁誉参半非常与众不同。在中国官方正史里,戈登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屠夫,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长毛之乱的大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在英国的历史里,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语出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戈登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戈登爱憎分明,无论褒贬都是一边倒,也算叹为观止。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戈登盖棺定论,而是通过记述戈登这个传奇人物一生的重要活动和事件,勾画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像。至於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人物,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 平凡的早年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军校里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后,一个高年级士官站在楼梯口挡住新生去路,不让他们通过,戈登径直上前,低头猛撞此人腹部,这个士官一路滚下楼梯,摔出门外,为此戈登几乎被开除。戈登早年表现出的这种宁折不弯的强梁个性,伴随了他的一生。


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20岁的戈登正处於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神学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里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观点:“上帝掌握世事发展的方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好像马背上的骑士决定马的前进方向,无论马乐意还是不乐意。一个人想要快乐,就得象一匹俯首贴耳的马一样,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准备。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有上帝安排。”


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做这项工作需要经常从己方战壕探身眺望,然后描绘下来看到的俄军战壕走向,许多工兵因此被俄军狙击手射杀。戈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测绘工作,最后却毫发无爽。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1859年返回英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由於来得晚,戈登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戈登在日记里记述英法联军官兵“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 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这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势正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於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



2. 常胜军


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回忆录”,这样反省江南战事的逆转:“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1860年3月,李秀成率军从皖南进入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杭州,引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来救,然后退回皖南,会合陈玉成回师天京,大破江南大营。5月,李秀成领兵东征,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兵锋直指上海。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上海官绅惊恐万状,谋求自救。他们先乞求上海的英法联军“派兵助剿” ,由於英、法两国正和清政府交战,拒绝援手。两江总督何桂清即令江宁布政使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筹饷募勇,保卫上海。


吴煦靠捐纳起家,先任嘉定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联络英、美、法等国,镇压小刀会起义,赢得西方人的信任。现在大难临头,吴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从上海租界的酒吧里招募了数百西洋盲流,组建了一支“洋枪队”。


华尔曾经效力于法国外籍军团,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当时各国武器贩子云集上海,出售的武器良莠不齐,华尔慧眼识珠,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洋枪队,比如美制夏普后膛步枪(Sharpe Breech-loading Rifle) 、德制德莱塞撞针步枪(Dreyse Needle Gun)和美制寇尔特左轮手枪(The Navy Colt Revolver)等等。8月,洋枪队协同清军首战青浦,西洋盲流一触即溃,太平军胜利克服松江,进抵徐家汇,离上海县城仅9公里之遥。这时英法联军为了自己的利益武装干涉,出动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夹击太平军,迫使其退回松江。


青浦战败以后,华尔痛定思痛,遣散了西洋盲流,以一批菲律宾雇佣军为骨干,招募了大约三千中国人,组成三个团,着西式军服,以西法操练。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法等国开始改变以前的“中立”政策,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华尔洋枪队得到大批新式榴弹炮和臼炮,战力大增。1862年2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附近两败太平军,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华尔官封四品,后来又娶了吴煦的女儿为妻,并加入中国籍。4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乘英国商船抵达上海,立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以后常胜军和淮军并肩作战,接连攻占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桥、柘林、奉贤等地。青浦被清军攻克以后,李秀成领精兵一万从苏州赶来,连续击败常胜军和淮军,收复青浦,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在上海城外30英里和淮军、常胜军对峙。


1862年9月,华尔在宁波附近阵亡,美国人白奇文(Henry Burgevine)继任常胜军统领。白奇文显然并不称职,洋枪队官兵军纪败坏,李鸿章大伤脑筋,请求英军司令斯塔夫利(C. W. D. Staveley)为常胜军任命一位统领,斯塔夫利挑中的人就是刚刚升任少校的戈登。这个任命有裙带之嫌,因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两人曾经在克里米亚共事过。由於这个任命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戈登一直等到次年3月才走马上任。


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此时李秀成在苏南一线分散兵力,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消极防御。太平军的要塞堡垒对付寻常的绿营乡勇绰绰有余,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火炮面前则不堪一击。1863年5月,常胜军进攻太仓,戈登先以榴弹炮进行四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将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然后再命令冲锋,常胜军、淮军士兵和残余的太平军激烈肉搏,经过苦战才攻克太仓。此战太平军阵亡两千人,是常胜军的十倍。


接下来攻昆山,戈登和淮军将领程学启考察地形,发现昆山被水道包围,唯一退往苏州的道路建在河边。戈登於是率军乘炮艇迂回西南,断敌退路。昆山太平军溃逃,常胜军的铁甲炮艇沿河追击,在十几码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霰弹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苏州太平军守将谭绍光率兵来援,和淮军、常胜军发生激战,被击退。昆山之役太平军阵亡三千,而常胜军也伤亡五百人。


戈登在1864年春天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挽救生命云云,大概指尽早结束战乱,使老百姓不至於长期流离失所。戈登以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这封信并不是在唱高调。



3. 苏州杀降


李鸿章初见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顿生英雄相惜之情。此前李鸿章接触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贩子,和他们相比戈登真是鹤立鸡群。(作者按:下面引用的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译自英文史料,李鸿章原话暂时没有找到,留待以后弥补。)


李鸿章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戈登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 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更为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对戈登的看法逐渐改变。7月,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戈登将军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须管住他那张嘴。” 这句话事出有因。由於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於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本来李鸿章和戈登可以相安无事直到战争结束,但“苏州杀降”事件使两人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常胜军火炮犀利,苏州外围石垒、长城相继被破,太平军守将郜云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过淮军营官郑国魁联系,和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密会。郜云官同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做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11月29日,苏州守军投降。四天以后,郜云官等降将被杀,这就是“苏州杀降”事件,事情始末在谭伯牛的《战天京》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


根据李鸿章的记录,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因而并不在场。事实上,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他杀降时仍在苏州,只是被入城的淮军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软禁了一个小时,而降将们就在这段时间被砍了头。戈登在得知杀降以后,留了一封短信给李鸿章,然后才乘汽轮回到昆山。李鸿章的不实之辞,大概还是想为戈登开脱责任。


种种迹象表明,杀降早有预谋,戈登显然是被利用了。洁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拒不参战。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李鸿章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接着重赏常胜军白银六万两,其中一万两奖给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的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


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一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打算拒绝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但在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於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常州克服以后,太平天国的灭亡指日可待,於是常胜军在昆山解散,戈登随即返回英国。


戈登和程学启并肩作战,结下莫逆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苏州杀降”事件以后,戈登憎恶程学启背信弃义,手捧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发誓与程绝交。不久程学启去世,戈登又悲不自胜,将两面“程”字战旗带回英国,留作永久的纪念。戈登临走时向中国同僚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於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 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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