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自评中共抗日第一战:平型关头脑发热吃了亏

许八多 收藏 0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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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不过,粟裕是才连跳两级上来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则是“老”资格的连长了,而且他还有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怀里揣了张黄埔军校文凭;二是有两位中共党内资历不浅,比他大十岁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与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就是这两位老兄引导、支持的结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龙凤,后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解决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腰斩”了张国焘的最高领袖梦,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带部队北上,与毛泽东再度会师握手。


毛泽东对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即后来邓小平接替的职务),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后,他与朱德等人一起亲自为他抬柩送葬,还极为罕见地亲笔题写了墓碑之名。


林彪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头鸟”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脱颖而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候,既然都是连级干部,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难免有与战友比拼战功的心思。林彪总随身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独自写写画画。聂荣臻回忆说,他曾看到本子上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多年后,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这一段经历还记忆犹新,也很服气。他回忆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


但林彪很快就从小小连长“高升”而去,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一路高歌猛进,成了毛泽东的第一干将,也成为粟裕的上级。


这除了上述外因,还有两个内因,也都与他“九头鸟”的精明强干有关。


一个是他的确肯动脑,会打仗。


但井冈山上会打仗的人不能说少,正如天下从来不缺千里马,只是缺少相马的伯乐一样,别的将领就没有林彪这么幸运,有一个接一个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这就牵涉到他的第二个内因:会来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茨坪开会,军政首脑济济一堂。


林彪主动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说:“敌人来进攻,红军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这几乎都是毛泽东常说的话,也是他秋收起义后不断思索的建军经验。见这个年轻干部领会得这么透彻,毛泽东很兴奋,忙问身边的陈毅,这是哪个?


陈毅告诉说,这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三只虎。


毛泽东对这只“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黄埔军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旧相识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个月后,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马失前蹄,不幸殉职。毛泽东就提议林彪继任团长,使其成为仅有的四个团之一又是绝对主力团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过“资历”的束缚,步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按实际作用来说,军中也就只有毛泽东、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泽东就有过林彪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因为朱德的反对,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人,最后只好折衷,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如今终于得以“天遂人愿”,心想事成。


毛泽东没有看走眼。


八个月后的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与朱德、刘安恭等人围绕建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赌气提出请辞前委书记。


林彪表现了异乎寻常的主动。


他不但在多次会上言辞激烈,明确支持毛泽东,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


他甚至找到毛泽东,当面恳切地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个上井冈山不到两年,尚未确立绝对权威,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红太阳”也还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闻目睹林彪这一番真情对白,是怎样的深深感动。


更令他难忘的是,随之而来的红四军七大上,他的请辞之举竟然一谶成真。不过,是大家选举之后的落选。黯然离别之际,林彪不但上门安慰,还凑了二百块大洋送给“山穷水尽”的他(但他没有接受这金灿灿的光洋)。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有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畅达也难。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粟裕则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


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


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


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


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


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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