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轻视法制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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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宋乾德四年 宋将王全斌的一次屠蜀行动 并导致蜀军降而复叛 史料较长 : 俄诏发蜀兵赴阙,人给钱十千,未行者,加两月廪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军愤怨,人人思乱。两路随军使臣常数十百人,全斌、彦进及王仁赡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诸州牙校。蜀军至绵州果叛,劫属邑,众至十余万,自号“兴国军”。 贼众益盛。全斌又遣张廷翰、张煦往击之,不利,退入成都。师雄分兵绵、汉间,断阁道,缘江置砦,声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东川、果、遂、渝、合、资、简、昌、普、嘉、戎、荣、陵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

“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根源--儒之弊


儒家有两个著名的典故“窃父而逃”“亲亲互隐”。由于儒家自唐以后依托权力、科举制,成为“高考必修”、甚至“唯一高考必修”后,儒学就成为了显学主体--官学,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涉及了国人生活的个个层面。


在“窃父而逃”中,虞舜的行为与帮助杀人犯越狱并无不同;在“亲亲互隐”中父子相隐行为与包庇盗窃犯也并无不同。而上述两个儒家典故提倡的为亲人包庇的后面,则是一种对法律的公然漠视与践踏。


在上千年的儒家教化下,如此“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道德教条已根植于众多国人的基因之中。再加上儒家对广大民众的愚弄和恫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君子讳,为暴君讳,还为小人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有法不依”的现象就只能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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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尽心》篇中收录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尧舜禹汤”中的虞舜,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倍受肯定和爱戴的圣人贤主。故事原文是这样的: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简而言之,孟子设计舜的父亲瞽瞍因杀了人被司法官皋陶逮捕归案,而身为一国之君的舜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得不接受判词。最后,孟子安排舜为了能够对父亲尽孝道,让他主动放弃自己的君位而冒险将父亲从死牢中救出来,两人从此漂泊江湖、不问世事。


孟子“窃负而逃”的解决方案表面上天衣无缝,但读者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文中其实隐藏着两个大的矛盾。更严重的是,这两大矛盾不管从纯道德或利害关系的角度分析,它们都将扭曲舜原本忠孝两全的立体形象!




身为一国之君的舜既然已决定“执之而已”,让国家最高司法官皋陶全权负责父亲的案件,他最后又怎能骤然“临阵倒戈”,“弃天下犹弃敝蹝”般的抛弃他起初维护的法律而“窃负而逃”呢(这和帮助杀人犯越狱又有何不同呢)?

本文内容于 2010-3-16 18:15:50 被铁血河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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