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人为何凶残:野蛮残忍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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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核心提示: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

核心提示: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惟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做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奠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这里,写出这些信的人,表现出他们不同凡响的勇气。读这些字句,我们了解到,对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人说来,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读者来信明日必死


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举手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年纪很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人:“那些人干什么哪?”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这就是特攻队员到鹿岛神宫去作最后的参拜。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特攻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心中堵得难受。每当我看着和当年的特攻队员同龄、正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到,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如果在我们能有所建言的时候不说话,后果不堪设想。


大场满子 47岁 主妇琦玉县学习的好地方


这个专栏淡战争的悲惨、战争的恐怖,已经谈得让人发腻了。的确如此。战后四十年,换个角度看战争怎么样?昭和18年12月,我告别病危的父亲,作为学生兵参加中部第五十二部队工兵队。没有上战场,在新城田丁迎来了终战。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子似地,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了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 虽说生活严格,可没一个人因此死掉。大概是因为土气高涨吧。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 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都是因为没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我从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学会了忍耐,学到“只要干就能成”,这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的珍贵的学习经验。 伊藤真治 63岁 退休教师 岐阜县等着瞧,等上了战场……


四十几年来,我一直苦于耳鸣。战争期间,我作为肩扛一颗星的召集兵,被上等兵没头没脑地殴打,留下这个后遗症。军队中不讲道理地殴打新兵和召集兵是常事。军队根本就是把胡乱编造理由的殴打当成教育的最无知、无人性的集团。当时打我的那个负责军械的上等兵,是个一开始打人,就发了狂似地不知休止地打下去的家伙。我从心底憎恶他。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等着瞧吧!等上了战场……”那时候召集兵之间悄悄传说“等到了战场,从后面给他一枪。”


幸而,召集解除,没打过仗就退伍了。如果召集没有解除,上了战场的话…-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脊背发凉。美其名曰“壮烈牺牲”的军人之中,在冲锋时被从后面飞来的仇恨的子弹击中的,大概不在少数。战争这种异常心理状态,使得诸如此类的疯狂行为到处发生,见惯不惊。


渡边克己 73岁 退休 大分市思想犯成了老兵体罚的靶子


我要说的这个人是小学教师,因为抵抗军国主义教育,挺身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逮捕。他被取消只服短期兵役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参加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间隔还不到五年时间,就作为现役兵,又一次被扔进了军队。老兵和下士官好奇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大、高个子的新兵,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个施暴欺侮的好对象,毫无防备地落到这里来了。更何况他还是思想犯、非国民。老兵们肯定估计到,军队会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于是,他就不得不忍受老兵们日复一日的折磨。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而他作为新兵中与众不同的靶子,背负着“非国民” 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要被迫接受二、三倍的体罚。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第二次入伍更得掌握条令。”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用棍棒殴打臀部,老兵让新兵:“间隔一步排开!”,然后从头开始,挨个打来。打过一轮,一年军龄的新兵解散,照旧把他一个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军龄的新兵也学会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轮到新兵洗澡的时候,脏水已经快没到脚脖子了。所以,新兵总是乘老兵没看见,偷偷到河里洗澡,捏死千人针(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流行给出征士兵送千人针,由一千名女性每人一针、在白色棉布条上绣出图案,据说可以避弹。)上的虱子。那次一起在河里洗澡时,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来“哎哟,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自己就着水面一照,脑袋嗡地一声,只见自己的臀部高高肿起,好像一个青紫色的大桃子。


有些士兵自杀了。有些土兵逃跑了。这里是国境线,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站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看到和平和民主主义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稻永仁 74岁 退休中学教师 佐世保市,我心中埋藏至今的秘密


昭和17年10月,我在松山市的西部第62部队服役,接到命令,与数十名战友到广岛县宇品港领取阵亡将士遗骨。遗骨装在附有名签的木箱中,是南方战场的牺牲者。遗骨的状况讲述着战场的实际情形。在战场后方的野战医院死亡者遗骨,是整洁的白骨,小心地按骨骼的顺序安放在木箱里。随着战线的推进,遗骨变成黑乎乎的;而再前推到火线,大概连安放遗骨的余裕也没有,只能保存死者的印章等简单的遗物。


有一个木箱中没有遗骨,只有一个空罐头盒,装了一些蜡质的东西,里边浸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人的小指,从指根处切下来的。从更前方的战线来的遗骨,就是一个空箱子。


伺题是怎么处理这些空箱子。想一想遗属的心情,给他们一个空箱子,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商议,既然阵亡者都是上战场时发誓同生共死的战友,那么虽然不是亲人,也可以接受其他阵亡者遗属的供奉。让遗属伤心的事,也会让阵亡者的英灵不安。于是,决定把其他箱子中的遗骨分一些过来。我们为了这欺骗遗属的行为而颤抖,用发抖的手把阵亡者的白骨分到那些空箱子里。


这么干对不对?我至今不能决定。也许一辈子,这伤口都会留在心灵上。那次和我一起领受遗骨的战友已经在)中绳战役中玉碎,他们的遗属没有得到一片遗骨。


和泉彻 66岁 退休地方公务员 别府市我打过补充兵


“乌鸦还有不叫唤的时候,熊井可没有不挨打的时候。”后来一块儿当兵的伙伴都是这么说我,因为挨打,我的左耳至今失聪,既然我有这么个名声,当我在前线升为一等兵和上等兵时,老兵们啧有烦言,也就理所当然了。接着,第二年我又当上了专管训练新兵的上等兵。于是我要求自己,第一不打人,第二不让他们偷东西。我已经体验到,打人没有教育的效果,当兵的就算挨了打,也完全记不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被谁打。


偷盗在军队被叫做“补充缺额”,而受到夸奖。在军队里,缺额物品非靠偷盗不能补充。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许偷东西。”一次,宿营演习以后回营,有人申诉:“我的便鞋丢了。”于是我带着这个兵,把每个班的便鞋都集中起来检查,在相邻一个班发现了写着他的名字的便鞋。


“谁偷的?老实说出来。不说出来,就用这便鞋打你们全班。”但是谁也不说。我一边祈祷“谁出来阻止就好了”,一边开始用那双便鞋殴打士兵。最后,那个班的上等兵出头请求别打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讨厌那个班负责训练新兵的兵长而迁怒于补充兵,那个家伙老是对新兵吹牛说“当兵有窍门”,教导他们”军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等等。这件事作为我军旅生涯的悲惨回忆,一辈子都忘不了。


熊井雅男 67岁 原上等兵 东京挨打260回


我的军旅生涯,一言以蔽就是训练和挨打。起床,可以说就是训练。老兵手持竹刀,站在三角形营房的入口处,盯着我们,超过规定时间的,毫不留情地“砰”地打过来。点名以后回营房整理内务。时不时的,老兵们故意把床单、柜子里整理好的衣服倒腾得到处都是,还跟我们说刚发生过地震。碰到这样的日子,早饭赶不上吃一半儿,就得出发训练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兵营的情况也就了解了:老兵就是神,老兵闲下来就不知干什么好。虽说真正教育性的惩罚也有,但多数惩罚往往是老兵闲极无聊或来了情绪。执行惩罚之前,先得说一通“这是给你们灌输军人魂”。然后命令我们排成一排,咬紧牙齿,保持立姿。老兵用拳头挨个打我们。这算是好的。还有用系佩剑的皮带和皮靴筒用尽力抽打的。打得我们额头上汗津津的,几乎到了人体忍耐的极限。


也有侮辱人格的惩罚,老兵在一边看笑话,这已成惯例,而且还要当作“老兵的恩情”。我自问:为什么要执行这些没来由的惩罚措施?因为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组织,而战争,无非是杀人和被杀。以人类的平常心,是无法杀人的。所以,要用无理由的残酷惩罚,把人改造得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条件反射地执行长官命令。我曾暗暗发誓永不忘记我的经历,记得我一共挨打260回。


坂田毅 62岁 退休江津市受命赴死的青年的想法


20年了月,我作为陆军振武特攻队员,驾着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一一没有任何武器装备,机身唏哩哗啦作响,只带了250公斤炸弹一一在不知何时会接到出击命令的情况下,疏散到南九州机场。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红薯田,我们吧飞机隐蔽在田里。


克拉蒙轰炸机来袭击机场了。在50米高度超低空飞行,用机关枪哒哒地扫射。我趴在地上,扭过头去看,可以看到飞行员的半个身子,没穿衣服,大红脸。这家伙真可恨!到底什么时候才命令出击?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敌人已近在眼前。出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非得早做打算。没错儿,最后就那么干吧!出击的命令一来,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起飞,看准机会,不让同机的人发现,偷偷关上燃料箱的节门。这样一来,没有燃料,不在海面迫降也不行。不管怎么样,手脚横是得废掉一两只,可人能活下来。我讨厌冲锋陷阵。太可怕了。完全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根据什么理由做出决定,就被划成特攻队员去送死,这绝对不行。我要活下去。不管怎么样也得活下去。


(摘自《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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